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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原本是天体物理学专有名词，以真空能量为0，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正能量，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负能量。在大众文化传播的场域内，正能量通常被笼统地定义为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2012年12月13日，《咬文嚼字》将“正能量”纳入年度十大流行语，并将其定义为“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①。
“正能量”一词在中国本土的萌芽、传播与演变却是随着一系列文化转型和媒介转型而不断拓展内涵的。正能量在中国本土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可被称为“纸媒阶段”，它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改革开放为经济打开大门的同时，不少作家、诗人、学者和出版社编辑都投身到文学通俗化、文学大众化的现场。在这样的语境下，正能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通常以“心灵鸡汤”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内。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家用电脑、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普及，并成为正能量的主要载体，正能量开始由纸面的心灵鸡汤转移到线上的情感书写，作者也由知名作家、学者、商人拓展到网络门户的站点编辑乃至网民用户自身，心灵鸡汤迎来了全民参与的“电子阶段”，正能量也在新的时空关系下获得了新的媒介特质。随着网络技术与移动设备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写了信息生活的范式，正能量也进入到“移动社交阶段”，它不仅是个人获取情感认同的精神媒介，还成为电子商务树立品牌、明星树立形象、意见领袖和“网红”积累人气的信息资本。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对于正能量这一信息资源，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开始出现分水岭。主流意识形态依托着严肃的、宏大的叙事话语，将正能量表述为“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着力于社会精神面貌的塑造和时代道德取向的引导;而大众话语则通过一系列媒介文化的实践，将正能量挪用为可拼贴、可添加、可延异的文化资本，更在乎受众群体的共情程度与媒介认同。因此，正能量的本体内涵不再局限于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它泛化为一切能够为其发布者、传播者和接受者提供个人情感感知、社会角色定位、社交关系网络和公共形象建构的信息资本。“网络正能量”依托着不同的网络媒介端口，精准捕捉着网络社群的情感需求，成为网民们自发的文化与媒介实践。
一、碎片化体验下的大众话语实践：
网络正能量的文化动因
在新的媒介语境下，网络正能量不再单纯作为正向的情感认同而存在，而成为大众视野中一场自下而上的话语实践。话语本是语言学中的传统术语，是以句子或陈述作为最小单位，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段。而在文化研究和传播语境中，话语不仅是言谈行为，还是陈述系统，应用于“说话者—文本—受众”的三角关系当中②。换言之，话语是意义生产者（编码者）的产物，也是意义解释者（解码者）的来源，是一个文本创造的过程，而作为符号行为的可观察对象，文本是话语的产物。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和归纳网络正能量的文本特征来剖示其话语构成和动机策略。
网络正能量文本的叙事逻辑普遍采取一种“正向过程”来引导一个“正面的结果”，简化因果关系，搁置普遍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把可能性引申为必然性，从而得到有利于“正面引导”的结果。比如将努力的程度直接等同于愿望实现的概率（如《周星驰跑了多年龙套才大红大紫》）、将饮食清淡的程度直接等同于健康的水平（如《病都是吃进去的》）、把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直接等同于其社会成就（如《一个人的精神深度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把成功归因于受苦和受挫（普遍见于诸多未经考证的“名人故事”），等等。这种“正向过程”引导“正面结果”的话语表述，实质上是把人生经验简化为直观的“能指—所指”，将社会关系的阐述寄望于单向度化的“编码—解码”操作，使得人们在信息膨胀的碎片化体验中免去鉴别、筛选、查证信息的步骤，却同时又能凭借最低的阅读和传播成本获得直接的、强烈的、一次性的共情体验和情感诉求。正能量在此过程中被包裹在一种工具性价值当中，使得文本传播者在通过正能量来共享意见和态度的同时获得所属群体内其他个体的认同。
网络正能量的文本特征之所以趋向单向度化，其文本的实现过程之所以简化为直观的编码与解码，跟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经验状态密切相关。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技术革新和科层化的结构重组刷新了社会的整体劳作模式，专业设置的社会分工、批量投放的生产流程和精确安排的人工劳动成为社会运作的常态。不断刷新的社会安排、重新布局的技术资源和深度运作的专家系统，使得人本身由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工具，人群因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丰富的物质资源而转变为“原子化的大众”（atomistic mass）。久而久之，人们对事物的体验也随之而改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价值参照系的流动和瓦解③。在过去，人们通过家庭、邻里、宗教、社会组织等共同体建立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并根据这些参照系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获取明确的身份指述和价值认同。而今，人们越来越难以寻找统一的观念或稳固的信仰来提供安全感和一致感，个体以“人群中的孤独者”体验着现代性所帶来的碎片化和断裂感。在这种碎片化的经验状态下，网络正能量为“原子化的大众”提供了一种重塑话语核心的意指实践，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个体生活的期待、对社会定位的焦虑、对公共形象的塑造寄存于心灵鸡汤、社会故事、养生宝典、微博段子等正能量的具体话语实践中。
在移动传播的技术语境下，网络正能量也为“原子化的大众”提供了角色扮演的契机，它是一种社交互酬的对象。这意味着传播正能量这一行为本身不仅是关于正向社会价值和人生理念的认知活动，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共享信息、互表意见的交际活动，它是人们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情境中聚集在一起，并试图通过集中话语资源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传播学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将这种状况称为“群体内部的传播”（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group）。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优先传播信息的个体往往会被默认为“分子化意见领袖”（molecular leaders），他们在小型群体，如朋友、家庭成员和邻里之中积极地共享信息，久而久之在普通的、亲密的、非正式的、日常的人际接触之中获得某种“威信暗示”（prestige suggestion）④。可以说，正能量发展到媒介融合的时代，渐渐远离了其“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的本义，成为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进行“共生”的信息资本。 二、网络正能量的文化实践误区：
被支配的互动秩序
网络正能量成为大众媒介中的公共命题，既是碎片化的社会体验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也是网络大众通过文化实践主动介入信息秩序的效应。网络大众透过正能量的文本生产和传播，把个体和所在圈层的价值判断和事物认知置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递中，一方面通过简化的话语建立媒介化中心，另一方面以主动共享信息的“威信暗示”确立其信息先导者的身份想象。“媒介过程具有一种我们通常遗忘了的空间秩序。其生产和发布的运作发生在某种空间格局中，其消费模式也同样存在于空间中。”⑤因此，当正能量这种话语形式经由大众群体进行生产，通过网络这种媒介进行传播的时候，其置身的空间格局则很容易表现出无序的导向，牵引着作为文化实践的网络正能量走向一系列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去除话语中心，搁置真伪辨析
无论是1980年代的“纸媒鸡汤”，还是如今随处可见的网络正能量段子，它们普遍放大直观情感和感性判断的意义，不涉及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展现全景式的生活面相，不讲求事理上的考究、求证与逻辑归因，与所谓的知识分子话语和精英话语保持距离。这样的话语实践在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很快地抢占了网民的信息空间和私人时间，更顺利地跟世俗审美和商业运作相契合，成为一种与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小写的文化”。“小写的文化”（cultures）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用以区别“大写的文化”（Culture）的一种社会文化状态，他以字母的大小写为隐喻，“大写的文化”指代知识分子立场和精英分子话语，试图在其叙事当中获得真理位置，制造经典文本，树立高雅品位，甚至负载某种神圣使命。而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小写的文化”以其流动性、破碎性、狂欢性和多元性，从那些真理叙事、经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⑥。确立“小写的文化”其实是一个权力转换的过程，是与既有社会权威、道德权威、美学权威相抵抗的过程，它意味着去中心化的信息策略使网络正能量这种大众话语获得更为广阔的信息空间，甚至成为碎片化的社会经验本身。这种转换过程降低了言说成本，使网络正能量由社会媒介演变为社交媒介的过程。“在媒介由一个‘社会’（social）媒介变成‘社交’（sociable）媒介时候，如何准确表现‘现实’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出现在媒体里，既和‘普通人’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意义有关，也和他们信息的编辑过程密不可分。”⑦通过生产、传播和接受网络正能量，大众默许去中心、非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合法性，甚至迫不及待地将所收获的“正能量信息”视为某种社交资源，不溯信源，不辨真伪。随着参与群体的壮大，网络正能量的文本难免存在脱离逻辑论证，甚至还有虚构杜撰、相互抄袭之嫌。202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栏目《侠客岛》撰文谴责“爱国主义”生意经。文章表示，近年来《越南为何渴望回归中国》《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等“某国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广为传播，这类文章瞄准了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民粹思想，是一种不尊重他国的、虚假的网络正能量⑧。
（二）简化情感边界，降低接受下限
网络正能量所体现的另一个误区是简化情感边界，降低接受下限。当精神层面上的“能量”可以用正负来简单划分和笼统对待的时候，大众话语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话语实践活动，而是更为隐蔽的符号行为，运行着一种把权力合法化的符号权力。因为网络正能量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从某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建立差别、排除他者的过程。大众根据某些直观的、模糊的标准，把诸如“对我有益的”“促人奋进的”“积极乐观的”“让人感动的”“饱含智慧的”信息筛选和分类，将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悲觀的”“怀疑的”以及需要花费时间推敲和辨别的信息统一建构为他者——“负能量”。斯图尔特·霍尔在探讨大众文化实践的时候，将这类行为称作“定型化”，其特征是封闭和排他的实践，即用符号确定各种边界，并排斥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⑨。换言之，定型化是维持符号秩序的组成部分，它建立起一条符号的边界，来区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可归入的”和“不可归入的”、“同类”和“他者”、“我们”和“他们”。这种符号政治的隐蔽实践试图把尽量多的“正常人”结合或捆绑在一起，纳入一个“想象社会”或“正能量共同体”中，并把其余不同方式存在的“他者”从符号上加以放逐。“正能量共同体”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份虚拟话语权，预设生活期待的抵达方式，搁置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焦虑，试图补偿碎片化社会体验过程中所丢失的群体认同和集体意志。
（三）刷新叙事身份，寻求社交快感
网络传播使“自我认同”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关系和认识之下，当人们参与到网络传播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参与到文本生成与传播的话语施事者，同时也是自我形象的塑造者。在社交平台上，传播怎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诱导着他人判断自己是怎样的形象。正能量为中国庞大的网络社交群体提供了确立新的叙事身份的机会——对于网络正能量的生产者而言，他们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通过共情体验的输出收获身份认同，放大自身价值;而对于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而言，他们除了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还充当着“信息先导者”的角色。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通知/告知都包含信息，通知/告知的特征是通过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以及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只有当通知/告知的内容包含着“新奇”“新认知”的意义，即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认知差距时，才可以被称为“信息”⑩。而纵观典型的正能量信息题目，诸如《他能够取得成功，居然是因为……》《遇到这样的男人就嫁了吧》《食谱里有了它，再也不生病》等，无不暗示着生产者和传播者比接受者具有一种认知差距的先知感或优越感，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也借此刷新了自己的叙事身份。在此意义上，传递网络正能量已经偏离了其初衷，而沦为一种集体交易，它由构成公众的个人在相互关联的社交活动中构成，每一个参与者都为网络正能量这个庞大的话语体系贡献其生活片段。 三、正确传递网络正能量的路径探索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正处于一个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社会的稳定与物质的丰裕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层次的社会选择和生活场景，随之而来也增加了越来越多诱发焦虑情绪和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网络正能量既是回应传统道德立场和巩固主流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个体消解焦虑、获取信念和确立认知的重要助力。但是，网络正能量作为一种极具流动性的大众话语，很容易在自为性的媒介实践中卷入社交互动的快感和消费主义的狂欢当中，脱离其原本自我净化的道德目的和社会感召的群体效用，而被网络碎片化生存的惯性所驱动，被挪用为抵抗主流文化、参与“流量经济”、获取虚拟话语权、实现角色扮演和塑造公共人格的信息资本。因此，如何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合理正确地传递网络正能量这一命题显得尤为重要。从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以下三种路径可以作为优化网络正能量传播的途径。
（一）修正认知偏差，消除“乐观偏见”
正能量从20世纪80年代萌芽到今天成为一个屡见不鲜的大众话语，无论其言说主体是官方的新闻机构、权威部门还是民间的草根、明星、团体与个人，都是基于“乐观”这种心理状态的感召。然而，随着正能量的类型化、世俗化、市场化，人们开始对乐观产生一种认知偏差，把乐观等同于“好的”，将悲观划分为“坏的”，认为自己只需要“好的”，并且越多越好。这种状况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乐观偏见”（optimism bias），它不仅催使怀揣这种偏见的人盲目信任事物的所谓正面信息，还在提高对事物的预设期待的同时忽略负面信息，降低风险评估11。
事实上，真正的、持久的、可靠的乐观并不是光凭一股随手转发的正能量便可建立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乐观与人体的一种名为“5-HTTLPR”的等位基因有关，与个体所处的人生年龄阶段有关，也与其置身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宗教信仰等因素有关12。因此，要把如今越来越“背离初心”的正能量引导到合理的轨道，首先要从认知层面上修正“乐观偏见”的认知偏差。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适度的悲观防御心理有助于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反思现代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效应。修正认知偏差，需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考察，辩证地看待“乐觀”与“悲观”两种不同心理状态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二）关注直接经验，强化执行意图
回顾当下流行的网络正能量，不管是生活感悟、情感解读还是创业宝典、国学传统、养生秘诀等，那些包孕格言体、故事体、段子体的文本充斥着大量为求传播效果而随意编撰的二手经验。光顾这些正能量文本的“常客”，或试图从未经证实的生活事迹和情感经历中直接提炼借鉴的经验，或认为他人的成功经历可以嵌入自身的人生轨迹，或妄图借由一些通俗化的、快餐式的文化解读而迅速将自己打造成“文化人”的社交角色，或寄望用最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支出获得最优化的健康状态。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正能量消费群体的某种投机心理，暴露出对于自身精神状态的一种自我设限。他们将时间耗费在个人期待的虚拟建构上，却唯独忽略了自身经验的分析与总结，忽略了那些可以从身边的事物中直接获得的经验，同时也忽略了改变现实最需要的执行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正能量本质上是关于符号处理的一种话语，当人们过分依赖正能量文本的传播来获得某种身份认同或心理补偿的时候，便步入了一场“务虚”的指述游戏，从而弱化了“务实”的考究。因此，要正确地传递正能量，必须把它从获得虚拟话语权的符号游戏中转移到可以切实指向现实结果与改变心理感受的执行意图上，即关注直接经验，强化执行意图。就此，著名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总结了自己20年来的实验和调查，提出了引导人们把乐观的期待付诸实践的“WOOP思维理论”，即愿望（wish）、结果（outcome）、障碍（obstacle）、计划（plan）的对照与结合。他表示，执行意图的实现，要求个人首先明确自己的心理期待，以及这种心理期待所对应的结果，然后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来预测可能遇到的障碍，最后根据预计的结果与障碍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13。厄廷根的理论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网络正能量的深度消费人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机制。
（三）慎防符号狂欢，警惕资本游戏
正能量发展到媒介融合的时代，渐渐远离了其“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的本义，也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输出，而是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和消费社会进行“共生”的信息资本。也在这个时候，正能量开始出现“反噬效应”。2015年，随着咪蒙的两篇现象级公众号推文《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调，而是你玻璃心》《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的蹿红，“毒鸡汤”开始成为网民追捧的热潮。同样的，不经考证、简化因果关系、搁置普遍性和偶然性讨论的“负能量”文本也大量地进入大众话语当中，不少公众号和广告商甚至以此作为信息资本，将人类情感降格处理为庸俗、低俗、媚俗的“摇钱树”。追求美好仿佛成了矫情和造作，尖酸刻薄反而被渲染为三观端正和耿直明白。那些流水线模式加工出来的、迎合大众正向情感期待的网络“正能量”，与消费人们社会情绪的“负能量”从本质上说别无二致，都是一种简单设计的符号形式，或者说是一场符号狂欢。然而，当人们热衷于通过符号狂欢来表述自身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之时，它已经不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表达，而是一种扭曲的解读与情绪的宣泄。它诱使中国互联网在“正”与“负”的狂欢中消解理性与真实的边界，默许庸俗、低俗、媚俗充当可供利益兑换的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客观的社会文化规律，诸如网络正能量向“三俗”异化、向狂欢转型、向资本靠拢这类现象是一种客观的、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文化现象，它们是经由主流与小众、权威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群体与个人的比照之下建构而成的动态文化存在，无法彻底消失，一如有雅便有俗，有光便有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存在是恒定地合乎社会价值走向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媒介融合不应成为“数字飞地”无限滋长的理由。因此，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相关团体以及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其行政力量、社会影响力以及舆论接口，对网络正能量的生成、传播与接受进行正确的引导，最大限度地保证它们不会在多元化的传播过程中沦为虚无的符号狂欢与低俗的信息资本。媒介研究学者詹金斯曾把这种权威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的角逐视为两种媒体系统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新的政治文化——正如新的通俗文化一样——反映了这两种媒体系统你来我往的纠缠和相互作用：一个是广播式和商业性的，另一个是窄播式和草根性的。新思想和替代性的观念更有可能出现在数字媒体环境中，但是主流媒体应监测这些传播渠道，选择可以吸收和加以传播的内容。”14 正能量在中国本土经历了“纸媒阶段”“电子阶段”和“移动社交阶段”的发展和蜕变，逐渐由较为简单的共情体验转换为复杂的大众话语实践，并随着社交网络的渗透，愈发具备一种“群体导向”的属性。网络正能量文本在去中心化、排他式建构和刷新叙事身份、塑造公共人格等一系列符号实践策略的安排下，不仅满足了个体的共情需求、认知需求，还提供了社交身份展示、公共人格塑造的契机。
正能量在大众传播语境中流行，恰好是新媒介在消费社会里的文化投射，是大众的“心智结构”面对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时候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它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它代表了在一个发达的和变形的社会條件下，一般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的最终结合。”15网络正能量的流行印证了这种“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的最终结合”。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结合并不是完美的，它酝酿了“乐观偏见”的认知偏差，放大二手经验的意义，容易为资本所共谋而沦为符号狂欢。因此，要正确地传递正能量，既要从内容上进行“保质”，也要从方式上作出“质检”。
【注释】
①孙丽萍：《“正能量”为何当选年度最热词？——〈咬文嚼字〉发布2012年十大流行语调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30/c_114206711.htm.
②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7页。
③[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291页。
④[美]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128页。
⑤Anna McCarthy. Ambient Televis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81.
⑥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82.
⑦John Corner. Television Times：A Reader（London：Arnold，1996），p.173.
⑧田获三狐：警惕某些标题党的“爱国主义”生意经，http：//news.sina.com.cn/c/2020-04-16/doc-iircuyvh820622
6.shtml.
⑨[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82页。
⑩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The Concep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1（14）]，pp.256-287.
11Tail Sharot.The optimism bias[Current Biology，2011（23）]，pp.941-945.
12Sheena Sethi，Martin E.P. Seligman. Optimism and Fundamentalism[Psychological Science，1993（4）]，pp.256-259.
13Gabriele Oettingen. Rethinking Positive Thinking：Inside the New Science of Motivation（London：Penguin Publishing Group，2014），pp.43-62.
14[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312页。
15[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73页。
（蓝媛慧，暨南大学文学院）
“正能量”一词在中国本土的萌芽、传播与演变却是随着一系列文化转型和媒介转型而不断拓展内涵的。正能量在中国本土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可被称为“纸媒阶段”，它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改革开放为经济打开大门的同时，不少作家、诗人、学者和出版社编辑都投身到文学通俗化、文学大众化的现场。在这样的语境下，正能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通常以“心灵鸡汤”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内。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家用电脑、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普及，并成为正能量的主要载体，正能量开始由纸面的心灵鸡汤转移到线上的情感书写，作者也由知名作家、学者、商人拓展到网络门户的站点编辑乃至网民用户自身，心灵鸡汤迎来了全民参与的“电子阶段”，正能量也在新的时空关系下获得了新的媒介特质。随着网络技术与移动设备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写了信息生活的范式，正能量也进入到“移动社交阶段”，它不仅是个人获取情感认同的精神媒介，还成为电子商务树立品牌、明星树立形象、意见领袖和“网红”积累人气的信息资本。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对于正能量这一信息资源，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开始出现分水岭。主流意识形态依托着严肃的、宏大的叙事话语，将正能量表述为“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着力于社会精神面貌的塑造和时代道德取向的引导;而大众话语则通过一系列媒介文化的实践，将正能量挪用为可拼贴、可添加、可延异的文化资本，更在乎受众群体的共情程度与媒介认同。因此，正能量的本体内涵不再局限于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它泛化为一切能够为其发布者、传播者和接受者提供个人情感感知、社会角色定位、社交关系网络和公共形象建构的信息资本。“网络正能量”依托着不同的网络媒介端口，精准捕捉着网络社群的情感需求，成为网民们自发的文化与媒介实践。
一、碎片化体验下的大众话语实践：
网络正能量的文化动因
在新的媒介语境下，网络正能量不再单纯作为正向的情感认同而存在，而成为大众视野中一场自下而上的话语实践。话语本是语言学中的传统术语，是以句子或陈述作为最小单位，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段。而在文化研究和传播语境中，话语不仅是言谈行为，还是陈述系统，应用于“说话者—文本—受众”的三角关系当中②。换言之，话语是意义生产者（编码者）的产物，也是意义解释者（解码者）的来源，是一个文本创造的过程，而作为符号行为的可观察对象，文本是话语的产物。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和归纳网络正能量的文本特征来剖示其话语构成和动机策略。
网络正能量文本的叙事逻辑普遍采取一种“正向过程”来引导一个“正面的结果”，简化因果关系，搁置普遍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把可能性引申为必然性，从而得到有利于“正面引导”的结果。比如将努力的程度直接等同于愿望实现的概率（如《周星驰跑了多年龙套才大红大紫》）、将饮食清淡的程度直接等同于健康的水平（如《病都是吃进去的》）、把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直接等同于其社会成就（如《一个人的精神深度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把成功归因于受苦和受挫（普遍见于诸多未经考证的“名人故事”），等等。这种“正向过程”引导“正面结果”的话语表述，实质上是把人生经验简化为直观的“能指—所指”，将社会关系的阐述寄望于单向度化的“编码—解码”操作，使得人们在信息膨胀的碎片化体验中免去鉴别、筛选、查证信息的步骤，却同时又能凭借最低的阅读和传播成本获得直接的、强烈的、一次性的共情体验和情感诉求。正能量在此过程中被包裹在一种工具性价值当中，使得文本传播者在通过正能量来共享意见和态度的同时获得所属群体内其他个体的认同。
网络正能量的文本特征之所以趋向单向度化，其文本的实现过程之所以简化为直观的编码与解码，跟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经验状态密切相关。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技术革新和科层化的结构重组刷新了社会的整体劳作模式，专业设置的社会分工、批量投放的生产流程和精确安排的人工劳动成为社会运作的常态。不断刷新的社会安排、重新布局的技术资源和深度运作的专家系统，使得人本身由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工具，人群因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丰富的物质资源而转变为“原子化的大众”（atomistic mass）。久而久之，人们对事物的体验也随之而改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价值参照系的流动和瓦解③。在过去，人们通过家庭、邻里、宗教、社会组织等共同体建立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并根据这些参照系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获取明确的身份指述和价值认同。而今，人们越来越难以寻找统一的观念或稳固的信仰来提供安全感和一致感，个体以“人群中的孤独者”体验着现代性所帶来的碎片化和断裂感。在这种碎片化的经验状态下，网络正能量为“原子化的大众”提供了一种重塑话语核心的意指实践，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个体生活的期待、对社会定位的焦虑、对公共形象的塑造寄存于心灵鸡汤、社会故事、养生宝典、微博段子等正能量的具体话语实践中。
在移动传播的技术语境下，网络正能量也为“原子化的大众”提供了角色扮演的契机，它是一种社交互酬的对象。这意味着传播正能量这一行为本身不仅是关于正向社会价值和人生理念的认知活动，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共享信息、互表意见的交际活动，它是人们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情境中聚集在一起，并试图通过集中话语资源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传播学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将这种状况称为“群体内部的传播”（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group）。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优先传播信息的个体往往会被默认为“分子化意见领袖”（molecular leaders），他们在小型群体，如朋友、家庭成员和邻里之中积极地共享信息，久而久之在普通的、亲密的、非正式的、日常的人际接触之中获得某种“威信暗示”（prestige suggestion）④。可以说，正能量发展到媒介融合的时代，渐渐远离了其“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的本义，成为媒介文化和消费文化进行“共生”的信息资本。 二、网络正能量的文化实践误区：
被支配的互动秩序
网络正能量成为大众媒介中的公共命题，既是碎片化的社会体验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也是网络大众通过文化实践主动介入信息秩序的效应。网络大众透过正能量的文本生产和传播，把个体和所在圈层的价值判断和事物认知置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递中，一方面通过简化的话语建立媒介化中心，另一方面以主动共享信息的“威信暗示”确立其信息先导者的身份想象。“媒介过程具有一种我们通常遗忘了的空间秩序。其生产和发布的运作发生在某种空间格局中，其消费模式也同样存在于空间中。”⑤因此，当正能量这种话语形式经由大众群体进行生产，通过网络这种媒介进行传播的时候，其置身的空间格局则很容易表现出无序的导向，牵引着作为文化实践的网络正能量走向一系列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去除话语中心，搁置真伪辨析
无论是1980年代的“纸媒鸡汤”，还是如今随处可见的网络正能量段子，它们普遍放大直观情感和感性判断的意义，不涉及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展现全景式的生活面相，不讲求事理上的考究、求证与逻辑归因，与所谓的知识分子话语和精英话语保持距离。这样的话语实践在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很快地抢占了网民的信息空间和私人时间，更顺利地跟世俗审美和商业运作相契合，成为一种与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小写的文化”。“小写的文化”（cultures）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用以区别“大写的文化”（Culture）的一种社会文化状态，他以字母的大小写为隐喻，“大写的文化”指代知识分子立场和精英分子话语，试图在其叙事当中获得真理位置，制造经典文本，树立高雅品位，甚至负载某种神圣使命。而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小写的文化”以其流动性、破碎性、狂欢性和多元性，从那些真理叙事、经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⑥。确立“小写的文化”其实是一个权力转换的过程，是与既有社会权威、道德权威、美学权威相抵抗的过程，它意味着去中心化的信息策略使网络正能量这种大众话语获得更为广阔的信息空间，甚至成为碎片化的社会经验本身。这种转换过程降低了言说成本，使网络正能量由社会媒介演变为社交媒介的过程。“在媒介由一个‘社会’（social）媒介变成‘社交’（sociable）媒介时候，如何准确表现‘现实’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出现在媒体里，既和‘普通人’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意义有关，也和他们信息的编辑过程密不可分。”⑦通过生产、传播和接受网络正能量，大众默许去中心、非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合法性，甚至迫不及待地将所收获的“正能量信息”视为某种社交资源，不溯信源，不辨真伪。随着参与群体的壮大，网络正能量的文本难免存在脱离逻辑论证，甚至还有虚构杜撰、相互抄袭之嫌。202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栏目《侠客岛》撰文谴责“爱国主义”生意经。文章表示，近年来《越南为何渴望回归中国》《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等“某国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广为传播，这类文章瞄准了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民粹思想，是一种不尊重他国的、虚假的网络正能量⑧。
（二）简化情感边界，降低接受下限
网络正能量所体现的另一个误区是简化情感边界，降低接受下限。当精神层面上的“能量”可以用正负来简单划分和笼统对待的时候，大众话语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话语实践活动，而是更为隐蔽的符号行为，运行着一种把权力合法化的符号权力。因为网络正能量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从某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建立差别、排除他者的过程。大众根据某些直观的、模糊的标准，把诸如“对我有益的”“促人奋进的”“积极乐观的”“让人感动的”“饱含智慧的”信息筛选和分类，将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悲觀的”“怀疑的”以及需要花费时间推敲和辨别的信息统一建构为他者——“负能量”。斯图尔特·霍尔在探讨大众文化实践的时候，将这类行为称作“定型化”，其特征是封闭和排他的实践，即用符号确定各种边界，并排斥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⑨。换言之，定型化是维持符号秩序的组成部分，它建立起一条符号的边界，来区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可归入的”和“不可归入的”、“同类”和“他者”、“我们”和“他们”。这种符号政治的隐蔽实践试图把尽量多的“正常人”结合或捆绑在一起，纳入一个“想象社会”或“正能量共同体”中，并把其余不同方式存在的“他者”从符号上加以放逐。“正能量共同体”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份虚拟话语权，预设生活期待的抵达方式，搁置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焦虑，试图补偿碎片化社会体验过程中所丢失的群体认同和集体意志。
（三）刷新叙事身份，寻求社交快感
网络传播使“自我认同”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关系和认识之下，当人们参与到网络传播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参与到文本生成与传播的话语施事者，同时也是自我形象的塑造者。在社交平台上，传播怎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诱导着他人判断自己是怎样的形象。正能量为中国庞大的网络社交群体提供了确立新的叙事身份的机会——对于网络正能量的生产者而言，他们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通过共情体验的输出收获身份认同，放大自身价值;而对于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而言，他们除了扮演着“人生导师”的角色，还充当着“信息先导者”的角色。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通知/告知都包含信息，通知/告知的特征是通过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以及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只有当通知/告知的内容包含着“新奇”“新认知”的意义，即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认知差距时，才可以被称为“信息”⑩。而纵观典型的正能量信息题目，诸如《他能够取得成功，居然是因为……》《遇到这样的男人就嫁了吧》《食谱里有了它，再也不生病》等，无不暗示着生产者和传播者比接受者具有一种认知差距的先知感或优越感，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也借此刷新了自己的叙事身份。在此意义上，传递网络正能量已经偏离了其初衷，而沦为一种集体交易，它由构成公众的个人在相互关联的社交活动中构成，每一个参与者都为网络正能量这个庞大的话语体系贡献其生活片段。 三、正确传递网络正能量的路径探索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正处于一个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社会的稳定与物质的丰裕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层次的社会选择和生活场景，随之而来也增加了越来越多诱发焦虑情绪和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网络正能量既是回应传统道德立场和巩固主流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个体消解焦虑、获取信念和确立认知的重要助力。但是，网络正能量作为一种极具流动性的大众话语，很容易在自为性的媒介实践中卷入社交互动的快感和消费主义的狂欢当中，脱离其原本自我净化的道德目的和社会感召的群体效用，而被网络碎片化生存的惯性所驱动，被挪用为抵抗主流文化、参与“流量经济”、获取虚拟话语权、实现角色扮演和塑造公共人格的信息资本。因此，如何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合理正确地传递网络正能量这一命题显得尤为重要。从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以下三种路径可以作为优化网络正能量传播的途径。
（一）修正认知偏差，消除“乐观偏见”
正能量从20世纪80年代萌芽到今天成为一个屡见不鲜的大众话语，无论其言说主体是官方的新闻机构、权威部门还是民间的草根、明星、团体与个人，都是基于“乐观”这种心理状态的感召。然而，随着正能量的类型化、世俗化、市场化，人们开始对乐观产生一种认知偏差，把乐观等同于“好的”，将悲观划分为“坏的”，认为自己只需要“好的”，并且越多越好。这种状况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乐观偏见”（optimism bias），它不仅催使怀揣这种偏见的人盲目信任事物的所谓正面信息，还在提高对事物的预设期待的同时忽略负面信息，降低风险评估11。
事实上，真正的、持久的、可靠的乐观并不是光凭一股随手转发的正能量便可建立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乐观与人体的一种名为“5-HTTLPR”的等位基因有关，与个体所处的人生年龄阶段有关，也与其置身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宗教信仰等因素有关12。因此，要把如今越来越“背离初心”的正能量引导到合理的轨道，首先要从认知层面上修正“乐观偏见”的认知偏差。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适度的悲观防御心理有助于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反思现代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效应。修正认知偏差，需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考察，辩证地看待“乐觀”与“悲观”两种不同心理状态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二）关注直接经验，强化执行意图
回顾当下流行的网络正能量，不管是生活感悟、情感解读还是创业宝典、国学传统、养生秘诀等，那些包孕格言体、故事体、段子体的文本充斥着大量为求传播效果而随意编撰的二手经验。光顾这些正能量文本的“常客”，或试图从未经证实的生活事迹和情感经历中直接提炼借鉴的经验，或认为他人的成功经历可以嵌入自身的人生轨迹，或妄图借由一些通俗化的、快餐式的文化解读而迅速将自己打造成“文化人”的社交角色，或寄望用最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支出获得最优化的健康状态。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正能量消费群体的某种投机心理，暴露出对于自身精神状态的一种自我设限。他们将时间耗费在个人期待的虚拟建构上，却唯独忽略了自身经验的分析与总结，忽略了那些可以从身边的事物中直接获得的经验，同时也忽略了改变现实最需要的执行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正能量本质上是关于符号处理的一种话语，当人们过分依赖正能量文本的传播来获得某种身份认同或心理补偿的时候，便步入了一场“务虚”的指述游戏，从而弱化了“务实”的考究。因此，要正确地传递正能量，必须把它从获得虚拟话语权的符号游戏中转移到可以切实指向现实结果与改变心理感受的执行意图上，即关注直接经验，强化执行意图。就此，著名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总结了自己20年来的实验和调查，提出了引导人们把乐观的期待付诸实践的“WOOP思维理论”，即愿望（wish）、结果（outcome）、障碍（obstacle）、计划（plan）的对照与结合。他表示，执行意图的实现，要求个人首先明确自己的心理期待，以及这种心理期待所对应的结果，然后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来预测可能遇到的障碍，最后根据预计的结果与障碍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13。厄廷根的理论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网络正能量的深度消费人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机制。
（三）慎防符号狂欢，警惕资本游戏
正能量发展到媒介融合的时代，渐渐远离了其“生活中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态度”的本义，也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输出，而是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和消费社会进行“共生”的信息资本。也在这个时候，正能量开始出现“反噬效应”。2015年，随着咪蒙的两篇现象级公众号推文《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调，而是你玻璃心》《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的蹿红，“毒鸡汤”开始成为网民追捧的热潮。同样的，不经考证、简化因果关系、搁置普遍性和偶然性讨论的“负能量”文本也大量地进入大众话语当中，不少公众号和广告商甚至以此作为信息资本，将人类情感降格处理为庸俗、低俗、媚俗的“摇钱树”。追求美好仿佛成了矫情和造作，尖酸刻薄反而被渲染为三观端正和耿直明白。那些流水线模式加工出来的、迎合大众正向情感期待的网络“正能量”，与消费人们社会情绪的“负能量”从本质上说别无二致，都是一种简单设计的符号形式，或者说是一场符号狂欢。然而，当人们热衷于通过符号狂欢来表述自身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之时，它已经不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表达，而是一种扭曲的解读与情绪的宣泄。它诱使中国互联网在“正”与“负”的狂欢中消解理性与真实的边界，默许庸俗、低俗、媚俗充当可供利益兑换的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客观的社会文化规律，诸如网络正能量向“三俗”异化、向狂欢转型、向资本靠拢这类现象是一种客观的、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文化现象，它们是经由主流与小众、权威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群体与个人的比照之下建构而成的动态文化存在，无法彻底消失，一如有雅便有俗，有光便有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存在是恒定地合乎社会价值走向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媒介融合不应成为“数字飞地”无限滋长的理由。因此，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相关团体以及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其行政力量、社会影响力以及舆论接口，对网络正能量的生成、传播与接受进行正确的引导，最大限度地保证它们不会在多元化的传播过程中沦为虚无的符号狂欢与低俗的信息资本。媒介研究学者詹金斯曾把这种权威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的角逐视为两种媒体系统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新的政治文化——正如新的通俗文化一样——反映了这两种媒体系统你来我往的纠缠和相互作用：一个是广播式和商业性的，另一个是窄播式和草根性的。新思想和替代性的观念更有可能出现在数字媒体环境中，但是主流媒体应监测这些传播渠道，选择可以吸收和加以传播的内容。”14 正能量在中国本土经历了“纸媒阶段”“电子阶段”和“移动社交阶段”的发展和蜕变，逐渐由较为简单的共情体验转换为复杂的大众话语实践，并随着社交网络的渗透，愈发具备一种“群体导向”的属性。网络正能量文本在去中心化、排他式建构和刷新叙事身份、塑造公共人格等一系列符号实践策略的安排下，不仅满足了个体的共情需求、认知需求，还提供了社交身份展示、公共人格塑造的契机。
正能量在大众传播语境中流行，恰好是新媒介在消费社会里的文化投射，是大众的“心智结构”面对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时候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它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它代表了在一个发达的和变形的社会條件下，一般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的最终结合。”15网络正能量的流行印证了这种“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的最终结合”。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结合并不是完美的，它酝酿了“乐观偏见”的认知偏差，放大二手经验的意义，容易为资本所共谋而沦为符号狂欢。因此，要正确地传递正能量，既要从内容上进行“保质”，也要从方式上作出“质检”。
【注释】
①孙丽萍：《“正能量”为何当选年度最热词？——〈咬文嚼字〉发布2012年十大流行语调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30/c_114206711.htm.
②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7页。
③[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291页。
④[美]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128页。
⑤Anna McCarthy. Ambient Televis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81.
⑥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82.
⑦John Corner. Television Times：A Reader（London：Arnold，1996），p.173.
⑧田获三狐：警惕某些标题党的“爱国主义”生意经，http：//news.sina.com.cn/c/2020-04-16/doc-iircuyvh820622
6.shtml.
⑨[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82页。
⑩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The Concep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1（14）]，pp.256-287.
11Tail Sharot.The optimism bias[Current Biology，2011（23）]，pp.941-945.
12Sheena Sethi，Martin E.P. Seligman. Optimism and Fundamentalism[Psychological Science，1993（4）]，pp.256-259.
13Gabriele Oettingen. Rethinking Positive Thinking：Inside the New Science of Motivation（London：Penguin Publishing Group，2014），pp.43-62.
14[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312页。
15[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73页。
（蓝媛慧，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