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什么是外交?在我看来,外交就是通过和外国人打交道,让人家了解你,然后接受你,直至信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影响人家,才能实现你的政策目标。这就是外交官平常所做的工作。”王毅曾对“外交”二字进行过这样的通俗解读。应该说,这个理念也贯穿了他外交和外事工作的始终。
2001年,48岁的王毅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策研究与亚洲事务,是外交部5名时任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寒风中主持复馆仪式
在外交系统,王毅一直人气很高,年轻、英俊、有能力,而且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在记者圈里也有很好的口碑。王毅刚上任副部长不久,记者就曾与他在阿富汗有过一次“零距离”接触。
2002年2月6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复馆,王毅从国内赶赴阿首都喀布尔,主持复馆仪式。1993年,阿富汗内战战火烧到喀布尔。这年2月10日,一枚火箭弹在中国驻阿使馆主楼屋顶上爆炸,出于安全考虑,使馆人员第二天撤离。9年后,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被美国和反塔联盟赶走,卡尔扎伊政权初步确立,中国政府决定及早与阿富汗当局接触,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当时的喀布尔物资匮乏,也不太平,不时能听到冷枪声。本刊记者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前去采访,并住在当地号称最好、最安全的洲际酒店。其实,酒店没水没暖气,房间吊顶也早震落了,钢筋、管道裸露在外。王毅和同时访阿的俄罗斯外长也都住在这里,房间条件据说比记者住的好点。
王毅两天多的行程非常紧凑。2月5日抵达当天,他拜会了阿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6日上午,会见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官员,下午在使馆主持复馆仪式。15时08分,在飘飞的雪花中,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王毅和复馆工作组负责人张敏将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王毅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使馆的恢复,标志着中国对阿富汗政府的坚定支持,标志着中国对阿富汗和平前景的坚强信心,标志着中国将更加积极全面地参与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进程,标志着中国将与阿富汗一起共同开辟美好的未来。
为了表示重视,阿富汗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均出席了复馆仪式,阿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讲话祝贺。仪式上,王毅与阿部长们谈笑风生,现场气氛友好热烈。采访此次活动的记者们说,王毅无论走到哪里“人气都很旺”。
仪式结束后,使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毅要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消息稿。当时使馆里还没法办公,记者就随工作人员赶到他们临时租住的地方,那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宅院,有国内来的安保人员负责警卫。工作人员带着记者直奔阴冷的地下室,因为那里最保密,也最安全。没有电,王毅和张敏就在一盏应急灯下工作。他先是修改了向国内汇报情况的电报,回过头来,开始在记者的电脑上看刚刚写成的消息。记者写稿时,把上文说的4个“标志着”简化了一下,王毅认为不妥,凭着记忆在电脑上逐字改了过来。记者一旁对着讲稿,只字不差。因为没有电,记者必须赶回酒店发稿,王毅和张敏黑暗中特地嘱咐:晚上记得回来,一起包饺子,庆祝一下!
晚上还是没电,但没有影响“饺子宴”的气氛。借着烛光,王毅和大家一道,擀皮的擀皮,包的包。因为各项工作已结束,大家比较放松,聊着家常,讲着笑话,一群人常常笑作一团。热腾腾的饺子一盘盘端上来,听着外面传来的零星枪声,有人说像是在国内度除夕,“饺子宴”别有一番味道。
朝核六方会谈的“推手”
2003年8月27日上午9时,朝核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苑大厅举行。在中、朝、美、日、韩、俄六国代表团团长中,有一张大家公认的“英俊面孔”,他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
从2003年8月到2004年6月,六方共进行了三轮艰难曲折的会谈。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以其长期积累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会谈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推动后来的会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起初,美国不同意和朝鲜单独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双边接触,提出只能在芳菲苑大厅内有其他方在场的情况下接触。现在,人们还能在芳菲苑大厅里看到4个角落里摆放着的沙发,这就是第一次六方会谈留下的“遗迹”。王毅在和各国代表团团长沟通时反复强调,本次会谈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由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促其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希望与会各方表现出真诚与冷静,保持耐心和对彼此的尊重。
相对于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和唇枪舌剑,中国代表团在背后所做的努力则鲜为人知。2004年2月,六方举行第二轮会谈,当时中方等力促搞一个共同文件出来。六方没日没夜地谈,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其间,美方经请示华盛顿,同意了共同文件草案,但朝方则要求在共同文件中写明“还存在分歧”,结果共同文件也没能达成,只好改为发表主席声明。即便这个主席声明,也是工作人员从下午3点谈到晚上11点,不吃饭、不散会搞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在第三轮六方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甚至买好了机票准备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成员,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回谈判桌。在接下来的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很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带病出席会议的。两个月前,他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结石的手术。
临危受命的“破冰大使”
2004年9月10日,大批中日记者聚集在东京成田机场,等待中国新任驻日大使。当时由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加上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炒作我东海油气田开发主权,两国关系“四处冒火”,很多人希望中国新任驻日大使的到任,能为改善两国关系带来一丝转机。这位新大使,就是王毅。
在中国,王毅出使日本被称为“临危受命”;在日本,他被日本朝野寄予极大希望。“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在离京赴任前,王毅以16个字描述当时的心境。
王毅来日之前,刚刚结束了近一年的朝核六方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磨练了强韧的斡旋能力。出国前,王毅安顿好家庭,养好了身体,并在外交部召集诸多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提出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意见和解决方案。“带着满满的智慧”和“刚毅正气”,王毅驻日3年,最终让中日关系从低谷“走了过来”、“走了出来”。 王毅到任后,首先是坚持国家利益和国际精神,不回避中日间问题,坚持中方原则,维护联合国宪章与世界和平发展。在东京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日方记者抛出的都是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等敏感话题,王毅严肃认真但心平气和地一一解读,对答如流,坦陈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存在严重政治障碍”。第二天,日本各媒体的报道都详细刊登了王毅的回答。“问题在那里,绕不过去,就把它讲透。”
2005年4月27日,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邀请王毅发表演讲。这是一场“重火力交锋”,到场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大大超过原定规模。果然,演讲刚告一段落,议员们就连珠炮般地提出了各种问题,如中方为什么尤其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对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何态度?王毅气定神闲,澄清了许多普通日本人并不熟悉的事实,又阐明了中方的立场,这一坦诚相对的态度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一些议员最后主动发言表示,日本确应认真反省过去,更多地考虑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能一味煽动民族情绪。
同时,王毅大力推动公共外交。到日本没多久,他就组织了一个使馆从未尝试过的活动,请邻居来使馆做客。日本的习俗是新人入住,要带着礼物主动去拜访邻居。大使馆的举动“入乡随俗”地表达了交流的姿态,拉近了日本民众与这个官方机构的距离。据王毅后来说,令他吃惊的是,使馆的日本邻居虽然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却或多或少地和中国有交往。他由此更为坚信:“中日建交30多年来,中日友好在民间还是有相当基础的,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3年里,王毅到日本各地演讲百余场,耐心解答各种问题。每次在交流宴会现场,王毅基本不吃饭,省出时间接待排队等待交流的日本政商军各界人士乃至普通民众,从不拒绝合影要求。王毅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使馆的工作会议经常半夜开。应该说,虽然那几年中日政治关系冷却,但经济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王毅卸任大使前,举办了3届“北京—东京论坛”,让公共外交成为增进中日交流的重要推手。
在日本,王毅也非常注重与媒体打交道。网络的出现,常常使两国之间很多敏感问题遭到“误读”,王毅选择了主动出击,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王毅日语非常好,每次活动都尽量安排好日本媒体采访,抓住机会就与记者交流,把中国的想法,用日本人听得懂的方式说出来。他用这种方式吸引了一大批“知华”记者,也推动了报道区域的平衡与客观。2007年9月21日,王毅卸任归国。
国台办留下“王毅模式”
2008年6月,王毅出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任命——在国台办历任主要官员中,只有前副主任唐树备曾在外交系统工作过,外交系统出身的官员当国台办主任还是首次。
此前,由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的“两国论”以及其继任者陈水扁屡次喊出“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冷到冰点。2008年上半年,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政权,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转机。王毅的上任,也让人们有了新的期待。
上任伊始,王毅力推国台办“转型”——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如今,盘点王毅在国台办近5年的工作不难发现,两岸关系实现了不少零突破:两岸间的空域和水域得到开放、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大陆游客可以申请去台湾“自由行”。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确定了“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的模式,签订了《两岸经济合作协议》。
2013年全国两会上,王毅出任外交部长,被外界称为“众望所归”。同时,和5年前的任命一样,外交部的另一名正部级高官、党委书记张志军调任国台办主任。有媒体将这一类任命称为中国的“王毅模式”。观察家们认为,这表明中共中央决策层认识到,敏感的涉台事务几乎都与北京、华盛顿、东京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有外媒认为,让外交与台办系统进行观念与政策的横向整合,“对处理敏感的涉台事务肯定更为有利”。
2001年,48岁的王毅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策研究与亚洲事务,是外交部5名时任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寒风中主持复馆仪式
在外交系统,王毅一直人气很高,年轻、英俊、有能力,而且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在记者圈里也有很好的口碑。王毅刚上任副部长不久,记者就曾与他在阿富汗有过一次“零距离”接触。
2002年2月6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复馆,王毅从国内赶赴阿首都喀布尔,主持复馆仪式。1993年,阿富汗内战战火烧到喀布尔。这年2月10日,一枚火箭弹在中国驻阿使馆主楼屋顶上爆炸,出于安全考虑,使馆人员第二天撤离。9年后,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被美国和反塔联盟赶走,卡尔扎伊政权初步确立,中国政府决定及早与阿富汗当局接触,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当时的喀布尔物资匮乏,也不太平,不时能听到冷枪声。本刊记者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前去采访,并住在当地号称最好、最安全的洲际酒店。其实,酒店没水没暖气,房间吊顶也早震落了,钢筋、管道裸露在外。王毅和同时访阿的俄罗斯外长也都住在这里,房间条件据说比记者住的好点。
王毅两天多的行程非常紧凑。2月5日抵达当天,他拜会了阿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6日上午,会见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官员,下午在使馆主持复馆仪式。15时08分,在飘飞的雪花中,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王毅和复馆工作组负责人张敏将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王毅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使馆的恢复,标志着中国对阿富汗政府的坚定支持,标志着中国对阿富汗和平前景的坚强信心,标志着中国将更加积极全面地参与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进程,标志着中国将与阿富汗一起共同开辟美好的未来。
为了表示重视,阿富汗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均出席了复馆仪式,阿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讲话祝贺。仪式上,王毅与阿部长们谈笑风生,现场气氛友好热烈。采访此次活动的记者们说,王毅无论走到哪里“人气都很旺”。
仪式结束后,使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毅要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消息稿。当时使馆里还没法办公,记者就随工作人员赶到他们临时租住的地方,那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宅院,有国内来的安保人员负责警卫。工作人员带着记者直奔阴冷的地下室,因为那里最保密,也最安全。没有电,王毅和张敏就在一盏应急灯下工作。他先是修改了向国内汇报情况的电报,回过头来,开始在记者的电脑上看刚刚写成的消息。记者写稿时,把上文说的4个“标志着”简化了一下,王毅认为不妥,凭着记忆在电脑上逐字改了过来。记者一旁对着讲稿,只字不差。因为没有电,记者必须赶回酒店发稿,王毅和张敏黑暗中特地嘱咐:晚上记得回来,一起包饺子,庆祝一下!
晚上还是没电,但没有影响“饺子宴”的气氛。借着烛光,王毅和大家一道,擀皮的擀皮,包的包。因为各项工作已结束,大家比较放松,聊着家常,讲着笑话,一群人常常笑作一团。热腾腾的饺子一盘盘端上来,听着外面传来的零星枪声,有人说像是在国内度除夕,“饺子宴”别有一番味道。
朝核六方会谈的“推手”
2003年8月27日上午9时,朝核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苑大厅举行。在中、朝、美、日、韩、俄六国代表团团长中,有一张大家公认的“英俊面孔”,他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
从2003年8月到2004年6月,六方共进行了三轮艰难曲折的会谈。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以其长期积累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会谈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推动后来的会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起初,美国不同意和朝鲜单独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双边接触,提出只能在芳菲苑大厅内有其他方在场的情况下接触。现在,人们还能在芳菲苑大厅里看到4个角落里摆放着的沙发,这就是第一次六方会谈留下的“遗迹”。王毅在和各国代表团团长沟通时反复强调,本次会谈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由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促其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希望与会各方表现出真诚与冷静,保持耐心和对彼此的尊重。
相对于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和唇枪舌剑,中国代表团在背后所做的努力则鲜为人知。2004年2月,六方举行第二轮会谈,当时中方等力促搞一个共同文件出来。六方没日没夜地谈,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其间,美方经请示华盛顿,同意了共同文件草案,但朝方则要求在共同文件中写明“还存在分歧”,结果共同文件也没能达成,只好改为发表主席声明。即便这个主席声明,也是工作人员从下午3点谈到晚上11点,不吃饭、不散会搞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在第三轮六方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甚至买好了机票准备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成员,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回谈判桌。在接下来的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很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带病出席会议的。两个月前,他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结石的手术。
临危受命的“破冰大使”
2004年9月10日,大批中日记者聚集在东京成田机场,等待中国新任驻日大使。当时由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加上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炒作我东海油气田开发主权,两国关系“四处冒火”,很多人希望中国新任驻日大使的到任,能为改善两国关系带来一丝转机。这位新大使,就是王毅。
在中国,王毅出使日本被称为“临危受命”;在日本,他被日本朝野寄予极大希望。“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在离京赴任前,王毅以16个字描述当时的心境。
王毅来日之前,刚刚结束了近一年的朝核六方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磨练了强韧的斡旋能力。出国前,王毅安顿好家庭,养好了身体,并在外交部召集诸多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提出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意见和解决方案。“带着满满的智慧”和“刚毅正气”,王毅驻日3年,最终让中日关系从低谷“走了过来”、“走了出来”。 王毅到任后,首先是坚持国家利益和国际精神,不回避中日间问题,坚持中方原则,维护联合国宪章与世界和平发展。在东京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日方记者抛出的都是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等敏感话题,王毅严肃认真但心平气和地一一解读,对答如流,坦陈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存在严重政治障碍”。第二天,日本各媒体的报道都详细刊登了王毅的回答。“问题在那里,绕不过去,就把它讲透。”
2005年4月27日,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邀请王毅发表演讲。这是一场“重火力交锋”,到场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大大超过原定规模。果然,演讲刚告一段落,议员们就连珠炮般地提出了各种问题,如中方为什么尤其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对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何态度?王毅气定神闲,澄清了许多普通日本人并不熟悉的事实,又阐明了中方的立场,这一坦诚相对的态度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一些议员最后主动发言表示,日本确应认真反省过去,更多地考虑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能一味煽动民族情绪。
同时,王毅大力推动公共外交。到日本没多久,他就组织了一个使馆从未尝试过的活动,请邻居来使馆做客。日本的习俗是新人入住,要带着礼物主动去拜访邻居。大使馆的举动“入乡随俗”地表达了交流的姿态,拉近了日本民众与这个官方机构的距离。据王毅后来说,令他吃惊的是,使馆的日本邻居虽然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却或多或少地和中国有交往。他由此更为坚信:“中日建交30多年来,中日友好在民间还是有相当基础的,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3年里,王毅到日本各地演讲百余场,耐心解答各种问题。每次在交流宴会现场,王毅基本不吃饭,省出时间接待排队等待交流的日本政商军各界人士乃至普通民众,从不拒绝合影要求。王毅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使馆的工作会议经常半夜开。应该说,虽然那几年中日政治关系冷却,但经济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王毅卸任大使前,举办了3届“北京—东京论坛”,让公共外交成为增进中日交流的重要推手。
在日本,王毅也非常注重与媒体打交道。网络的出现,常常使两国之间很多敏感问题遭到“误读”,王毅选择了主动出击,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王毅日语非常好,每次活动都尽量安排好日本媒体采访,抓住机会就与记者交流,把中国的想法,用日本人听得懂的方式说出来。他用这种方式吸引了一大批“知华”记者,也推动了报道区域的平衡与客观。2007年9月21日,王毅卸任归国。
国台办留下“王毅模式”
2008年6月,王毅出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任命——在国台办历任主要官员中,只有前副主任唐树备曾在外交系统工作过,外交系统出身的官员当国台办主任还是首次。
此前,由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的“两国论”以及其继任者陈水扁屡次喊出“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冷到冰点。2008年上半年,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政权,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转机。王毅的上任,也让人们有了新的期待。
上任伊始,王毅力推国台办“转型”——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如今,盘点王毅在国台办近5年的工作不难发现,两岸关系实现了不少零突破:两岸间的空域和水域得到开放、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大陆游客可以申请去台湾“自由行”。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确定了“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的模式,签订了《两岸经济合作协议》。
2013年全国两会上,王毅出任外交部长,被外界称为“众望所归”。同时,和5年前的任命一样,外交部的另一名正部级高官、党委书记张志军调任国台办主任。有媒体将这一类任命称为中国的“王毅模式”。观察家们认为,这表明中共中央决策层认识到,敏感的涉台事务几乎都与北京、华盛顿、东京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有外媒认为,让外交与台办系统进行观念与政策的横向整合,“对处理敏感的涉台事务肯定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