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的确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虽然这里说的是五柳先生，但其实是在抒写自己的胸臆，说这是作者本人的读书态度，自无不可。只是把“不求甚解”解释成读书马虎，囫囵吞枣，却似有不妥。因为陶渊明这里所说，是有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汉儒的章句之学，烦琐的考据之风。
　　在读书时，弄清字句的解释，当然是必要的。如果连字句也读不通，要领会文章的意思是不可能的。所以陈寅恪有读书先识字之说。但若只是停留在识字上，而不能进一步领会文章的意思，那也等于不读，谈不上治学。所以陶渊明强调“会意”，就显得很要紧了。
　　其实，陶渊明的“会意”说，也并非他的发明，而是老庄思想的继承。《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看庄子的感叹，可见得意忘言之人甚为难得也。陶渊明有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其思想与庄子的关系。
　　以我看来，陶渊明强调“会意”的读书方法，不是降低了阅读要求，而是在“识字”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倒是提高了閱读要求。因为毕竟“会意”比“识字”更难，“识字”只要下死功夫还可以做到，而“会意”则需要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与社会阅历。鲁迅就曾说过：“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1936年4月2日复颜黎民信）盖亦此意也。而事实上，他的有些文章，恐怕三十岁也未必全能读懂——不是字句上的懂，而是意思上的懂。诗人绿原就说过，鲁迅的《隔膜》一文，他是有了相应的经历之后，回过味来才懂得其中的含意，可惜为时已晚。那时他已是中年之后。
　　此外，儒道两家，对于读物的要求也大有不同。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以汉儒是非圣贤之书不读，不同观点者即不屑顾之，这样局限性必然很大，脑子难免僵化；而道家则只要有“真意”之书都愿读，还能在提取出“真意”之后，把语言的外壳扬弃掉，当然把不实的东西也扬弃掉，即所谓“得意忘言”。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谈他翻译的取材之道，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吴中杰：作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