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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设计，不是把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展现出来，更不是抄袭、模仿，设计的思考起点是“事”而非“物”。
初遇柳冠中，是在武汉海峡两岸创意创新高峰论坛上。年逾古稀的他，声音铿锵、语气激扬，演讲饱含悲悯情怀。
30多年前，柳冠中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将工业设计理论带到中国，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
他直言，中国工业设计喜欢“抖聪明”——去欧美展览和工厂抄袭;假冒洋品牌营造高端形象，追求产品形象和溢价;所谓的特色设计，就是加一片红砖绿瓦、传统元素……
接受《支点》记者专访时，柳冠中说，设计的关键不在元素，而在于所处生活环境的系统性需求。
企业家要摒弃打工仔心态
《支点》：有些人将工业设计理解为外观设计、造型设计，对此您如何看？
柳冠中：这种理解十分偏狭。实际上，工业设计讲的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设计活动。
工业革命前，并不存在设计师这一社会角色，那时有缝衣服的裁缝、雕刻的石匠、打家具的木匠，设计活动融合在各行各业之中。
工业革命的批量化生产模式，要求在选料、下料、刨平、打榫、组装、刷漆、销售方面有明确分工，这就需要有人先想好每道工序与环节，使每道环节都串起来。而这种考虑系统整体利益的活动，我们统称为“工业设计”。
在工业设计诞生、演变过程中，设计师也逐渐成为独立职业，在不同国家地区产生众多“运动、流派、理论、观念”的演变：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欧洲新艺术运动、德意志制造同盟、荷兰的风格派、美国的流线型运动等。
当然，不少人将工业设计理解为外观设计、造型设计，也有其原因。目前国内设计界80%-90%的设计师，都在消费品领域从事设计，而未来我们还要注重培养真正紧缺的工业设计人才，如机电装备领域的人才。
《支点》：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工业设计能带来怎样的实际收益？
柳冠中：美国有这样一个说法，企业投资工业设计带来的效益，是投资设备更新带来效益的5倍。早在20前，撒切尔夫人也说过“英国可以没有政府，但不可以没有设计”，因为英国成功主要是由设计带动的。
然而，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购买设备、广告营销，根本没有把工业设计纳入决策议事日程中。
举个例子，1956年，在前苏联帮助下，长春汽车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辆解放牌载货汽车，重4吨半。但到了1987年，这辆车的重量还是4吨半，仍然是那个轴距，只是产量有所提高。从设计角度来说，一点没有进步。
现在又过了30年，中国汽车业仍然没有完成工业化——我们制造的汽车只是中国外壳，核心部件设计基本还是国外技术。
再举个例子，国产手机卖得这么火，其实方案、专利都不是自己的，我们只能去换颜色、换外壳、给产品整容，没有涉及到根本问题。
中国企业家最舍得花钱的是流水线，第一天安装好，第二天就能生产，而设计费一分钱都不愿多花。这其实是种“打工仔心态”——你用人家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贡献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可最多的钱都被别人赚走了。
思考起点是“事”而非“物”
《支点》：您的设计理念是“事理学”，可否以案例进行阐述？
柳冠中：工业设计对象，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前者包括产品、广告、包装、环境设计、市场战略、产品计划、交通工具系统等，后者则包括工作、学习、饮食、娱乐、休息、交流等生活方式，而“事理学”倡导思考起点是“事”。
举个例子，古代人通过建立冰库、腌制食物来储存食物，而现代人则是用电冰箱储存食物，方式不同但储存、保鲜的需求都没有变化。
因此，设计师需要将各类食物充分保鲜这个“事”做到极致。譬如解决低温状态下，部分食物如黄瓜反而容易变质的问题，而不是老去想给冰箱弄个“饕餮纹、中国红”等小儿科问题。
在1999年日本召开的大阪亚太国际设计会议上，日本松下代表大谈21世纪日本洗衣机将是什么样的，而我的发言是中国21世纪应该淘汰洗衣机。
为什么？人们使用洗衣机是想让衣服干净，但这样一种费电又费水、能效利用率不到10%的产品，绝不是最好机制。如果能从材料设计上改变织物材质或设置公共分享式“洗衣站”，那根本用不上每家都放个能源利用率不到10%的洗衣机。
而作为工业设计师，既要解决中国10多亿人口的衣服干净问题，又要思考如何同步解决中国淡水资源有限、洗衣服带来的淡水污染等问题，这就是我现在所提倡的“事理学”：不是用名词思考，而是要用动词思考。
画上故宫≠继承传统
《支点》：近年来，中国设计不断走上国际舞台，是否见证国内设计实力有所提高？
柳冠中：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每年米兰参展，都有大批设计师蜂拥去看展览、拍照片、回来仿制或改头换面，以至于很多意大利厂商不愿意接待中國人。
于是，不少中国设计师集体印日本名片，而且分工明确，你看桌面、他看结构、我看桌腿，看完马上到外面画出图来。
可以说，抄袭是中国设计师的通病，而且这种抄袭都只是在表面，都不去考虑意大利与中国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
前几年英国设计委员会主席来中国讲座，有设计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设计应该怎么做？”对方简单反问一句：“那不是你的事情吗？”
所以说，中国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不能学外国人，而是要选择性学习。然而，目前中国设计师普遍用外国标准来做创意和设计，这种现象在设计领域普遍存在。 我们老说“西学中用”、“中体西用”，我觉得都是阻碍，不要老分“东或西”，应该首先认人、认科学。
《支点》：“继承传统”也是当前工业设计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中国工业设计如何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
柳冠中：我们一谈起中国特色的设计，往往就守着老祖宗的东西不放。比如我们常常觉得京剧、脸谱、文房四宝就是有文化的。然而，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展现出来，就是好的吗？
不一定。现在有些设计师动不动想把青花瓷、故宫、长城等等中国符号贴在设计作品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些传统、老旧的元素，大多时候不能反映当代百姓日常生活，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
举个例子，有人谎称明式家具符合所谓人体学。要知道，明式家具是中国官宦礼仪的产物，其目的就是端架子、摆座次，坐5-10分钟添茶送客。
所以说，“传统”不是继承的，而是我们的历代祖先不断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围绕当前十几亿人口生活方式做出饱含了当下生活的设计与创意，那沉淀下来的就是21世纪中国的工业设计风格，我们后代也会说这就是中国的“传统”。
《支点》：您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设计是怎样的？
柳冠中：以豆浆机为例，国内豆浆机大都按照外国咖啡机原理制作，把豆子用高速运转的机器砸碎，这种方式会形成悬浊的“豆渣水”，不结膜，喝到嘴里沙沙粒粒，也没豆香味。而中国传统豆浆是石磨碾磨出的纤维状，所以才香味四溢。
因此，中国式设计要先搞清豆浆生产原理，其次再制定标准，包括泡多少豆子、加多少水、磨多细，才可以保证蛋白质含量、口感和营养度。
德国学生设计鸡蛋盅的启发
《支点》：中国设计师目前创新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柳冠中：跟教育有关系，中国大学设计教的是技巧、知识，实践性普遍不足，培养出来的都是“画图员”。
目前设计系学生做得最好的是画效果图，一辆小汽车可以画得很漂亮，但是否能做出来就不考虑了，这也导致学生们容易通过抄袭来完善设计。
毕业后甲方有要求，设计师想赚钱就只有抄袭，甲方要求欧式就抄欧式，要求美式就抄美式，要求中式就抄中式。
《支点》：您曾在德国留学访问，德国设计教育和我们有哪些不同？
柳冠中：德国设计教育，更注重培养人的自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设计不仅是停留在纸上的绘图工作，一定要亲手做出来才行。
在德国留学访问时，当地学校老师要求新入学的学生，在整整一个学期完成一个全程序设计：鸡蛋盅。
中国学生一个星期就画出了各种样式的鸡蛋盅，图片画得国外学生难以比拟。但一根线条用什么工艺、材质，线条间如何连接等细节，都没有想到。
而德国学生，第一个星期没有动手。他们先回忆家乡的鸡蛋盅是什么样，然后想法国、南欧的鸡蛋盅会不会不一样，之后再上网查资料、查看相关书籍。在选择材质时，还会到工厂里去请教工人。
学期结束时，德国学生不仅有文字报告，而且每个人都摆了半个桌子的鸡蛋盅，包括塑料、金属冲压、木制、玻璃、陶瓷、纸叠等各类材質。
接下来课程逐渐变得复杂：第二个学期则是做一把小折刀，第三个学期则是做手电钻。等到七个学期之后，毕业设计时老师根本不用辅导。
这一系列课题，能把学生能力扩展到材料知识、工艺知识、构造知识之中，让他们了解木材、塑料、玻璃、金属制作工艺的差别，还能充分地接触社会。
除此之外，德国的毕业答辩也很有特点。在我曾参加的一次大学本科生毕业答辩中，有两个学生做出很好的IT产品，另外10个同学的方案则是概念性的产品，最后结果是两个学生毕业没有拿到学士学位，另外10个学生毕业且授予学士学位。
德方解释，德国高等教育是为10年、20年后的人才打基础。那两个学生如果不上大学，在设计公司干几年同样能做出这种作品，而后面10个学生学会了探索未来和整合、集成知识的方法，这才是德国需要的高等人才。
听完以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支点杂志2016年2月刊）
初遇柳冠中，是在武汉海峡两岸创意创新高峰论坛上。年逾古稀的他，声音铿锵、语气激扬，演讲饱含悲悯情怀。
30多年前，柳冠中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将工业设计理论带到中国，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
他直言，中国工业设计喜欢“抖聪明”——去欧美展览和工厂抄袭;假冒洋品牌营造高端形象，追求产品形象和溢价;所谓的特色设计，就是加一片红砖绿瓦、传统元素……
接受《支点》记者专访时，柳冠中说，设计的关键不在元素，而在于所处生活环境的系统性需求。
企业家要摒弃打工仔心态
《支点》：有些人将工业设计理解为外观设计、造型设计，对此您如何看？
柳冠中：这种理解十分偏狭。实际上，工业设计讲的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设计活动。
工业革命前，并不存在设计师这一社会角色，那时有缝衣服的裁缝、雕刻的石匠、打家具的木匠，设计活动融合在各行各业之中。
工业革命的批量化生产模式，要求在选料、下料、刨平、打榫、组装、刷漆、销售方面有明确分工，这就需要有人先想好每道工序与环节，使每道环节都串起来。而这种考虑系统整体利益的活动，我们统称为“工业设计”。
在工业设计诞生、演变过程中，设计师也逐渐成为独立职业，在不同国家地区产生众多“运动、流派、理论、观念”的演变：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欧洲新艺术运动、德意志制造同盟、荷兰的风格派、美国的流线型运动等。
当然，不少人将工业设计理解为外观设计、造型设计，也有其原因。目前国内设计界80%-90%的设计师，都在消费品领域从事设计，而未来我们还要注重培养真正紧缺的工业设计人才，如机电装备领域的人才。
《支点》：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工业设计能带来怎样的实际收益？
柳冠中：美国有这样一个说法，企业投资工业设计带来的效益，是投资设备更新带来效益的5倍。早在20前，撒切尔夫人也说过“英国可以没有政府，但不可以没有设计”，因为英国成功主要是由设计带动的。
然而，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购买设备、广告营销，根本没有把工业设计纳入决策议事日程中。
举个例子，1956年，在前苏联帮助下，长春汽车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辆解放牌载货汽车，重4吨半。但到了1987年，这辆车的重量还是4吨半，仍然是那个轴距，只是产量有所提高。从设计角度来说，一点没有进步。
现在又过了30年，中国汽车业仍然没有完成工业化——我们制造的汽车只是中国外壳，核心部件设计基本还是国外技术。
再举个例子，国产手机卖得这么火，其实方案、专利都不是自己的，我们只能去换颜色、换外壳、给产品整容，没有涉及到根本问题。
中国企业家最舍得花钱的是流水线，第一天安装好，第二天就能生产，而设计费一分钱都不愿多花。这其实是种“打工仔心态”——你用人家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贡献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可最多的钱都被别人赚走了。
思考起点是“事”而非“物”
《支点》：您的设计理念是“事理学”，可否以案例进行阐述？
柳冠中：工业设计对象，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前者包括产品、广告、包装、环境设计、市场战略、产品计划、交通工具系统等，后者则包括工作、学习、饮食、娱乐、休息、交流等生活方式，而“事理学”倡导思考起点是“事”。
举个例子，古代人通过建立冰库、腌制食物来储存食物，而现代人则是用电冰箱储存食物，方式不同但储存、保鲜的需求都没有变化。
因此，设计师需要将各类食物充分保鲜这个“事”做到极致。譬如解决低温状态下，部分食物如黄瓜反而容易变质的问题，而不是老去想给冰箱弄个“饕餮纹、中国红”等小儿科问题。
在1999年日本召开的大阪亚太国际设计会议上，日本松下代表大谈21世纪日本洗衣机将是什么样的，而我的发言是中国21世纪应该淘汰洗衣机。
为什么？人们使用洗衣机是想让衣服干净，但这样一种费电又费水、能效利用率不到10%的产品，绝不是最好机制。如果能从材料设计上改变织物材质或设置公共分享式“洗衣站”，那根本用不上每家都放个能源利用率不到10%的洗衣机。
而作为工业设计师，既要解决中国10多亿人口的衣服干净问题，又要思考如何同步解决中国淡水资源有限、洗衣服带来的淡水污染等问题，这就是我现在所提倡的“事理学”：不是用名词思考，而是要用动词思考。
画上故宫≠继承传统
《支点》：近年来，中国设计不断走上国际舞台，是否见证国内设计实力有所提高？
柳冠中：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每年米兰参展，都有大批设计师蜂拥去看展览、拍照片、回来仿制或改头换面，以至于很多意大利厂商不愿意接待中國人。
于是，不少中国设计师集体印日本名片，而且分工明确，你看桌面、他看结构、我看桌腿，看完马上到外面画出图来。
可以说，抄袭是中国设计师的通病，而且这种抄袭都只是在表面，都不去考虑意大利与中国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
前几年英国设计委员会主席来中国讲座，有设计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设计应该怎么做？”对方简单反问一句：“那不是你的事情吗？”
所以说，中国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不能学外国人，而是要选择性学习。然而，目前中国设计师普遍用外国标准来做创意和设计，这种现象在设计领域普遍存在。 我们老说“西学中用”、“中体西用”，我觉得都是阻碍，不要老分“东或西”，应该首先认人、认科学。
《支点》：“继承传统”也是当前工业设计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中国工业设计如何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
柳冠中：我们一谈起中国特色的设计，往往就守着老祖宗的东西不放。比如我们常常觉得京剧、脸谱、文房四宝就是有文化的。然而，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展现出来，就是好的吗？
不一定。现在有些设计师动不动想把青花瓷、故宫、长城等等中国符号贴在设计作品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些传统、老旧的元素，大多时候不能反映当代百姓日常生活，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
举个例子，有人谎称明式家具符合所谓人体学。要知道，明式家具是中国官宦礼仪的产物，其目的就是端架子、摆座次，坐5-10分钟添茶送客。
所以说，“传统”不是继承的，而是我们的历代祖先不断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围绕当前十几亿人口生活方式做出饱含了当下生活的设计与创意，那沉淀下来的就是21世纪中国的工业设计风格，我们后代也会说这就是中国的“传统”。
《支点》：您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设计是怎样的？
柳冠中：以豆浆机为例，国内豆浆机大都按照外国咖啡机原理制作，把豆子用高速运转的机器砸碎，这种方式会形成悬浊的“豆渣水”，不结膜，喝到嘴里沙沙粒粒，也没豆香味。而中国传统豆浆是石磨碾磨出的纤维状，所以才香味四溢。
因此，中国式设计要先搞清豆浆生产原理，其次再制定标准，包括泡多少豆子、加多少水、磨多细，才可以保证蛋白质含量、口感和营养度。
德国学生设计鸡蛋盅的启发
《支点》：中国设计师目前创新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柳冠中：跟教育有关系，中国大学设计教的是技巧、知识，实践性普遍不足，培养出来的都是“画图员”。
目前设计系学生做得最好的是画效果图，一辆小汽车可以画得很漂亮，但是否能做出来就不考虑了，这也导致学生们容易通过抄袭来完善设计。
毕业后甲方有要求，设计师想赚钱就只有抄袭，甲方要求欧式就抄欧式，要求美式就抄美式，要求中式就抄中式。
《支点》：您曾在德国留学访问，德国设计教育和我们有哪些不同？
柳冠中：德国设计教育，更注重培养人的自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设计不仅是停留在纸上的绘图工作，一定要亲手做出来才行。
在德国留学访问时，当地学校老师要求新入学的学生，在整整一个学期完成一个全程序设计：鸡蛋盅。
中国学生一个星期就画出了各种样式的鸡蛋盅，图片画得国外学生难以比拟。但一根线条用什么工艺、材质，线条间如何连接等细节，都没有想到。
而德国学生，第一个星期没有动手。他们先回忆家乡的鸡蛋盅是什么样，然后想法国、南欧的鸡蛋盅会不会不一样，之后再上网查资料、查看相关书籍。在选择材质时，还会到工厂里去请教工人。
学期结束时，德国学生不仅有文字报告，而且每个人都摆了半个桌子的鸡蛋盅，包括塑料、金属冲压、木制、玻璃、陶瓷、纸叠等各类材質。
接下来课程逐渐变得复杂：第二个学期则是做一把小折刀，第三个学期则是做手电钻。等到七个学期之后，毕业设计时老师根本不用辅导。
这一系列课题，能把学生能力扩展到材料知识、工艺知识、构造知识之中，让他们了解木材、塑料、玻璃、金属制作工艺的差别，还能充分地接触社会。
除此之外，德国的毕业答辩也很有特点。在我曾参加的一次大学本科生毕业答辩中，有两个学生做出很好的IT产品，另外10个同学的方案则是概念性的产品，最后结果是两个学生毕业没有拿到学士学位，另外10个学生毕业且授予学士学位。
德方解释，德国高等教育是为10年、20年后的人才打基础。那两个学生如果不上大学，在设计公司干几年同样能做出这种作品，而后面10个学生学会了探索未来和整合、集成知识的方法，这才是德国需要的高等人才。
听完以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支点杂志2016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