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试验从富国转移
　　
　　阳光透过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医院的窗户流泻进病房，投射在５９岁的亚历山大•叶尔绍夫灰白的胡渣上，他正在用手轻抚着锁骨上一块李子大小的肿瘤。两年前，这名大半生时间都在操纵Ｘ光设备的工人被紧急送进他工作的医院，切除了肾脏部位的一个肿瘤。如今肿瘤再度出现并扩散到叶尔绍夫的淋巴结，这引起了彼得•卡尔洛夫医生的注意，他正在为一种新药招募病人进行临床试验，叶尔绍夫是非常适合的人选。叶尔绍夫当即在同意书上签署了姓名。“他们告诉我治疗很安全。”叶尔绍夫说道。
　　对叶尔绍夫而言，作为一个癌症晚期病人，面对束手无策的国内医疗系统，现在有机会每月获得价值８００美元的药品和值得信赖的医生，无论如何总比坐以待毙好得多。
　　在俄罗斯，像叶尔绍夫这样的病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参与了各种各样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几乎清一色由西方主要的制药公司主持。事实上，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俄罗斯?熏在印度和东欧的某些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越来越多的药物临床试验正从富裕的发达国家向相对而言不那么发达的甚至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转移。据这些制药公司的负责人透露，今年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临床试验约占总试验量的４０％，比１９９９年的１０％上升了３倍。
　　西方制药公司将大部分试验承包给一种通过合同形式提供新药临床试验研究服务的专业公司，这些公司再将招募病人的工作承包给不发达国家的医生。据了解，美国墨克公司的Ｖｉｏｘｘ和Ｚｏｃｏｒ等销额惊人的药品就是在不发达国家试验的产物。
　　
　　向着“经济利益”迁徙
　　
　　药物临床试验不在技术水平高、医疗设施与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进行，反而大幅向落后地区“迁徙”，不禁叫人心生疑惑。
　　其实，谜底就系在“经济利益”这４个字上。通常，一种新药上市平均要花费９亿美元，其中大半费用与测试药品对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４个环节密切相关。招募病人又是药品开发过程中耗资最多的环节，往往占总预算的４０％。
　　而在俄罗斯等国，药品试验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却让招募工作变得快捷又简便。参与试验的医生透露，在俄罗斯招募病人比在美国快１０倍，为药品上市节省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同时，相关资料显示，在美国，用于每位病患的试验费用高达３万美元，但在罗马尼亚则可降至３０００美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鼓励药品在多种族人群身上试验，以期扩大药品适用范围的做法，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不过，更重要的是制药公司本身存在着为药品开发新的销售市场的强烈欲望。据估计，今年俄罗斯药品市场总销售额约为５０亿美元，印度约为５４亿美元。
　　不发达国家的病人也比发达国家的病人更易被诱导参与试验。在这些国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使走投无路的病人在面对免费的药品与治疗时，往往更难有招架之力。“这里的病人更易信赖医生。”曾参与过圣彼得堡１１项药物试验的Ｖｉｋｔｏｒ Ｋｏｓｔｅｎｋｏ医生说道，“他们急切地想在同意书上签名，准备配合试验以期获得帮助。”
　　试验不当的恶果谁来尝
　　Ｋｏｓｔｅｎｋｏ认为，试验对医患双方有百利而无一害。通过招募，医生可以获得可观的报酬，据了解，每说服一位病患，医生便可提成９００美元；同时，参与试验还能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病患则可免除巨大的花销，得到先进的药品与良好的看护，从而摆脱困境。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一筹莫展的病人而言，试验也许是幸运之神，但也可能是将他们推向死亡深渊的魔手——试验过程中存在的漏洞令人触目惊心。圣彼得堡一名７４岁的老妪迪莎讲述了自己惨痛的经历：３年前，她登记参加了一项药物临床试验，但蹩脚的医生将她的心脏病误诊成了心绞痛，几年试验下来，她的病没有丝毫起色，身体却几乎被折腾垮了。现在，医生对她的病情漠不关心。“我需要真正的治疗。” 迪莎无助地说。
　　由于试验不当造成的严重事故还有很多。１９９６年，美国辉瑞公司未经患者同意，便在尼日利亚儿童身上试验一种治疗脑膜炎的药物，造成５人死亡。目前，该案件仍在审理中。
　　尽管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一再要求与希望药品试验能够重视道德，走上正轨，然而西方制药公司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仍在继续，药物试验还在陆续迁往贫穷的地区，寻求更多的病患、更低廉的价格与更快的招募。虽说目前俄罗斯是块肥肉，但随着试验经验的丰富、监督制度的完善和检查标准的提高，试验费用也会水涨船高。现在，西方制药公司已经着手准备在波兰、捷克等国进行试验，并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东方国度。那时，从瓶中逃逸的药物试验魔鬼将更难被封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