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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VS台港，灣區經濟悄變
眾所皆知，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大小不一的城市：廣州、東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江門、惠州、肇慶。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1億，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達1.3兆美元，已經是台灣的2.4倍。從現有規劃可以看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要方向有四：（1）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推進投資、貿易、人員往來便利化；（3）大力開展創業孵化、科技金融、國際科研成果轉讓等業務；（4）建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因而從這些定位與方向上綜合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將扮演大陸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加快提升附加價值的主力基地，未來的發展如果能順利推進，將產生巨大的經濟動能。
美國前丹佛市市長Wellington E. Webb曾言：“19世紀是帝國的世紀，20世紀是國家的世紀，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我們也常常聽到，在全球化、一體化及知識經濟掛帥的此時此刻，全球競爭已經從國家與國家間移轉到區域與區域間、城市與城市間，粵港澳大灣區的打造與成形，正是最好驗證與實例。
在粵港澳大灣區所構造的城市群中，單是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代表性城市深圳為例，2016年人均GDP已經達到2.52萬美元水平，連續四年超越台灣，與台灣停滯不前的2.2萬美元逐漸拉開距離；在此同時，2016年財政收入已增加至7900億元人民幣，同年台灣財政收入僅約5740億元人民幣，同樣也落後深圳一大截，換句話說，台灣政府所掌握的財政資源已經不如深圳的市委和市政府。而國際投資機構也預測，深圳GDP將於明（2018）年躍升至3500億美元，一舉超越香港的3450億美元。深圳在經濟成長上的爆發力驚人且持久。在過去的數年間，深圳從低階勞力密集山寨代工重鎮，成功轉型成為“亞洲矽谷”創新產業之都，擁有逾百家國際上市公司，尤其像是騰訊、華為與比亞迪等中國大陸知名科技公司，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資本，從事高科技研發和創新。一個城市在轉型之中，華麗升級，這是大陸改革開放後這個經濟特區城市的鳳凰涅槃。
而臺港與深圳的優勢地位的逆轉，曾經作為眾多台商製造後院，一舉躍升為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讚許有加的中國“皇冠上的寶石”，當然會帶給台灣與港澳民眾很大的刺激與威脅。尤其，深圳的轉型與崛起，多多少少在東莞、珠海、中山、佛山等大灣區其他城市，存在著同樣的故事一再複製，只是程度高低有別而已。因此無論如何，將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計劃的整合下，城市群增長力道實在不容小覷，一旦成功發揮“1加1大於2”的群聚效應，再結合上港澳連接全球市場的功能，整個大灣區發展後勁，當然會讓台灣方面憂心忡忡。
邊緣危機，台灣的出路
粵港澳大灣區來勢洶洶，台灣社會輿論當然會擔心。尤其，大灣區再結合“一帶一路”帶動的快速崛起，勢必進一步擠壓台灣經貿發展空間，使得台灣進一步邊緣化。
客觀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深圳為首的大灣區整體創新創業生態環境的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優勢。首先，儘管深圳成功轉型為以高科技生產研發為主的創新性城市，但製造業仍佔有深圳GDP總量39.5%的比例，深圳還是無愧作為一個世界級的製造中心，其擁有高效完整供應鏈、經驗豐富科技研發人才，以及最先進的基礎建設與物流系統；再加上華為、騰訊、大疆等科技製造行業領頭羊，都以深圳作為總部所在地，更為其他新興公司提供非常優質孵化環境，提供成功參考的典範，進一步吸引更多的新一代科技人才湧入。
所以，從深圳來審視整體大灣區的發展與崛起，是有其客觀的條件與格局的。在這種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並非台港商人技不如人或努力不夠，而是整體的條件上港台已經難以輕易匹敵。另一方面，我們常說：競合（Co-Opetition）是現階段產業發展常態，競爭中求合作，合作中有競爭。競爭與合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通過合作中的競爭、競爭中的合作，實現共存共榮，一起發展。面對大灣區的繁榮壯大，台港澳不必過份悲觀，不必一味懷憂喪志擔心對台灣的排擠效應，而應該跳脫此消彼長的零和競爭心態，如何利用既競爭又合作的靈活策略，借力使力，截長補短，各自找出自己的生存發展利基！
舉例來說，作為台商前進中國大陸投資最早的落腳地，大灣區原本就是眾多台資企業的根據地，迄今仍是台商匯集數量與規模數一數二的重鎮。其中像是東莞，曾經是台商在大陸加工外銷的最大製造基地，一度有高達六千多家台商日以繼夜製造大量產品出口，是全中國大陸台商最密集的城市。儘管“騰籠換鳥”轉型升級過程中移走不少傳統產業台商，但還是有創新型新生代台商不斷移入，因此，根據統計東莞台商仍有四千家左右，在中國大陸依然名列前茅。
憑著如此深厚的淵源，台港澳商人對粵港澳大灣區實在可以說是熟門熟路，先天上已經佔據戰略高地。另一方面，台灣當局近來大力提倡“5+2創新產業”（綠能、物聯網、生技醫藥、軍武、智慧機械、新農業、循環經濟），與大灣區也正全力投入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並非完全重疊，台灣方面應該盡力爭取共同發展的契機，搶搭粵港澳大灣區順風車，分享進一步發展起飛帶來的紅利。
大仁小智，邁向百年宏圖
當然，對於大灣區的理解就像有學者分析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並非只是簡單經濟發展計畫或區域建設藍圖，而是與中國大陸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宏觀國家戰略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後肩負有三大崇高任務：一是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現代化；三是完成國家的統一。
尤其，面對多元發展的港澳社會，社會經濟全面性整合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發揮“既是離岸，又是在岸”的優勢，藉著經濟與社會融合，順其自然地帶來更高層次的政治融合。因此，大灣區輻射擴散強度與範圍能夠有多強多大，關在於體制創新有多大空間，跨出的步伐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將來的經濟一體化和社會融合程度。
因此，在這裡我們想要語重心長引述先賢孟子的話：“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強調在面對大灣區時要有“大仁而小智”的思維。對於台港澳民眾而言，面對新格局新形勢，絕對要走出緬懷昔日光輝的自我優越感；但大陸當局也要以最大的耐心與智慧包容台港澳民眾，這樣才能真正融合兩岸四地，實現大中華圈的崛起與榮光。
無可諱言，台港澳商人曾經帶來大量資金、技術與人才等資源，參與過去三十年廣東與大陸各省的成長起飛。儘管時移勢轉，台港澳相對仍具有金融、教育和基礎科研、優質現代服務業以及國際聯繫網絡等優勢。
例如，香港做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完善的法律體系與成熟的服務業經濟，是中國大陸大型企業走出去與利用國際資本的重要門戶。澳門是亞洲的拉斯維加，繁榮的博彩業帶動旅遊、娛樂、會議等活動高度發展，吸引著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在此同時，台商在不少領域中仍然擁有突出優勢，半導體、網絡通訊，精密機械以及鋼鐵石化等，若能透過積極融入大陸大灣區的產業供應鏈，應該還能夠有所獲益。而在服務業方面，台商在金融、物流、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也依然保有相等競爭優勢，若能佈局深耕大灣區市場，一定能夠取得比“新南向”東南亞市場更好的發展前景。
總言而之，個人認為，在大灣區建設發展過程中，港澳台絕對能夠發揮其國際都會及成熟發展經驗的優勢，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自信與期待。
眾所皆知，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大小不一的城市：廣州、東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江門、惠州、肇慶。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1億，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達1.3兆美元，已經是台灣的2.4倍。從現有規劃可以看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要方向有四：（1）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推進投資、貿易、人員往來便利化；（3）大力開展創業孵化、科技金融、國際科研成果轉讓等業務；（4）建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因而從這些定位與方向上綜合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將扮演大陸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加快提升附加價值的主力基地，未來的發展如果能順利推進，將產生巨大的經濟動能。
美國前丹佛市市長Wellington E. Webb曾言：“19世紀是帝國的世紀，20世紀是國家的世紀，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我們也常常聽到，在全球化、一體化及知識經濟掛帥的此時此刻，全球競爭已經從國家與國家間移轉到區域與區域間、城市與城市間，粵港澳大灣區的打造與成形，正是最好驗證與實例。
在粵港澳大灣區所構造的城市群中，單是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代表性城市深圳為例，2016年人均GDP已經達到2.52萬美元水平，連續四年超越台灣，與台灣停滯不前的2.2萬美元逐漸拉開距離；在此同時，2016年財政收入已增加至7900億元人民幣，同年台灣財政收入僅約5740億元人民幣，同樣也落後深圳一大截，換句話說，台灣政府所掌握的財政資源已經不如深圳的市委和市政府。而國際投資機構也預測，深圳GDP將於明（2018）年躍升至3500億美元，一舉超越香港的3450億美元。深圳在經濟成長上的爆發力驚人且持久。在過去的數年間，深圳從低階勞力密集山寨代工重鎮，成功轉型成為“亞洲矽谷”創新產業之都，擁有逾百家國際上市公司，尤其像是騰訊、華為與比亞迪等中國大陸知名科技公司，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資本，從事高科技研發和創新。一個城市在轉型之中，華麗升級，這是大陸改革開放後這個經濟特區城市的鳳凰涅槃。
而臺港與深圳的優勢地位的逆轉，曾經作為眾多台商製造後院，一舉躍升為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讚許有加的中國“皇冠上的寶石”，當然會帶給台灣與港澳民眾很大的刺激與威脅。尤其，深圳的轉型與崛起，多多少少在東莞、珠海、中山、佛山等大灣區其他城市，存在著同樣的故事一再複製，只是程度高低有別而已。因此無論如何，將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計劃的整合下，城市群增長力道實在不容小覷，一旦成功發揮“1加1大於2”的群聚效應，再結合上港澳連接全球市場的功能，整個大灣區發展後勁，當然會讓台灣方面憂心忡忡。
邊緣危機，台灣的出路
粵港澳大灣區來勢洶洶，台灣社會輿論當然會擔心。尤其，大灣區再結合“一帶一路”帶動的快速崛起，勢必進一步擠壓台灣經貿發展空間，使得台灣進一步邊緣化。
客觀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深圳為首的大灣區整體創新創業生態環境的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優勢。首先，儘管深圳成功轉型為以高科技生產研發為主的創新性城市，但製造業仍佔有深圳GDP總量39.5%的比例，深圳還是無愧作為一個世界級的製造中心，其擁有高效完整供應鏈、經驗豐富科技研發人才，以及最先進的基礎建設與物流系統；再加上華為、騰訊、大疆等科技製造行業領頭羊，都以深圳作為總部所在地，更為其他新興公司提供非常優質孵化環境，提供成功參考的典範，進一步吸引更多的新一代科技人才湧入。
所以，從深圳來審視整體大灣區的發展與崛起，是有其客觀的條件與格局的。在這種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並非台港商人技不如人或努力不夠，而是整體的條件上港台已經難以輕易匹敵。另一方面，我們常說：競合（Co-Opetition）是現階段產業發展常態，競爭中求合作，合作中有競爭。競爭與合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通過合作中的競爭、競爭中的合作，實現共存共榮，一起發展。面對大灣區的繁榮壯大，台港澳不必過份悲觀，不必一味懷憂喪志擔心對台灣的排擠效應，而應該跳脫此消彼長的零和競爭心態，如何利用既競爭又合作的靈活策略，借力使力，截長補短，各自找出自己的生存發展利基！
舉例來說，作為台商前進中國大陸投資最早的落腳地，大灣區原本就是眾多台資企業的根據地，迄今仍是台商匯集數量與規模數一數二的重鎮。其中像是東莞，曾經是台商在大陸加工外銷的最大製造基地，一度有高達六千多家台商日以繼夜製造大量產品出口，是全中國大陸台商最密集的城市。儘管“騰籠換鳥”轉型升級過程中移走不少傳統產業台商，但還是有創新型新生代台商不斷移入，因此，根據統計東莞台商仍有四千家左右，在中國大陸依然名列前茅。
憑著如此深厚的淵源，台港澳商人對粵港澳大灣區實在可以說是熟門熟路，先天上已經佔據戰略高地。另一方面，台灣當局近來大力提倡“5+2創新產業”（綠能、物聯網、生技醫藥、軍武、智慧機械、新農業、循環經濟），與大灣區也正全力投入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並非完全重疊，台灣方面應該盡力爭取共同發展的契機，搶搭粵港澳大灣區順風車，分享進一步發展起飛帶來的紅利。
大仁小智，邁向百年宏圖
當然，對於大灣區的理解就像有學者分析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並非只是簡單經濟發展計畫或區域建設藍圖，而是與中國大陸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宏觀國家戰略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後肩負有三大崇高任務：一是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現代化；三是完成國家的統一。
尤其，面對多元發展的港澳社會，社會經濟全面性整合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發揮“既是離岸，又是在岸”的優勢，藉著經濟與社會融合，順其自然地帶來更高層次的政治融合。因此，大灣區輻射擴散強度與範圍能夠有多強多大，關在於體制創新有多大空間，跨出的步伐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將來的經濟一體化和社會融合程度。
因此，在這裡我們想要語重心長引述先賢孟子的話：“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強調在面對大灣區時要有“大仁而小智”的思維。對於台港澳民眾而言，面對新格局新形勢，絕對要走出緬懷昔日光輝的自我優越感；但大陸當局也要以最大的耐心與智慧包容台港澳民眾，這樣才能真正融合兩岸四地，實現大中華圈的崛起與榮光。
無可諱言，台港澳商人曾經帶來大量資金、技術與人才等資源，參與過去三十年廣東與大陸各省的成長起飛。儘管時移勢轉，台港澳相對仍具有金融、教育和基礎科研、優質現代服務業以及國際聯繫網絡等優勢。
例如，香港做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完善的法律體系與成熟的服務業經濟，是中國大陸大型企業走出去與利用國際資本的重要門戶。澳門是亞洲的拉斯維加，繁榮的博彩業帶動旅遊、娛樂、會議等活動高度發展，吸引著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在此同時，台商在不少領域中仍然擁有突出優勢，半導體、網絡通訊，精密機械以及鋼鐵石化等，若能透過積極融入大陸大灣區的產業供應鏈，應該還能夠有所獲益。而在服務業方面，台商在金融、物流、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也依然保有相等競爭優勢，若能佈局深耕大灣區市場，一定能夠取得比“新南向”東南亞市場更好的發展前景。
總言而之，個人認為，在大灣區建設發展過程中，港澳台絕對能夠發揮其國際都會及成熟發展經驗的優勢，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自信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