几天前，和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聊天，问现在忙什么，他说忙着制造论文。我不由笑了。我说，那是产业工人的事情，你一个学中文的，关注的是精神，怎么制造？于是他就回答说，什么东西，只要批量生产，那就是制造。
　　“制造”一词带有鲜明的工业时代的特征。与之相连的是社会生产的产业化，产业化的结果是源源不断地在流水线上生产模式基本相同、价格相对低廉的社会所需产品，使用最多的手段就是照模“复制”。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篇《新京报》的采访文章，其中提到国内大学的量化管理体制，即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决定着他的待遇、名望和升迁，大家活在一种紧张的竞争之中。我们知道，与待遇、名望和升迁相关的是衣食住行的层次和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教授学者们每写一个字，就是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增高一层台阶。思想没有意义，文字才最实在，这种物质的外化谁都一目了然，所以也就没有谁傻到要讲究内核的本质而忽视外套的华美，而积累文字的最好办法就是“流水线”生产。这可能也是我的朋友说自己在不停地“制造”论文的根本驱动力。
　　针对这样的现状，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杨福家认为，这样一种量化的考核体制是成问题的，是缺乏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应该拥有的“大爱”的体现。他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故事：他们的一位教授迷上了费马大定理，8年之间不担任教学也不搞其他科研，一心钻研费马大定理，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在数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杨教授反问：“8年之间，普林斯顿大学可以容忍他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不承担任何其他教学科研任务，这在中国可能吗？”这一问掷地有声！谁都明白问题的关键，但谁都不会主动站出来，挺着铁骨与之抗衡，最后换来的是别人的白眼和生活的无望。我们的大学这几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态势。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大学里冒出来，一个个走进实验室、研究所、教研室，把自己藏在书斋里，行走于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里，面孔洁白，衣衫整洁，或者不定时地走进千山万水，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报告会，何等的高雅不俗。可是，一年一年，我们研究的成果如山一般，然而，我就怀疑那些所谓的成果除了作者和编辑之外，还有谁有心情去细细研读，以求精神的滋养。再者，那些文章究竟闪耀着多少思想的光辉，又有几多人性的色彩呢？
　　作为教师，经常会遇到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老师经常读什么书。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书。每天都要读，这是肯定的；不读就感觉头脑空空荡荡，无所依傍。张贤亮说文人看到地上一张烟纸也要把上面的文字从前到后读完，这是文人的阅读天性，但我究竟在读什么呢？吴亮有一篇文章叫《你喜欢什么你不用去说》，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人常问他还读不读小说。他说：“事实上，我现在基本上不读小说了。我没想过这有什么理由，因为理由实在很多。”我想以后我就用这样不是理由的理由回答学生好了。其实阅读本不需要理由，写作也不是出于目的，至于论文的出炉，那应该是探索的追问，或者至少是对于问题的回答。但事实上，许多人的阅读是指向性很强的。拿文学评论家来说，那就是非要在不是问题的问题中找到纰漏。阅读一篇小说，从一开始就瞪圆了双眼，表现出强烈的攫取欲望。如果一篇小说看完，自己不写一篇评论文章，然后到某刊物发表，那就感到真是白看了、劳而无获了。就像农民种地，昨夜撇下种，今朝长出芽，今天栽下树，明天就乘凉；也像工人，流水线的开始装上一个零件，结束时就要包装出厂，卖不卖得出去，那是销售的事情，与己无关。阅读者应有的休闲，精神旅程的甘苦酸辣，由于背负着沉重的任务和功利，全被扫除得一干二净。在这种状态下，何谈与作者的心灵休戚相通，达到灵魂与灵魂交流的境界呢？
　　历史学家朱学勤谈到一些知识分子讨论“为学术而学术”问题。他说：“就这句话的精神而不是职业分工而言，我看到过两个人有这样的气概，一个是证券商人，他白天管理他的股市营业部，晚上在他的经理室用电脑打他的《近代海军史》；一个是房地产掮客，他白天在工地，晚上进入《范仲淹传记》。”可是，我们大多数的研究者，往往就把学术当成了自己的职业，职业业绩的好坏就是论著数量的多寡。著作等身，便是一种光耀天地的荣耀，可是，那只是如肥皂泡一般反射的太阳的光辉。学院的门槛很高，拒绝粗俗与野蛮；同时学院的肌肤也很嫩，经不住风雨的敲打。从学校到学校的简单生存，不能为我们造就贴近自然、穿越历史的大家名宿。
　　由于学的是文学，就经常翻翻关于文学的评论文章，感觉比较有价值的，就算是对于当下作品或作家的点评了。当然，出于商业目的的阿谀之词是不在其列的。比较让人头疼的，就是那些就评论而评论的文章。他们在既往的理论上构架新的理论，把理论当作基础；作家作品完全不读，为了追求所谓新的东西，自己绞尽脑汁，在本来就已经是名词扎堆的理论上再造出更多的莫名其妙的词汇，晦涩艰深，让人不忍卒读，还美其名曰“理论重构”。《吕氏春秋·察传》讲：“狗似，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基于理论的再理论，一来二去也就变成了人和狗的关系，最终落得个不狗不人、贻笑大方。
　　所以，研究者的土壤是生活，生活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点滴汇聚，它需要花费时间去做调查，需要把脚步踩在真实的沟沟坎坎上。人生冷暖、风云际会，花开花落、沧海桑田，都不是藏在书本里的蝇头文字，而是流动于大地上的本色诗行。海明威阅尽人世沧桑，小说里面字字浸透着深刻的生活体验。现代人“却把这一生活方式蜕变为浮光掠影的模式”，回避时代，躲避过去时间，构造自己的乌托邦，意义何在？从我们中国来说，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一般都是某一地的官员，直接参与政事，视野自然就开阔得多。他们往往一方面是诗人、作家，一方面又是理论家、书法家、画家。王羲之、张衡、王维、苏轼、徐霞客无不如此。王国维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在1911年以前就已经绝迹了，事实上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即便是在文学艺术已算败落的现代，那些值得一读的文艺评论家也是从写作出发，一步步谈出自己的思想，传授自己的精神的。
　　我一直很钦服于沈从文的这句话：“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那是一种自信，也是无比的自豪。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在制造思想的同时，面对这句话，又该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