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博大精深，其历史叙述中隐含有“立教春秋”的大目标。本文通过《史记》中的单篇，采取传统错综法结合推论出其中所蕴藏的当时政治史学所认同赞赏的人才学理想，主要是黄老之术指导下的人才标准成为衡量区分一流人才的重要指標。
　　


　　《史记》是以人物纪传为主体的作品，作者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初衷下完成这一大作，司马迁是“阴见默识，用思深秘”之人（《论衡·实知》），如果不“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就很难理解他如何在历史叙述中解决了空言行事“断礼义”这一问题，由此支撑其“立教”的宏大目标。又《史记》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精心编纂的历史文本，他们恰好出于两种思潮交替，帝国在度过瓶颈期与扩张期后急需确立新的政治史学规范情况下。本文管中窥豹，试举《管晏列传》一篇，结合《史记》传统错综法搜寻类比出其中所蕴藏的人才学理想。尤其是黄老之术作为衡量区分一流人才的重要指标。
　　一、管仲早期经历与经国通才
　　管仲这一齐国重要政治人物在孔子时代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得到后世许多的历史人物评论。但《管晏列传》所选择的故事却与《论语》的趣味大相径庭，与施政无关，与礼法无涉。而是由此脍炙人口的“管鲍之交”。这一情节采取了管仲自述的形式，他讲了如下的排比句：“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分别对应着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活动领域与人物的胸怀抱负。同样的手法还见于《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发现在追述司马家族史时，除了早期的史官职业，家族开枝散叶后还有经济领域的司马昌（秦主铁官）、司马无择（汉市长），政治领域的司马错（相秦）、司马喜（相卫），军事领域的司马靳、司马卬。这样的家族史仿佛齐备三大领域的从事基因，从而赋予作者完成大百科全书式中国古代史学在文本资料掌握上另一种合理性论证。管仲是传统意义上“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民）”（《人物志·流业》）的人物，兼备各领域的经验显然是他未来作为大国执政的一个重要积累。而战国时期于政治实践运用得势的黄老之术，其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强大兼容性。在武帝时期，一系列新的财政政策被搬上历史舞台，如新税收名目的制定，盐铁专卖制度、均输、平准法的实施，货币制度的确立等。种种破立对于施政者的兼容与顺应变化要求显然极高，其地位实在是偏才所绝对不能胜任的顶层设计岗位，而必须是经国之通才。
　　二、越石父论相知的人才学理想状态
　　与管鲍相交所赞赏的人之相知，胜于父母相呼应的故事是囚犯越石父对晏婴说的一番话。在意外的情节当中士人的高风亮节并不屈从于权威的高高在上，相反他依然要求当权者的理所当然的一份尊重。这种风气发展到战国四公子的争相养士，更是愈演愈烈。甚至汉高祖刘邦也深受此等风气影响，在自己的诏书中向全天下发出“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心愿。司马迁深受此等精神鼓舞，青年时代担任郎中、使者救积极作为，作为六百石的低阶官员还主动站出来发表对李陵投降一事的看法。其初心当然是效法前人，希冀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在此过程中又防止丢失气节，避免转为佞幸的一味奉承讨好。君臣双方是一种建立在相互理解不卑不亢基础上的最佳良性关系。而黄老之术“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样的用人方略就基本不受人的贫富贵贱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包括囚犯这样的身份。更加强调领导在选人用人上的“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黄老之术既然在齐国稷下学宫广为流传，对战国后期各家思想影响甚大，直至汉初也是一个重大思潮。这种作用力自然影响到《史记》对于史料的选择，司马父子又力图回避对于常见的《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老子》、《韩非子》等书的摘要评论。而是每篇根据自己的立教需求选择实例传达思想。越石父论人之相知除了包含编者对人才学理想状态的倾慕，也折射出黄老之术在衡量发现人才方面所具有的本质穿透性。
　　三、论卑而易行标准下的一流人才
　　本篇中管仲的施政一大特色就是“论卑而易行”。他的金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仿佛一种大白话的常识。虽在本篇之中，管仲生活奢侈，晏婴生活简朴，但同样可通过晏婴在《孔子世家》的反应推知他实为反对繁文缛节，崇尚实用的政治人物。他批评孔子代表的儒家是“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参考他对车夫的态度转变的认识，可知这里贯彻的历史叙述显然更多是来自司马谈对黄老之术的推崇。黄老之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六家指要中的评价正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样当叔孙通说：“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刘邦回答是：“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而继任大统的文帝也是同样的口吻：张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可见兴盛于战国与汉初年的黄老之术一直是重要的施政手段，也是具有立教目标的《史记》所区分人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对一流人才的衡量标准即便在后世也依然是人才分类的一重要门类：“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志，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是谓国体。”《人物志·流业第三》。管仲、晏婴合传不仅因为他们都是齐国的贤相，还因为他们施政方针与为人处世的精神内核相似，都符合黄老之术的“有法无法，因时为业。”（《史记·太史公自序》）。晏婴的“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所以历经齐灵公、庄公、景公的政治风波而安然无恙。最终如范蠡、张良等人物一样可在宦海沉浮之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最后既实现自我价值还能全身而退。
　　综上所述，《管晏列传》作为列传第二的早期完成作品，明显受到黄老之术思潮影响巨大，故而在史料选择与笔法运用上更为突出的是黄老之学的一流人才观。
　　参考文献：
　　[1]《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董成龙著，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2]《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日]西嶋定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
　　[3]《人物志解读》，王晓毅著，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
　　[4]《管子四篇诠释》，陈鼓应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5]《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