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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近代以来,江户学者山鹿素行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就其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著作而言,他在完成《山鹿语类》后,还立刻重注宋明理学核心经典“四书”,即《四书句读大全》。其中,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最为用功。他采用古本《大学》,对古本《大学》是否需要改正这一问题持谨慎的态度。中山广司认为他的这一态度标志着其尊重古典精神的诞生。然而,通过考察发现,此态度不过是他批判宋明理学的手段而已。山鹿素行之所以选择古本《大学》,并非因为有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而是出于要避免宋明诸儒“实学之弊”的考虑,以及古本《大学》本身可以满足他诠释“古道”的需求。
[关键词] 山鹿素行;《四书句读大全》;古本《大学》;实学之弊;古道融通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029-06
自近代伊始,山鹿素行(1621—1685)几乎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讨论的重要人物。二战结束以后,山鹿素行的古学思想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其古学思想可分为“中华圣学”和“日本圣学”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批判宋明儒学为主,包含两个主战场:一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为底本批判宋明理学,著述《山鹿语类》;一是诠释“四书”,即《四书句读大全》。①“四书”中,山鹿素行将《大学》作为孔子之道的载体和圣学的最高价值仲裁,诠释最为用功。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鹿素行的《大学》诠释,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多是从思想的角度对其诠释内容的分析。②
山鹿素行在诠释《大学》时,是依据朱熹定本,还是采取《大学》古本,抑或再造“改本”,无疑是他首先要决定的重要问题。中山广司是唯一就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给出“答案”的学者。③但是,中山广司的观点过于主观,并不符合事实。如果将此问题放在“四书”诠释史领域,并结合山鹿素行古学思想进行历史考察的话,事实不言自明,无需过多考究。之所以讨论此问题,是因为通过中山广司的案例或可触发对山鹿素行古学研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或反省。即,要想对山鹿素行古学思想进行彻底、客观的考察或评价,除了对研究文献内容本身须有深入的理解外,还应前后贯通,对山鹿素行思想史具有清楚的把握,而这都要求研究者应具备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的深层次把握。
一、山鹿素行与《大学》改本知识
《大学》篇原出小戴《礼记》,现存最早版本出自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汉唐时代,除韩愈拈出《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段进行阐发,来抗击佛老外,少有学者重视《大学》。两宋时期,疑经改经风潮兴起,《大学》开始作为独立文本受到关注。宋初司马光著《大学广义》一卷,被清人朱彝尊盛赞为“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在温公始。”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13页。程颐、程颢二兄弟推崇《大学》,称其为“圣人之书”“入德之门”。朱熹又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自元代起,朱注“四书”成为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教材,并一直沿袭到清代。《大学》一篇,不管是在中国儒学史上,还是在东亚儒学史上,都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大学》篇首提供了一个实践纲领,不过本身之义理方向却不明显。因此,在疑经改经风潮的影响下,程氏兄弟就怀疑《大学》有“错简”,并分别据自己理解著述了《明道先生改正大学》和《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这是改本《大学》之开端。朱熹在继承二程《大学》认识的基础上,又批评二程对《大学》的改动存在不当之处。他明确提出《大学》存在“三纲八目”,并以此为基础,认为原本《大学》版本存在错简和阙文,故重订《大学》,调整文序并作“格物补传”,即《大学章句》本。朱子学成为官学后,《大学章句》成为通行之书。不过,很多学者也根据自己对《大学》的体认改本《大学》。明中期,批判朱子学的王阳明重提原本即古本《大学》,古本《大学》重新获得重视。大约与王阳明同时代,丰坊又伪造石经本《大学》,也收获了不少信徒。晚明时期,除主要流行的朱熹《大学》定本、古本《大学》以及石经本外,还有董槐改本,蔡清改本等等,数量极多。自有《大学》改本以来,《大学》“定本”之争就没有结束过。清代张履详、张伯行、胡渭、惠士奇等,民国寥平、唐君毅、王大千等,均有独立之《大学》改本。详情可参见:李纪详:《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
山鹿素行生活的江户前期,正值明清鼎革,东亚局势进入风云诡谲的时代。此时,处于草创期的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积极提倡儒学,引进了大量的明末儒学书籍。随着对这些明末儒书的大量阅读和思考,山鹿素行一方面认识到儒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巨大功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尊奉朱子学的明朝迅速被清朝取代的原因。最终,山鹿素行把此原因归咎于朱子学对圣人之学的误读,进而提出了革新宋明理学之弊以回归圣人之学的古学主张。在《山鹿语类》中对理学诸主要概念一一批判后,山鹿素行又注释“四书”,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朱子学等“起毫厘之差,以至于千里之谬”的病因。山鹿素行诠释“四书”旨在批判宋明理学,因而势必要对宋明学界的“四书”注释情况有所了解。当然,山鹿素行并不可能对各类注释书逐一阅读,其取径乃是当时流传至日本的类似“大全”性质的“四书”注释集成性著作。
山鹿素行在学习朱子学时期,除了通过程朱理学集大成性著作《四书大全》理解“四书”外,还阅读了其他明代“四书”注释书。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修教要录》中,有他为理解朱熹《大学》定本“经一章”而进行的摘录和解读。其摘录文本除《四书大全》外,还包括以批判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求是编》(明代冯柯著,1523-1601),以及《四书知新日录》《四书知新日录》为明代郑维岳所著,是流日逸亡书的一种。近期,国内已有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卷10、11,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2013年)。日本关注此书的有:鍋島亜朱華:《明末「四書」注釈書日本伝来後の受容と影響:「四書知新日録」を中心に》,《日本漢文学研究の世界的拠点の構築(11) 》2016年第3期;吉田公平:《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学》,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第119—120頁。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吉田氏著作中有关《四书知新日录》的文章已被译成汉文(可见于:吴震、吾妻重二编:《思想与文献 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3—326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山鹿素行的《大学》诠释亦可能参照了其“修学时代”儒学之师林罗山的《大学》解释。林罗山把宋明儒学者关于《大学》解释的主要问题分为“大学题号异说”“大学本异同”“致知格物异说”三节,进行了总结(林羅山:《大學諺解》巻1,共3巻。参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站: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中的《大学》解释部分。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时,参考的主要是《四书知新目录》中的《大学》解释部分。他说:“或问:《大学》一书更正之说。曰:《大学》《中庸》二篇,旧杂于《戴记》之中,传习者少。二程先生,始表章之。及朱文公,复为章句,以诏来者……明王阳明非之,而取《大学》古本,为傍注,作序……近时顾叔时因前辈诸本,全订格物致知之传,首以物有本末十六字,次自天下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五十字。次子曰,听颂吾犹人也三十字之右以释致知格物……蔡虚斋则提物有本末一条于知止一条之上……又郑端简《古言》内,载《大学》石经本,以物有本末,接致知格物之下。”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東京:国書刊行会,1921年,第47頁。山鹿素行对宋明儒学界关于《大学》改本的问题,了解颇为详细。 山鹿素行还说:“凡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也,其传来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有易简而可入。其本无脱误可议。章次如有失其序,亦无所按据。如何遂而补辑之?故悉从其旧而已。”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東京:国書刊行会,1921年, 読大學法,第3頁。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谢延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71页。对比两段文献,可以明显发现山鹿素行对王阳明古本《大学》认识的借鉴。寺岛庄二所作山鹿素行略年谱,于山鹿素行46岁条,即《四书句读大全》完成当年,有山鹿素行阅读《传习录》的记录。佐佐木杜太郎和中山广司所作山鹿素行年谱,或参考寺岛庄二,均于山鹿素行46岁条,有山鹿素行阅读《传习录》的记载。详情可参见:寺島荘二:《武教に生きた山鹿素行》,東京:三省堂,1943年,第293頁;佐佐木杜太郎:《山鹿素行》,東京:株式会社明徳出版社,1978年,第235—236頁;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京都:神道史学会,1988年,第338頁。权威的山鹿素行自笔汉文年谱文献收录于: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山鹿素行集》(巻7),東京:目黒書店,1941年。后被译为日文,收录于: 広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巻15),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通过考察山鹿素行权威年谱文献,山鹿素行46岁条中并无阅读《传习录》的记载,甚至在整个山鹿素行年谱中也未见记载。为此,三者所述“证据”何在,尚不得而知。因此,笔者对山鹿素行在著述《四书句读大全》时是否一定读过《传习录》持怀疑态度。正文所引王阳明所述,山鹿素行究竟从何书得之,且待以后探讨。虽然不能说山鹿素行选择《大学》古本就是因为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来自王阳明的启发。关于《大学》改本问题,山鹿素行是赞同王阳明的认识的,即“在要求文义的通顺以及思想的一贯性的前提下,可对原文作出改动,但是仍然要有充分的证据时才能如此(如其版本异文、前后文的对应等),否则以保存原貌为最好的做法。”凌超煌:《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兴大中文研究生论文集》(3),1988年,第41頁。
二、不改错简——中山广司“尊重古典精神”解
不过,在对古本《大学》的认识上,山鹿素行又与王阳明略有不同。与王阳明将古本《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同,山鹿素行赞同朱熹,亦视《大学》包含经、传两个部分。他在注释古本《大学》时,坚信“大学之道……国治而天下平”为经章,并将此后的部分为传,分成十一章。具体而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为致知章;以“所谓诚其意者……故君子必诚其意”为诚意章;以“《诗》云:瞻彼淇澳……此以末世不忘也”为止于至善章;以“《康诰》曰:克明德……皆自明也”为明明德章;以“汤之《盘铭》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亲民章;以“《诗》云:邦畿千里……与国人交,止于信”为知止章;“子曰:听讼……此谓知本”为本末章;其下与朱熹所分相同,即正心修身章、修身齐家章、齐家治国章和治国平天下章。在文中,山鹿素行论述了古本《大学》错简的存在问题。
山鹿素行在诚意章文末,说:“或问:阳明古本大学序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曰,王氏从古本,迄谓知之至也为经,经次有章,故单标诚意,以为大学之要也。愚谓,诚意非不大学之要,而以其要,非序此章于经文之下,是古本有错简,而至此也。因程朱说,则自明明德之传,须次序来。然今以鄙见,遽更正古本,亦有皇畏。只从旧本,可觉以次序又如此也。”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66頁。在这里,山鹿素行按照自己的理解,误认为王阳明之古本《大学》亦分经传,且其经的部分为“大学之道……此谓知之至也”,诚意章紧承经之部分,因此王阳明以诚意为《大学》之要。程朱以《大学》之传的部分应包含“释三纲、释八目”,故须依照次序进行调整。结合山鹿素行此处言论,可以明白他虽然强行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命名为致知章,但本身并不自信,而是在划定经部分基础上的牵强附会而已。
可以说,虽然山鹿素行努力阐释其所依据古本《大学》的完整性、合理性,但《大学》内容本身的“缺陷”决定此任务相当艰巨,几乎难以完成。因此,山鹿素行在释本末章后,说:“或曰:然乃阳明专从旧本,是乎?曰:旧本必无错简,亦太泥着。无衍文脱句,而章次之错简无疑……只漫不改正,阙疑以俟来哲。”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93頁。对于古本《大学》,山鹿素行认为其并无衍文脱句,但肯定存在错简。在此,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遍览中山广司的研究成果,山鹿素行可谓是其学术研究的中心对象。围绕山鹿素行,中山广司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关于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的问题,其论述可见于其论文《山鹿素行と大学》和专著《山鹿素行の研究》中。在论文中,中山广司将山鹿素行显示出的谨慎态度归结为尊重古典的精神,并认为此精神為山鹿素行在后来著述《中朝事实》时重视《日本书纪》的重要原因,是他日本主义觉醒的一个契机。在著书中,中山广司延续了这一认识,并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中山广司以山鹿素行古学的第二阶段“日本圣学”为“日本复归”阶段。他以其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把《四书句读大全》和《中朝事实》联系起来,并据此认为《四书句读大全》在山鹿素行古学二阶段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他说:“我认为,在古学唱道以降的山鹿素行之《大学》解中,绝不能忽视其尊重古典思想这一事实。正是这种尊重古典的精神,或许才是推动他重视和尊重《日本书纪》等我国古典,并成为他最终‘回归日本’ 的要因之一。”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京都:神道史学会,1988年,第114頁。中山广司在肯定山鹿素行重视《大学》的同时,直接以山鹿素行不改古本的态度为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的精神诞生的标志,但是并没有解释原因。在论述《中朝事实》时,他根据《中朝事实》中的神代皇统记事内容借鉴了《日本书纪》“神代卷”的部分,断定这是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精神发展的表现。他进一步认为,作为日本自觉的“爆发体”的《中朝事实》形成的原因,除了实学主义外,更重要的是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时“萌生”的尊重古典的精神。他认为,山鹿素行之实学主义源于其“非机上之学问”的兵学思想,对现实日本的重视使其产生古今、自他的差异认识,而尊重古典的精神又使他慎重对待历史文献,从而完成了山鹿素行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中朝事实》。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第137—140頁。 通读《山鹿素行の研究》一书可以发现,中山广司之焦点并不在探讨山鹿素行为何选择古本《大学》这一问题上。对于当时多从儒学或哲学角度出发的山鹿素行研究,他认为日本之学问研究虽然要因时而异,但必须要有所“不变”,即“日本”立场。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序,第3—4頁。因此,他将《中朝事实》作为代表山鹿素行回归日本,即日本主义的代表作,认为其是山鹿素行著述的最高峰。即,中山广司的探讨重点并不在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的问题,而是在重视《中朝事实》并以其产生的要因之一为尊重古典精神的前提下的背景上溯。
中山广司认为山鹿素行采用古本《大学》以及后来借鉴《日本书纪》,为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精神的体现,这一观点是非常武断甚至随意的。《中朝事实》关于神代的记事确实借鉴了《日本书纪》的“神代卷”部分,但绝非因为尊重古典的精神。如果按照中山广司的论断,则其所谓“尊重古典”,乃是一种素朴、固陋、尚古、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旨趣。联系到山鹿素行的古学内涵,其用力所在乃是追求古道并应用于现实,追求古道固然要借助古典,但这与其是否要尊重古典却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朝事实》仅仅借鉴《日本书纪》的神代记事内容,恰恰说明了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他论述观点的素材,是运用层面上的,体现不出尊重古典的精神。中山广司对山鹿素行研究的贡献,与其说是在学术思想的探讨,倒不如说其对山鹿素行研究史的详细梳理。毫无疑问,后者才更加值得重视。
抛开《中朝事实》借鉴《日本书纪》的问题,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否是出于尊重古典的精神呢?中山广司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大学》诠释史中进行考察,而仅仅以山鹿素行显露出的尊重古本的态度,便归结为其尊重古典精神的诞生,无疑也非常草率。要想弄清楚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否为尊重古典精神,抑或其他原因,必须将此问题放在《大学》诠释史中,并结合山鹿素行之古学实质进行考察。
三、无碍“古道”:经典乃载道之器
理学者又被称为道学者。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原来的以解读经典为中心转向以寻道为中心,其解经方式也从训诂学走向义理学。“四书”由于存在大量“五经”缺少的能够对抗佛老之学的、可堪引申的形而上学因素,因此才取代“五经”,成为宋明儒者关注的中心。如果从道与经典二者之间的关系地位来看,在宋明理学中,道无疑处于领属地位,经典乃是载道之器。可以说,理学的产生,就是在疑经改经的风潮下兴起、产生并最终成熟起来的。极端而言,理学自产生起,就无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大学》改本的一再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明证。
王阳明是首先提出尊重古本《大学》的学者。他认为古本《大学》本身就是一篇思想前后相贯的完整经典,朱熹分《大学》为经、传两部分是“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补“格物致知传”也属多余,而是认为“格物、致知、诚意的工夫是一体的,其中又以诚意为关键……说明了诚意工夫,则格致工夫乃知全体工夫皆可明白,故不需对格致工夫加以说明。”凌超煌:《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兴大中文研究生论文集》(3),1988年,第39页。林庆彰说:“盖阳明随意欲恢复《大学》古本,无非要解决义理上之纠纷,而《大学》古本正是孔门正传,恰可决断义理之是非”。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75页。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式解释《大学》的王阳明,其提倡古本《大学》的根本原因乃是其心学思想恰可与古本《大学》融通无碍,互相“印证”。其通过显示出尊重和不改古本的谨慎态度,亦可加朱熹等以张狂恣意、篡改经典之罪,可谓“一石二鸟”。自然,王阳明摆出的谨慎姿态,也不是因为有尊重古典的精神。
山鹿素行从王阳明的古本《大学》认识那里获得灵感,也依循古本《大学》。作为依然“在朱子学的地盘上与朱子进行斗争”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東京:理想社,1975年,第124頁。的古学者,山鹿素行之古学依然没有脱离宋明理学的范畴。与宋明理学相比,其复古主张,实质上是要回归更彻底的经世之学、实用之学,朱谦之:《日本之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页。并藉此达到“天下平”的状态,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山鹿素行之所以最重视《大学》,就是因为《大学》内含其认可之“大学”之道。他说:“愚谓:六经之文字甚多,夫子之言语见经书者亦不少。而如大学,自明德论来,以格物致知为修道之极,以治平为效验之极。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达之于天下。不缪不悖,无疑不惑,文字尤约,而放之弥六合。其始终本末,纲条无不尽,故昭如日月,经纬乎天地,贯彻乎古今。……六经皆大学之明证也。天下古今之学,天下古今之治,不出此一经。不由此则无善治,外此则为异端。学者之精力,在尽此一经。”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読大學法,第2頁。《大学》阐述实现“天下平”之大道,故其学问称“大学”。山鹿素行古学思想之中心在寻找“大道”,其关注重点自然是《大学》中的内容,自然无需对《大学》这一载道之器雕琢加工。当然,他选择古本《大学》也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尊重古典的精神。
要想正确理解山鹿素行何以选择古本《大学》,还须对山鹿素行之古学实质进行正确把握。对实学定义的不同,可以说是山鹿素行批判朱子学,提倡古学的根本原因。以《大学》之话语体系而言,其古道目标与宋明理学者所追求之目标虽然都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但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的认识并不相同。宋明理学信任人的善性,强调依赖个人的主体意识及向上精神,构筑了“人性本善”、“人人可以成圣”以及“遍地圣人”的學问体系。而山鹿素行积极肯定人的欲望,并不认可宋明理学中预设的人性本善这一先天前提。因此,在方法论上,宋明理学强调自我修正,除“格物致知”等动的修养方法外,还创建了“居敬”、“涵养”、“静坐”等静的修养方法。而山鹿素行更认可后天之教,只信任动的现实实践修养方法。因此,他在《圣教要录》中,明确提出圣学为“唯日用之学”。山鹿素行在其晚年思想圆熟时期的著作《治平要录》中,认为同样提倡日用之学的程朱理学,因为“其所志其所纠”的“错误”,最终产生“实学之弊”,而脱离圣人之学。其实学之弊的第一点,就是“过议论弄学”。他说:“过议论云者,于经书立问难设不审,细评议是,于一字一句加深料简,是详者详也,然多为口才不立实用也。古人云之谓凿知……次至弄学云者,学问只通圣学之大理为本。过是,以学问读书为癖、政事急务为次,好议论奔利口,至弄学丧志,岂是大人之学乎?”広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巻14),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第584頁。(原日文)以学为效验之学的山鹿素行,其重视的是圣学之道在日用现实中的应验,经典只是学习和体认圣人之道的工具。而宋明理学者对经典的“过度”引申和阐述,恰好陷入了“学问读书之癖”,即过分注重经典解读,从而淡化或忽略了圣学的实践方面。从这里不难推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宋明诸儒对《大学》版本的种种猜测和改定,在山鹿素行看来无疑也是“过议论弄学”,是偏离圣学本旨的。因此,山鹿素行虽然也认为《大学》存在错简等问题,但仍然采取谨慎态度,是要避免陷入没有结果的笔伐议论中。对于他来说,学者修改《大学》,无疑是不应该的。 当然,山鹿素行不改古本《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学者通过古本《大学》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圣学的本旨,无需特意改正。换句话说,古本《大学》并不妨碍他对其古学思想进行阐释。按照山鹿素行对《大学》的经传划分,其无疑也认可《大学》存在“三纲八目”这一圣学各目标和方法路径的集合。如上所述,与朱熹等多数理学者不同,山鹿素行重新对《大学》“经一章”进行了划分。他认为通过此“经一章”,已经完全可以明白大学的本旨,因此他强调“《大学》经一章,不可动一字,不容增减一字”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読大學法,第2頁。。关于“经一章”后面的传文部分,朱熹在对《大学》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古本《大学》缺少“格物”传,因此另作“格物补传”。后儒一般也认为,《大学》应该也含有对“三纲八目”的解释。山鹿素行对《大学》的经章划分,可以说也遵从了这种观点。山鹿素行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命名为致知章,拒绝了朱熹的“格物补传”。对于以“格物致知”为圣人之学最重要工夫的山鹿素行而言,势必要依托古本《大学》圆满解决“格物”问题。山鹿素行着眼于“致知在格物”中的“在”字,认为“格物是致知之解,而别无可论之。其字说甚分明,而不可用其解。欲明明德于天下以下,悉是格物也。圣人之教,一个亦无不以格物。能详其字义,则文义自明。故以在格物终之”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41頁。。至此,山鹿素行不仅不需要像朱熹那样另作补传,反而通过这一阐释,使得其推崇的动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获得了总属地位。在山鹿素行的诠释之下,并不需要通过对古本《大学》改定或添加新内容也可以很好地表达其古学思想。
综上所述,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属于“四书”经典注释中的问题,必须将其放在四书诠释史中进行考察。中山广司将山鹿素行在著述《中朝事实》借鉴《日本书纪》中的内容这一事实的原因归结为其尊重古典的精神,并认为此精神产生的标志为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主观而武断的。以疑经改经为重要风气的宋明理学,并不存在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而且,江戶时期的多数儒学者在解释《大学》时的重点亦在明道,采取的也多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诠释方法。如伊藤仁斋以《大学》非圣人之书,荻生徂徕以“乞言合语”解《大学》,在诠释时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意志,并没有以纠正经典文本为中心。标榜古学,而实际依然是道学者的山鹿素行,其中心依然是在求“道”,并非是作为载道之器的经典本身。他之所以选择古本《大学》,一是因为这与其实学观点相违背,二是因为古本《大学》本身就可以与其古学观点相融通,并不需要特意“改正”《大学》。
[责任编辑:冯雅]
[关键词] 山鹿素行;《四书句读大全》;古本《大学》;实学之弊;古道融通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029-06
自近代伊始,山鹿素行(1621—1685)几乎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讨论的重要人物。二战结束以后,山鹿素行的古学思想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其古学思想可分为“中华圣学”和“日本圣学”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批判宋明儒学为主,包含两个主战场:一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为底本批判宋明理学,著述《山鹿语类》;一是诠释“四书”,即《四书句读大全》。①“四书”中,山鹿素行将《大学》作为孔子之道的载体和圣学的最高价值仲裁,诠释最为用功。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鹿素行的《大学》诠释,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多是从思想的角度对其诠释内容的分析。②
山鹿素行在诠释《大学》时,是依据朱熹定本,还是采取《大学》古本,抑或再造“改本”,无疑是他首先要决定的重要问题。中山广司是唯一就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给出“答案”的学者。③但是,中山广司的观点过于主观,并不符合事实。如果将此问题放在“四书”诠释史领域,并结合山鹿素行古学思想进行历史考察的话,事实不言自明,无需过多考究。之所以讨论此问题,是因为通过中山广司的案例或可触发对山鹿素行古学研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或反省。即,要想对山鹿素行古学思想进行彻底、客观的考察或评价,除了对研究文献内容本身须有深入的理解外,还应前后贯通,对山鹿素行思想史具有清楚的把握,而这都要求研究者应具备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的深层次把握。
一、山鹿素行与《大学》改本知识
《大学》篇原出小戴《礼记》,现存最早版本出自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汉唐时代,除韩愈拈出《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段进行阐发,来抗击佛老外,少有学者重视《大学》。两宋时期,疑经改经风潮兴起,《大学》开始作为独立文本受到关注。宋初司马光著《大学广义》一卷,被清人朱彝尊盛赞为“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在温公始。”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13页。程颐、程颢二兄弟推崇《大学》,称其为“圣人之书”“入德之门”。朱熹又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自元代起,朱注“四书”成为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教材,并一直沿袭到清代。《大学》一篇,不管是在中国儒学史上,还是在东亚儒学史上,都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大学》篇首提供了一个实践纲领,不过本身之义理方向却不明显。因此,在疑经改经风潮的影响下,程氏兄弟就怀疑《大学》有“错简”,并分别据自己理解著述了《明道先生改正大学》和《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这是改本《大学》之开端。朱熹在继承二程《大学》认识的基础上,又批评二程对《大学》的改动存在不当之处。他明确提出《大学》存在“三纲八目”,并以此为基础,认为原本《大学》版本存在错简和阙文,故重订《大学》,调整文序并作“格物补传”,即《大学章句》本。朱子学成为官学后,《大学章句》成为通行之书。不过,很多学者也根据自己对《大学》的体认改本《大学》。明中期,批判朱子学的王阳明重提原本即古本《大学》,古本《大学》重新获得重视。大约与王阳明同时代,丰坊又伪造石经本《大学》,也收获了不少信徒。晚明时期,除主要流行的朱熹《大学》定本、古本《大学》以及石经本外,还有董槐改本,蔡清改本等等,数量极多。自有《大学》改本以来,《大学》“定本”之争就没有结束过。清代张履详、张伯行、胡渭、惠士奇等,民国寥平、唐君毅、王大千等,均有独立之《大学》改本。详情可参见:李纪详:《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
山鹿素行生活的江户前期,正值明清鼎革,东亚局势进入风云诡谲的时代。此时,处于草创期的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积极提倡儒学,引进了大量的明末儒学书籍。随着对这些明末儒书的大量阅读和思考,山鹿素行一方面认识到儒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巨大功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尊奉朱子学的明朝迅速被清朝取代的原因。最终,山鹿素行把此原因归咎于朱子学对圣人之学的误读,进而提出了革新宋明理学之弊以回归圣人之学的古学主张。在《山鹿语类》中对理学诸主要概念一一批判后,山鹿素行又注释“四书”,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朱子学等“起毫厘之差,以至于千里之谬”的病因。山鹿素行诠释“四书”旨在批判宋明理学,因而势必要对宋明学界的“四书”注释情况有所了解。当然,山鹿素行并不可能对各类注释书逐一阅读,其取径乃是当时流传至日本的类似“大全”性质的“四书”注释集成性著作。
山鹿素行在学习朱子学时期,除了通过程朱理学集大成性著作《四书大全》理解“四书”外,还阅读了其他明代“四书”注释书。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修教要录》中,有他为理解朱熹《大学》定本“经一章”而进行的摘录和解读。其摘录文本除《四书大全》外,还包括以批判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求是编》(明代冯柯著,1523-1601),以及《四书知新日录》《四书知新日录》为明代郑维岳所著,是流日逸亡书的一种。近期,国内已有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卷10、11,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2013年)。日本关注此书的有:鍋島亜朱華:《明末「四書」注釈書日本伝来後の受容と影響:「四書知新日録」を中心に》,《日本漢文学研究の世界的拠点の構築(11) 》2016年第3期;吉田公平:《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学》,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第119—120頁。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吉田氏著作中有关《四书知新日录》的文章已被译成汉文(可见于:吴震、吾妻重二编:《思想与文献 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3—326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山鹿素行的《大学》诠释亦可能参照了其“修学时代”儒学之师林罗山的《大学》解释。林罗山把宋明儒学者关于《大学》解释的主要问题分为“大学题号异说”“大学本异同”“致知格物异说”三节,进行了总结(林羅山:《大學諺解》巻1,共3巻。参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站: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中的《大学》解释部分。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时,参考的主要是《四书知新目录》中的《大学》解释部分。他说:“或问:《大学》一书更正之说。曰:《大学》《中庸》二篇,旧杂于《戴记》之中,传习者少。二程先生,始表章之。及朱文公,复为章句,以诏来者……明王阳明非之,而取《大学》古本,为傍注,作序……近时顾叔时因前辈诸本,全订格物致知之传,首以物有本末十六字,次自天下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五十字。次子曰,听颂吾犹人也三十字之右以释致知格物……蔡虚斋则提物有本末一条于知止一条之上……又郑端简《古言》内,载《大学》石经本,以物有本末,接致知格物之下。”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東京:国書刊行会,1921年,第47頁。山鹿素行对宋明儒学界关于《大学》改本的问题,了解颇为详细。 山鹿素行还说:“凡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也,其传来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有易简而可入。其本无脱误可议。章次如有失其序,亦无所按据。如何遂而补辑之?故悉从其旧而已。”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東京:国書刊行会,1921年, 読大學法,第3頁。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之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谢延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71页。对比两段文献,可以明显发现山鹿素行对王阳明古本《大学》认识的借鉴。寺岛庄二所作山鹿素行略年谱,于山鹿素行46岁条,即《四书句读大全》完成当年,有山鹿素行阅读《传习录》的记录。佐佐木杜太郎和中山广司所作山鹿素行年谱,或参考寺岛庄二,均于山鹿素行46岁条,有山鹿素行阅读《传习录》的记载。详情可参见:寺島荘二:《武教に生きた山鹿素行》,東京:三省堂,1943年,第293頁;佐佐木杜太郎:《山鹿素行》,東京:株式会社明徳出版社,1978年,第235—236頁;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京都:神道史学会,1988年,第338頁。权威的山鹿素行自笔汉文年谱文献收录于: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山鹿素行集》(巻7),東京:目黒書店,1941年。后被译为日文,收录于: 広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巻15),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通过考察山鹿素行权威年谱文献,山鹿素行46岁条中并无阅读《传习录》的记载,甚至在整个山鹿素行年谱中也未见记载。为此,三者所述“证据”何在,尚不得而知。因此,笔者对山鹿素行在著述《四书句读大全》时是否一定读过《传习录》持怀疑态度。正文所引王阳明所述,山鹿素行究竟从何书得之,且待以后探讨。虽然不能说山鹿素行选择《大学》古本就是因为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来自王阳明的启发。关于《大学》改本问题,山鹿素行是赞同王阳明的认识的,即“在要求文义的通顺以及思想的一贯性的前提下,可对原文作出改动,但是仍然要有充分的证据时才能如此(如其版本异文、前后文的对应等),否则以保存原貌为最好的做法。”凌超煌:《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兴大中文研究生论文集》(3),1988年,第41頁。
二、不改错简——中山广司“尊重古典精神”解
不过,在对古本《大学》的认识上,山鹿素行又与王阳明略有不同。与王阳明将古本《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同,山鹿素行赞同朱熹,亦视《大学》包含经、传两个部分。他在注释古本《大学》时,坚信“大学之道……国治而天下平”为经章,并将此后的部分为传,分成十一章。具体而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为致知章;以“所谓诚其意者……故君子必诚其意”为诚意章;以“《诗》云:瞻彼淇澳……此以末世不忘也”为止于至善章;以“《康诰》曰:克明德……皆自明也”为明明德章;以“汤之《盘铭》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亲民章;以“《诗》云:邦畿千里……与国人交,止于信”为知止章;“子曰:听讼……此谓知本”为本末章;其下与朱熹所分相同,即正心修身章、修身齐家章、齐家治国章和治国平天下章。在文中,山鹿素行论述了古本《大学》错简的存在问题。
山鹿素行在诚意章文末,说:“或问:阳明古本大学序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曰,王氏从古本,迄谓知之至也为经,经次有章,故单标诚意,以为大学之要也。愚谓,诚意非不大学之要,而以其要,非序此章于经文之下,是古本有错简,而至此也。因程朱说,则自明明德之传,须次序来。然今以鄙见,遽更正古本,亦有皇畏。只从旧本,可觉以次序又如此也。”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66頁。在这里,山鹿素行按照自己的理解,误认为王阳明之古本《大学》亦分经传,且其经的部分为“大学之道……此谓知之至也”,诚意章紧承经之部分,因此王阳明以诚意为《大学》之要。程朱以《大学》之传的部分应包含“释三纲、释八目”,故须依照次序进行调整。结合山鹿素行此处言论,可以明白他虽然强行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命名为致知章,但本身并不自信,而是在划定经部分基础上的牵强附会而已。
可以说,虽然山鹿素行努力阐释其所依据古本《大学》的完整性、合理性,但《大学》内容本身的“缺陷”决定此任务相当艰巨,几乎难以完成。因此,山鹿素行在释本末章后,说:“或曰:然乃阳明专从旧本,是乎?曰:旧本必无错简,亦太泥着。无衍文脱句,而章次之错简无疑……只漫不改正,阙疑以俟来哲。”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93頁。对于古本《大学》,山鹿素行认为其并无衍文脱句,但肯定存在错简。在此,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遍览中山广司的研究成果,山鹿素行可谓是其学术研究的中心对象。围绕山鹿素行,中山广司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关于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的问题,其论述可见于其论文《山鹿素行と大学》和专著《山鹿素行の研究》中。在论文中,中山广司将山鹿素行显示出的谨慎态度归结为尊重古典的精神,并认为此精神為山鹿素行在后来著述《中朝事实》时重视《日本书纪》的重要原因,是他日本主义觉醒的一个契机。在著书中,中山广司延续了这一认识,并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中山广司以山鹿素行古学的第二阶段“日本圣学”为“日本复归”阶段。他以其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把《四书句读大全》和《中朝事实》联系起来,并据此认为《四书句读大全》在山鹿素行古学二阶段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他说:“我认为,在古学唱道以降的山鹿素行之《大学》解中,绝不能忽视其尊重古典思想这一事实。正是这种尊重古典的精神,或许才是推动他重视和尊重《日本书纪》等我国古典,并成为他最终‘回归日本’ 的要因之一。”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京都:神道史学会,1988年,第114頁。中山广司在肯定山鹿素行重视《大学》的同时,直接以山鹿素行不改古本的态度为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的精神诞生的标志,但是并没有解释原因。在论述《中朝事实》时,他根据《中朝事实》中的神代皇统记事内容借鉴了《日本书纪》“神代卷”的部分,断定这是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精神发展的表现。他进一步认为,作为日本自觉的“爆发体”的《中朝事实》形成的原因,除了实学主义外,更重要的是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时“萌生”的尊重古典的精神。他认为,山鹿素行之实学主义源于其“非机上之学问”的兵学思想,对现实日本的重视使其产生古今、自他的差异认识,而尊重古典的精神又使他慎重对待历史文献,从而完成了山鹿素行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中朝事实》。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第137—140頁。 通读《山鹿素行の研究》一书可以发现,中山广司之焦点并不在探讨山鹿素行为何选择古本《大学》这一问题上。对于当时多从儒学或哲学角度出发的山鹿素行研究,他认为日本之学问研究虽然要因时而异,但必须要有所“不变”,即“日本”立场。中山広司:《山鹿素行の研究》,序,第3—4頁。因此,他将《中朝事实》作为代表山鹿素行回归日本,即日本主义的代表作,认为其是山鹿素行著述的最高峰。即,中山广司的探讨重点并不在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的问题,而是在重视《中朝事实》并以其产生的要因之一为尊重古典精神的前提下的背景上溯。
中山广司认为山鹿素行采用古本《大学》以及后来借鉴《日本书纪》,为山鹿素行尊重古典精神的体现,这一观点是非常武断甚至随意的。《中朝事实》关于神代的记事确实借鉴了《日本书纪》的“神代卷”部分,但绝非因为尊重古典的精神。如果按照中山广司的论断,则其所谓“尊重古典”,乃是一种素朴、固陋、尚古、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旨趣。联系到山鹿素行的古学内涵,其用力所在乃是追求古道并应用于现实,追求古道固然要借助古典,但这与其是否要尊重古典却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朝事实》仅仅借鉴《日本书纪》的神代记事内容,恰恰说明了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他论述观点的素材,是运用层面上的,体现不出尊重古典的精神。中山广司对山鹿素行研究的贡献,与其说是在学术思想的探讨,倒不如说其对山鹿素行研究史的详细梳理。毫无疑问,后者才更加值得重视。
抛开《中朝事实》借鉴《日本书纪》的问题,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否是出于尊重古典的精神呢?中山广司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大学》诠释史中进行考察,而仅仅以山鹿素行显露出的尊重古本的态度,便归结为其尊重古典精神的诞生,无疑也非常草率。要想弄清楚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否为尊重古典精神,抑或其他原因,必须将此问题放在《大学》诠释史中,并结合山鹿素行之古学实质进行考察。
三、无碍“古道”:经典乃载道之器
理学者又被称为道学者。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原来的以解读经典为中心转向以寻道为中心,其解经方式也从训诂学走向义理学。“四书”由于存在大量“五经”缺少的能够对抗佛老之学的、可堪引申的形而上学因素,因此才取代“五经”,成为宋明儒者关注的中心。如果从道与经典二者之间的关系地位来看,在宋明理学中,道无疑处于领属地位,经典乃是载道之器。可以说,理学的产生,就是在疑经改经的风潮下兴起、产生并最终成熟起来的。极端而言,理学自产生起,就无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大学》改本的一再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明证。
王阳明是首先提出尊重古本《大学》的学者。他认为古本《大学》本身就是一篇思想前后相贯的完整经典,朱熹分《大学》为经、传两部分是“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补“格物致知传”也属多余,而是认为“格物、致知、诚意的工夫是一体的,其中又以诚意为关键……说明了诚意工夫,则格致工夫乃知全体工夫皆可明白,故不需对格致工夫加以说明。”凌超煌:《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兴大中文研究生论文集》(3),1988年,第39页。林庆彰说:“盖阳明随意欲恢复《大学》古本,无非要解决义理上之纠纷,而《大学》古本正是孔门正传,恰可决断义理之是非”。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75页。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式解释《大学》的王阳明,其提倡古本《大学》的根本原因乃是其心学思想恰可与古本《大学》融通无碍,互相“印证”。其通过显示出尊重和不改古本的谨慎态度,亦可加朱熹等以张狂恣意、篡改经典之罪,可谓“一石二鸟”。自然,王阳明摆出的谨慎姿态,也不是因为有尊重古典的精神。
山鹿素行从王阳明的古本《大学》认识那里获得灵感,也依循古本《大学》。作为依然“在朱子学的地盘上与朱子进行斗争”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東京:理想社,1975年,第124頁。的古学者,山鹿素行之古学依然没有脱离宋明理学的范畴。与宋明理学相比,其复古主张,实质上是要回归更彻底的经世之学、实用之学,朱谦之:《日本之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页。并藉此达到“天下平”的状态,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山鹿素行之所以最重视《大学》,就是因为《大学》内含其认可之“大学”之道。他说:“愚谓:六经之文字甚多,夫子之言语见经书者亦不少。而如大学,自明德论来,以格物致知为修道之极,以治平为效验之极。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达之于天下。不缪不悖,无疑不惑,文字尤约,而放之弥六合。其始终本末,纲条无不尽,故昭如日月,经纬乎天地,贯彻乎古今。……六经皆大学之明证也。天下古今之学,天下古今之治,不出此一经。不由此则无善治,外此则为异端。学者之精力,在尽此一经。”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読大學法,第2頁。《大学》阐述实现“天下平”之大道,故其学问称“大学”。山鹿素行古学思想之中心在寻找“大道”,其关注重点自然是《大学》中的内容,自然无需对《大学》这一载道之器雕琢加工。当然,他选择古本《大学》也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尊重古典的精神。
要想正确理解山鹿素行何以选择古本《大学》,还须对山鹿素行之古学实质进行正确把握。对实学定义的不同,可以说是山鹿素行批判朱子学,提倡古学的根本原因。以《大学》之话语体系而言,其古道目标与宋明理学者所追求之目标虽然都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但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的认识并不相同。宋明理学信任人的善性,强调依赖个人的主体意识及向上精神,构筑了“人性本善”、“人人可以成圣”以及“遍地圣人”的學问体系。而山鹿素行积极肯定人的欲望,并不认可宋明理学中预设的人性本善这一先天前提。因此,在方法论上,宋明理学强调自我修正,除“格物致知”等动的修养方法外,还创建了“居敬”、“涵养”、“静坐”等静的修养方法。而山鹿素行更认可后天之教,只信任动的现实实践修养方法。因此,他在《圣教要录》中,明确提出圣学为“唯日用之学”。山鹿素行在其晚年思想圆熟时期的著作《治平要录》中,认为同样提倡日用之学的程朱理学,因为“其所志其所纠”的“错误”,最终产生“实学之弊”,而脱离圣人之学。其实学之弊的第一点,就是“过议论弄学”。他说:“过议论云者,于经书立问难设不审,细评议是,于一字一句加深料简,是详者详也,然多为口才不立实用也。古人云之谓凿知……次至弄学云者,学问只通圣学之大理为本。过是,以学问读书为癖、政事急务为次,好议论奔利口,至弄学丧志,岂是大人之学乎?”広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巻14),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第584頁。(原日文)以学为效验之学的山鹿素行,其重视的是圣学之道在日用现实中的应验,经典只是学习和体认圣人之道的工具。而宋明理学者对经典的“过度”引申和阐述,恰好陷入了“学问读书之癖”,即过分注重经典解读,从而淡化或忽略了圣学的实践方面。从这里不难推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宋明诸儒对《大学》版本的种种猜测和改定,在山鹿素行看来无疑也是“过议论弄学”,是偏离圣学本旨的。因此,山鹿素行虽然也认为《大学》存在错简等问题,但仍然采取谨慎态度,是要避免陷入没有结果的笔伐议论中。对于他来说,学者修改《大学》,无疑是不应该的。 当然,山鹿素行不改古本《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学者通过古本《大学》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圣学的本旨,无需特意改正。换句话说,古本《大学》并不妨碍他对其古学思想进行阐释。按照山鹿素行对《大学》的经传划分,其无疑也认可《大学》存在“三纲八目”这一圣学各目标和方法路径的集合。如上所述,与朱熹等多数理学者不同,山鹿素行重新对《大学》“经一章”进行了划分。他认为通过此“经一章”,已经完全可以明白大学的本旨,因此他强调“《大学》经一章,不可动一字,不容增减一字”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読大學法,第2頁。。关于“经一章”后面的传文部分,朱熹在对《大学》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古本《大学》缺少“格物”传,因此另作“格物补传”。后儒一般也认为,《大学》应该也含有对“三纲八目”的解释。山鹿素行对《大学》的经章划分,可以说也遵从了这种观点。山鹿素行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之至也”命名为致知章,拒绝了朱熹的“格物补传”。对于以“格物致知”为圣人之学最重要工夫的山鹿素行而言,势必要依托古本《大学》圆满解决“格物”问题。山鹿素行着眼于“致知在格物”中的“在”字,认为“格物是致知之解,而别无可论之。其字说甚分明,而不可用其解。欲明明德于天下以下,悉是格物也。圣人之教,一个亦无不以格物。能详其字义,则文义自明。故以在格物终之”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編:《四書句読大全》(巻1),第41頁。。至此,山鹿素行不仅不需要像朱熹那样另作补传,反而通过这一阐释,使得其推崇的动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获得了总属地位。在山鹿素行的诠释之下,并不需要通过对古本《大学》改定或添加新内容也可以很好地表达其古学思想。
综上所述,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属于“四书”经典注释中的问题,必须将其放在四书诠释史中进行考察。中山广司将山鹿素行在著述《中朝事实》借鉴《日本书纪》中的内容这一事实的原因归结为其尊重古典的精神,并认为此精神产生的标志为山鹿素行选择古本《大学》,是主观而武断的。以疑经改经为重要风气的宋明理学,并不存在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而且,江戶时期的多数儒学者在解释《大学》时的重点亦在明道,采取的也多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诠释方法。如伊藤仁斋以《大学》非圣人之书,荻生徂徕以“乞言合语”解《大学》,在诠释时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意志,并没有以纠正经典文本为中心。标榜古学,而实际依然是道学者的山鹿素行,其中心依然是在求“道”,并非是作为载道之器的经典本身。他之所以选择古本《大学》,一是因为这与其实学观点相违背,二是因为古本《大学》本身就可以与其古学观点相融通,并不需要特意“改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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