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文件，叫《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因为后来又有一个文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草案）》）也是十条，所以就称前者为“前十条”，后者为“后十条”。
现在已经弄明白了：整个“四清”运动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作为这个运动的根本性指导性文件的这两个“十条”，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为“前十条”写了一个前言，即一直被奉为经典的短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作法的用意很清楚，他是把“前十条”当作寻求正确认识和获得正确认识的典范，因而从理论上对之加以支持。时至今日，主流意识形态肯定前言而否定文件。如果把前言看作文件的组成部分，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就是：这个文件“一半（有关理论部分）是对，一半（有关实践部分）是错”。这样就必然会得出一个包含逻辑矛盾的结论：在正确理论（特别是认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文件。如果不想得出这个推论而又要坚持“一半是对，一半是错”的结论，那就只能得出另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结论：理论脱离实际。
我对这种有趣的现象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总觉得这篇前言与整个文件有着有机的联系，那种“一半是对，一半是错”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如果二者存在着联系，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前言是否有错误的问题了。如果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能被定成“现行反革命”了，因为这篇前言被钦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经典文献，提出它有错误，岂不大逆不道！好在我们已经从个人崇拜的恶梦中惊醒过来，能够比较自由地讨论这种问题了。
那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错误，或者客气地说，有什么局限性呢？
第一， 它没有在人类总体认识和个体认识过程之间作出任何区分。
人类认识的过程，从总体上说，可以表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用以说明认识不可能从人的头脑中自生，实践是其根本源泉。但是，人类的认识是具体而非抽象的，它体现为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之产生过程则要复杂得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拒绝学习，也就是在实践之前先要接受前人的认识，然后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去实践，在实践中再去检验、修正、超越原有的认识。所以，他的认识过程常常倒过来：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不去区分人类总体认识过程和个体认识过程，以前者代替后者，这就必然引出第二个局限。
第二， 它既然认为任何个人的认识过程都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而也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个人在实践之前都不可能有认识，或不应有认识；如果有认识，就会犯错误，因为这种认识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的头脑自生的，而不是真正客观的。这样，此文就重蹈了洛克“人心如白板”的覆辙，设想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状况，因为任何人进行实践时都不可能带着一个空白的头脑，先前的认识总是对眼下的实践起着作用。
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四清”工作队员们被教导：“不要带任何框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占有第一手材料”，“取得真正客观的认识”。这就是让人们在下乡之前先把头脑清理干净，不带任何成见。但是，头脑那么“干净”、调查那么认真的工作队员们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整个“四清”运动为什么都错了呢？这就是因为人们的头脑不可能那么干净，工作队员的头脑中已有的认识在支配着他们的调查，他们是在一定的认识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的，所以他们的调查不可能有是完全客观的。实际上，早在“四清”运动开始之前，毛泽东已经给全国的工作队员定下了一个大框框，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的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1页）简言之，这个大框框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大框框本身就歪曲了客观事实，带上它，还能有什么实事求是？在它的指导下，只能使食不果腹的农民再次遭受政治运动的蹂躏：农村基层干部被残酷整治，逼死人命，倾家退赔（当时所谓的贪污绝大部分是极为贫困条件下的多吃多占），弄得大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不少地方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于是重新划分成份，许多群众被拔高了阶级成份，甚至被新定为地主富农，被没收“浮财”，以至“扫地出门”。至今，每当想起被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伤害的贫苦农民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时，仍然愧疚难当。“四清”运动的现实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完全没有框框地去实践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些框框是否正确。毛泽东所给予的大框框完全错误，因而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些“四清”工作队员头里装着阶级斗争的大框框，却以为什么框框都没有，手里掌握的是最客观的认识，因而理直气壮地大搞阶级斗争，伤害了那么多人，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由此可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所讲的认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认真地吸取现当代世界哲学和心理学的成就，仍然拘泥于唯物主义经验论，拒绝吸收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中的合理成分，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实践第一”，因而也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人的认识的复杂过程。由此我也联想起理论界的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毛泽东的哲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按照这些理论去做，甚至毛泽东自己也违反了自己的思想。这种说法恐怕似是而非吧？
现在已经弄明白了：整个“四清”运动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作为这个运动的根本性指导性文件的这两个“十条”，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为“前十条”写了一个前言，即一直被奉为经典的短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作法的用意很清楚，他是把“前十条”当作寻求正确认识和获得正确认识的典范，因而从理论上对之加以支持。时至今日，主流意识形态肯定前言而否定文件。如果把前言看作文件的组成部分，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就是：这个文件“一半（有关理论部分）是对，一半（有关实践部分）是错”。这样就必然会得出一个包含逻辑矛盾的结论：在正确理论（特别是认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文件。如果不想得出这个推论而又要坚持“一半是对，一半是错”的结论，那就只能得出另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结论：理论脱离实际。
我对这种有趣的现象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总觉得这篇前言与整个文件有着有机的联系，那种“一半是对，一半是错”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如果二者存在着联系，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前言是否有错误的问题了。如果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能被定成“现行反革命”了，因为这篇前言被钦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经典文献，提出它有错误，岂不大逆不道！好在我们已经从个人崇拜的恶梦中惊醒过来，能够比较自由地讨论这种问题了。
那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错误，或者客气地说，有什么局限性呢？
第一， 它没有在人类总体认识和个体认识过程之间作出任何区分。
人类认识的过程，从总体上说，可以表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用以说明认识不可能从人的头脑中自生，实践是其根本源泉。但是，人类的认识是具体而非抽象的，它体现为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之产生过程则要复杂得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拒绝学习，也就是在实践之前先要接受前人的认识，然后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去实践，在实践中再去检验、修正、超越原有的认识。所以，他的认识过程常常倒过来：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不去区分人类总体认识过程和个体认识过程，以前者代替后者，这就必然引出第二个局限。
第二， 它既然认为任何个人的认识过程都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而也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个人在实践之前都不可能有认识，或不应有认识；如果有认识，就会犯错误，因为这种认识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的头脑自生的，而不是真正客观的。这样，此文就重蹈了洛克“人心如白板”的覆辙，设想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状况，因为任何人进行实践时都不可能带着一个空白的头脑，先前的认识总是对眼下的实践起着作用。
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四清”工作队员们被教导：“不要带任何框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占有第一手材料”，“取得真正客观的认识”。这就是让人们在下乡之前先把头脑清理干净，不带任何成见。但是，头脑那么“干净”、调查那么认真的工作队员们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整个“四清”运动为什么都错了呢？这就是因为人们的头脑不可能那么干净，工作队员的头脑中已有的认识在支配着他们的调查，他们是在一定的认识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的，所以他们的调查不可能有是完全客观的。实际上，早在“四清”运动开始之前，毛泽东已经给全国的工作队员定下了一个大框框，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的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1页）简言之，这个大框框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大框框本身就歪曲了客观事实，带上它，还能有什么实事求是？在它的指导下，只能使食不果腹的农民再次遭受政治运动的蹂躏：农村基层干部被残酷整治，逼死人命，倾家退赔（当时所谓的贪污绝大部分是极为贫困条件下的多吃多占），弄得大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不少地方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于是重新划分成份，许多群众被拔高了阶级成份，甚至被新定为地主富农，被没收“浮财”，以至“扫地出门”。至今，每当想起被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伤害的贫苦农民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时，仍然愧疚难当。“四清”运动的现实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完全没有框框地去实践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些框框是否正确。毛泽东所给予的大框框完全错误，因而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些“四清”工作队员头里装着阶级斗争的大框框，却以为什么框框都没有，手里掌握的是最客观的认识，因而理直气壮地大搞阶级斗争，伤害了那么多人，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由此可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所讲的认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认真地吸取现当代世界哲学和心理学的成就，仍然拘泥于唯物主义经验论，拒绝吸收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中的合理成分，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实践第一”，因而也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人的认识的复杂过程。由此我也联想起理论界的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毛泽东的哲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按照这些理论去做，甚至毛泽东自己也违反了自己的思想。这种说法恐怕似是而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