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家黄宗江先生，生前曾这样评说他的好友柯文辉：“其学问不打一处来，也不打一处去，论诗如画，论画如诗，写小说如史传，写戏剧如诗歌，却从不图出版，每置高阁几经秋春。”“当今之世，卖文燕市，淡薄名利如斯者稀矣哉！”
　　稀矣哉！稀矣哉！而今，笔者于此大有感慨：柯老先生有一部50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盖世匹夫》，于上世纪80年代完稿，至今30多年过去，居然压在箱底不思出版，跟没那么回事儿似的。这可就不是“几经秋春”
　　了！近10年前，柯老先生一时兴起，发来《盖世匹夫》让我看，说你是“地球第一读者”。之后又没动静了，一直到今年春上，赵学文先生执意要推出此书，我这才得以两度阅稿，这期间10年光阴就又过去了！笔者不禁慨叹：你柯老爷子过八望九之人，咋就能这么沉得住气呢？
　　且说二次拜读《盖世匹夫》，笔者可就带上更加尊敬的情愫了，读得更细了点，更深了点，也更想读出点自己的心得体会。大体总结下来，主要是如下四句话：回归了一个传统;圈起了两个宝库;活画了三个灵魂;颠覆了一个价值观。
　　回归了一个传统。中国小说有传统吗？以笔者的分法有两个，一个叫作“历史传统”，一个叫作“革命传统”。那么，中国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模样呢？粗说是两个侧面、两种色调。一个呢，小说不属于“学在官府”的行当，从来都是在正统文化“每訾其卑下”的歧视中发展繁荣起来的。“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趋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也。是说你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田陌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老远了。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浅识小道”。这也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当然，庄子这话的背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词以增强游说效果，所以，庄子说的“小说”，与魏晋肇发的中国古小说还不能完全划等号。而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说得比较靠谱了。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呢，你又不能说小说一点存在价值都没有。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虽然也认定小说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但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仍然不失为“治身理家”的有用之书。孔子老早也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刚才那班固也没有忽视这一个侧面，这一种色调：“然（小说）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的这个定性之说很要紧：所谓小说，就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虽为小知、小道，但“必有可观者”，且“弗灭也”;尤其要紧的是，他指出小说不但具有植根于“闾里”生活，可以虚构的特点，而且多为“刍荛狂夫之议”。何谓刍荛之议？不就是民间言论吗？草根之言，直言，甚至是狂夫狂言。事实上，汉代以降，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也罢，唐代传奇也罢，宋元话本也罢，明清小说也罢，无不具有这种天然态的、自由自在的、自生自灭的、纯民间的发展特色。就算明清小说开始走上了文人独立创作之路，小说家主体意识增强，写出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