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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眼里，他是成功的科学家：57岁就登上令人羡慕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奖台；在太太眼里，他是超级棒的丈夫：在她工作特别忙的那几年，他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但从不抱怨；在一对儿女眼里，他是最好的爸爸：小时候为了陪他俩玩，他甚至推掉了一些学术会议。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这位近乎完美的“三好男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3年1月1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清华大学见到了他和其华裔太太田东山。作为该校的客座教授，今后他每年将在这里工作3个月。
蓝色休闲西服，青色牛仔裤，不离身的黑色背包；说话低声细语，回答问题时甚至紧张、脸红——这样的外表、举止，很难让人把他与诺奖联系在一起。
强烈的兴趣使他
1981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科比尔卡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巴恩斯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他工作认真，对每一位病人都非常好。用药过程中，他发现许多药物的靶标都是GPCR（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即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有800多个家族成员，是人类基因组编码中最大类别的膜蛋白家族，它几乎与人体生理代谢的各个方面都密切关联，与糖尿病、心脏病、肿瘤、免疫和感染性疾病、神经与精神疾病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能不能通过对GPCR的深入研究，帮助研发让病人更快康复的药物？”1984年，强烈的兴趣使他放弃了可观的收入和稳定的前途，弃医从研，开始了GPCR研究。
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以乐于支持长时期的高风险研究而著称，科比尔卡从1987年开始就得到它持续的经费资助。然而，到2003年，HHMI停掉了资助，使科比尔卡的实验室一度陷入困境。但他并未因此动摇，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
4年后，正当他的研究就要出结果的关键时刻，他又一次面临类似的遭遇。资助方发出警告：不能再花一分钱了！这次多亏斯坦福大学和系里出面，由Mathers基金会和Lundbeck公司提供了无条件的资助，才避免了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一旁的田东山笑着插话：“有人说，科比尔卡自己掏腰包坚持做实验。这不是真的，他的收入是用来维持家用的。”
在庞大的GPCR家族中，Beta2肾上腺素受体被称为“最标准的模式受体”。当人遇到危险或紧张时，位于细胞膜上的它能迅速接收人体发出的信号——肾上腺素，然后细胞就能快速做出心跳变快、呼吸加速、肌肉收缩等生理反应，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危险。由于是“最标准的模式受体”，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极具风险和挑战。2012年，科比尔卡与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正是以对Beta2肾上腺素受体的出色研究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诺奖后，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吧？“没有这回事。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他说，科研经费是按人头算的，大约每人每年1.5万美元。但这对GPCR研究来说，远远不够。“去年9月至今我完成了两份课题申请，目前正在写第三个。”
谈到成功，科比尔卡说，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聪明、创造力、敏锐、优秀的学生、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等。“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坚持，永不放弃的坚持。”
“另外还有运气。”他补充道，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件事情碰巧发生在你身上”。
强烈的兴趣使他弃医从研
1955年，科比尔卡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中部的小城利特尔福尔斯。“小城对面就是宽阔的密西西比河，冬天可以滑冰，想滑多远就滑多远。”童年的美好回忆，让他忍俊不禁，“夏天的水流很急，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感觉在水下游了很久，可浮出水面一看，还在原地。”
“父母对我要求不高，能上大学就行，没有什么博士之类的奢望。”说起自己的父母，他心怀感激：“我想做什么，他们都很支持，从不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
科比尔卡的父亲经营一家面包店，母亲是蛋糕师。他回忆说，父亲雇有10个面包师，他对他们都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做事特别认真，喜欢亲力亲为；如果有人请假，他就自己补上去。虽然父亲的工作和我相去甚远，但他认真做事的精神让我受益无穷。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都尽量自己动手。”
与国内的实验室动辄二三十人相比，他的实验室实在是太小了：通常是8到10人，包括他本人和管理实验室的夫人。“人太多，我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每一个人。”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告诉记者：“他几乎事必躬亲，包括做同步辐射实验数据收集。”同步辐射收集GPCR蛋白晶体X—射线的衍射数据，要求实验人员不间歇地连续工作，有时长达48小时。“到现在为止，他还坚持和学生一起做。”
2012年国庆放假的前一天，施一公下班时去了趟科比尔卡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只见他正半跪在地上，耐心地教新招的学生怎样使用实验设备。“那个学生告诉我，为能使他熟练掌握，科比尔卡花了几乎一个下午。”
为陪孩子玩推掉学术会议
科比尔卡的妻子田东山，是一位身材娇小、豁达干练的华裔女性。在她眼里，“科比尔卡总是把家庭放在事业的前面。孩子小的时候，为了陪他俩玩，他甚至会推掉一些学术会议。我劝他：你不要太傲慢了。他回答：我没那么重要，也许那些学术会议并不真的需要我。”
1973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并与她相识。“你俩是不是一见钟情？”记者问道。“不，不，不是这样的。”科比尔卡羞红了脸，低着头赶紧澄清，“我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很不高兴。”
原来，田东山比他高一年级。当时好的选修课都被大一的新生抢选了，令她大为光火。“一次我碰见他和两个同学去上选修课，就毫不客气地说：好课都被你们这些新生霸占了，简直岂有此理！”
所谓“不打不相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成为他们交往的开始。他们的儿子、女儿分别在1981、1983年出生。获得诺奖后，曾有人问他：“还有比获诺奖更让人高兴的事吗？”“当然，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比如我两个孩子的出生。” 每逢孩子生日，夫妇俩都会给他们做蛋糕：田东山烤蛋糕芯，科比尔卡则给蛋糕做装饰：恐龙、机器人、小马驹……女儿3岁生日时，他给她做了一个“电话蛋糕”。“那时候，女儿最喜欢模仿大人打电话，看到‘电话蛋糕’时，她高兴极了！”
作为一位科学家，科比尔卡如何平衡工作、丈夫、爸爸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想这是比较好平衡的事。”科比尔卡回答得很轻松，“我当医生那几年，工作时间很长，确实有点麻烦。转做科研后，工作比较有规律，我平衡起来就容易多了。”
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田东山大学毕业几年后又继续上学，学费很贵，一家人经济上很拮据。当时，科比尔卡刚好得了一笔做研究的奖学金，但考虑到妻子的情况，他说：“我不要这笔奖学金了，还是回去做医生吧。”妻子则劝他：“你不要犯傻，你热爱科研，当然要做科研。你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田东山回忆说，最艰难的时候，是科比尔卡刚到斯坦福大学、建立独立实验室的那几年。“我在医学院工作很忙，孩子在读小学，他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包括每天接孩子。回想起来，当时我真的给了他很多压力，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后来，科比尔卡的研究越来越忙，田东山减少了医院的工作时间，帮丈夫打理实验室，成了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在她看来，医生的工作很机械，管理实验室则使她的生活更丰富，因此并不是什么“牺牲”。“生活中从来没有‘应该如此’，‘完美’是需要两个人用心经营、共同创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夫妇俩共处的时间更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结合在一起了。”田东山说，“外出度假时也会谈工作，但我俩并不觉得这是在工作。”
“我现在比年轻时更用功了，孩子们大了，不再花费我太多时间。工作之余我更注意锻炼，跑步、骑车、游泳。”科比尔卡说。他每晚必看30分钟到1小时的小说，尤其喜欢有想象力、情节复杂的小说，“越复杂的我越喜欢，它能让你思考。”
中文名字叫“科弼华”
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师生们更愿意叫他“科弼华”——这是在填报清华大学入职申请时，中国同事帮他起的中文名字，取“科学庇佑中华”之意。
2011年4月，科比尔卡应邀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在那次会上，他认识了施一公，两人一见如故，大有惺惺相惜之感。2012年2月，经施一公牵线搭桥，他被清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列出实验室的设备清单，自己招收实验室主管、博士后……同年4月，实验室正式挂牌。
“受聘清华这个机会，是没有理由拒绝的。”他说，“虽然我永远不想拥有50人的实验室，但我还是想在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清华是很好的大学，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包括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的同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客座教授’不是挂名。”科比尔卡说，自己每年会在清华工作3个月，平时会通过网络视频、电子邮件等开展工作。“我的目标是指导好每个学生，把清华和斯坦福实验室结合起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共同进步。我知道这有难度，但我会努力做好。”
科比尔卡这次来清华的目的之一，是面试明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除了流利的英语，他招学生有两个“金标准”：有兴趣、敢挑战。
为什么这么强调有兴趣、敢挑战？在科比尔卡看来，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把一个领域向前推动，是非常困难的，会碰到很多障碍，如果对自己的研究不感兴趣，很难坚持下去。“我自己喜欢研究、喜欢挑战，也希望我的学生有挑战困难的兴趣。做科研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失败、尝试，失败、再尝试……直至解决问题。”
“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他说：“获诺奖之前比较简单，只要看学生对我的研究领域是否感兴趣；现在有点复杂，我怕他们对诺奖更有兴趣。”
“那您怎样辨别？”记者问。他笑了：“这个不能说。如果我说出来，他们就知道该怎样应对了。”
2013年1月1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清华大学见到了他和其华裔太太田东山。作为该校的客座教授，今后他每年将在这里工作3个月。
蓝色休闲西服，青色牛仔裤，不离身的黑色背包；说话低声细语，回答问题时甚至紧张、脸红——这样的外表、举止，很难让人把他与诺奖联系在一起。
强烈的兴趣使他
1981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科比尔卡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巴恩斯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他工作认真，对每一位病人都非常好。用药过程中，他发现许多药物的靶标都是GPCR（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即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有800多个家族成员，是人类基因组编码中最大类别的膜蛋白家族，它几乎与人体生理代谢的各个方面都密切关联，与糖尿病、心脏病、肿瘤、免疫和感染性疾病、神经与精神疾病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能不能通过对GPCR的深入研究，帮助研发让病人更快康复的药物？”1984年，强烈的兴趣使他放弃了可观的收入和稳定的前途，弃医从研，开始了GPCR研究。
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以乐于支持长时期的高风险研究而著称，科比尔卡从1987年开始就得到它持续的经费资助。然而，到2003年，HHMI停掉了资助，使科比尔卡的实验室一度陷入困境。但他并未因此动摇，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
4年后，正当他的研究就要出结果的关键时刻，他又一次面临类似的遭遇。资助方发出警告：不能再花一分钱了！这次多亏斯坦福大学和系里出面，由Mathers基金会和Lundbeck公司提供了无条件的资助，才避免了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一旁的田东山笑着插话：“有人说，科比尔卡自己掏腰包坚持做实验。这不是真的，他的收入是用来维持家用的。”
在庞大的GPCR家族中，Beta2肾上腺素受体被称为“最标准的模式受体”。当人遇到危险或紧张时，位于细胞膜上的它能迅速接收人体发出的信号——肾上腺素，然后细胞就能快速做出心跳变快、呼吸加速、肌肉收缩等生理反应，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危险。由于是“最标准的模式受体”，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极具风险和挑战。2012年，科比尔卡与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正是以对Beta2肾上腺素受体的出色研究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诺奖后，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吧？“没有这回事。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他说，科研经费是按人头算的，大约每人每年1.5万美元。但这对GPCR研究来说，远远不够。“去年9月至今我完成了两份课题申请，目前正在写第三个。”
谈到成功，科比尔卡说，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聪明、创造力、敏锐、优秀的学生、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等。“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坚持，永不放弃的坚持。”
“另外还有运气。”他补充道，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件事情碰巧发生在你身上”。
强烈的兴趣使他弃医从研
1955年，科比尔卡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中部的小城利特尔福尔斯。“小城对面就是宽阔的密西西比河，冬天可以滑冰，想滑多远就滑多远。”童年的美好回忆，让他忍俊不禁，“夏天的水流很急，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感觉在水下游了很久，可浮出水面一看，还在原地。”
“父母对我要求不高，能上大学就行，没有什么博士之类的奢望。”说起自己的父母，他心怀感激：“我想做什么，他们都很支持，从不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
科比尔卡的父亲经营一家面包店，母亲是蛋糕师。他回忆说，父亲雇有10个面包师，他对他们都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做事特别认真，喜欢亲力亲为；如果有人请假，他就自己补上去。虽然父亲的工作和我相去甚远，但他认真做事的精神让我受益无穷。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都尽量自己动手。”
与国内的实验室动辄二三十人相比，他的实验室实在是太小了：通常是8到10人，包括他本人和管理实验室的夫人。“人太多，我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每一个人。”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告诉记者：“他几乎事必躬亲，包括做同步辐射实验数据收集。”同步辐射收集GPCR蛋白晶体X—射线的衍射数据，要求实验人员不间歇地连续工作，有时长达48小时。“到现在为止，他还坚持和学生一起做。”
2012年国庆放假的前一天，施一公下班时去了趟科比尔卡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只见他正半跪在地上，耐心地教新招的学生怎样使用实验设备。“那个学生告诉我，为能使他熟练掌握，科比尔卡花了几乎一个下午。”
为陪孩子玩推掉学术会议
科比尔卡的妻子田东山，是一位身材娇小、豁达干练的华裔女性。在她眼里，“科比尔卡总是把家庭放在事业的前面。孩子小的时候，为了陪他俩玩，他甚至会推掉一些学术会议。我劝他：你不要太傲慢了。他回答：我没那么重要，也许那些学术会议并不真的需要我。”
1973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并与她相识。“你俩是不是一见钟情？”记者问道。“不，不，不是这样的。”科比尔卡羞红了脸，低着头赶紧澄清，“我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很不高兴。”
原来，田东山比他高一年级。当时好的选修课都被大一的新生抢选了，令她大为光火。“一次我碰见他和两个同学去上选修课，就毫不客气地说：好课都被你们这些新生霸占了，简直岂有此理！”
所谓“不打不相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成为他们交往的开始。他们的儿子、女儿分别在1981、1983年出生。获得诺奖后，曾有人问他：“还有比获诺奖更让人高兴的事吗？”“当然，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比如我两个孩子的出生。” 每逢孩子生日，夫妇俩都会给他们做蛋糕：田东山烤蛋糕芯，科比尔卡则给蛋糕做装饰：恐龙、机器人、小马驹……女儿3岁生日时，他给她做了一个“电话蛋糕”。“那时候，女儿最喜欢模仿大人打电话，看到‘电话蛋糕’时，她高兴极了！”
作为一位科学家，科比尔卡如何平衡工作、丈夫、爸爸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想这是比较好平衡的事。”科比尔卡回答得很轻松，“我当医生那几年，工作时间很长，确实有点麻烦。转做科研后，工作比较有规律，我平衡起来就容易多了。”
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田东山大学毕业几年后又继续上学，学费很贵，一家人经济上很拮据。当时，科比尔卡刚好得了一笔做研究的奖学金，但考虑到妻子的情况，他说：“我不要这笔奖学金了，还是回去做医生吧。”妻子则劝他：“你不要犯傻，你热爱科研，当然要做科研。你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田东山回忆说，最艰难的时候，是科比尔卡刚到斯坦福大学、建立独立实验室的那几年。“我在医学院工作很忙，孩子在读小学，他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包括每天接孩子。回想起来，当时我真的给了他很多压力，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后来，科比尔卡的研究越来越忙，田东山减少了医院的工作时间，帮丈夫打理实验室，成了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在她看来，医生的工作很机械，管理实验室则使她的生活更丰富，因此并不是什么“牺牲”。“生活中从来没有‘应该如此’，‘完美’是需要两个人用心经营、共同创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夫妇俩共处的时间更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结合在一起了。”田东山说，“外出度假时也会谈工作，但我俩并不觉得这是在工作。”
“我现在比年轻时更用功了，孩子们大了，不再花费我太多时间。工作之余我更注意锻炼，跑步、骑车、游泳。”科比尔卡说。他每晚必看30分钟到1小时的小说，尤其喜欢有想象力、情节复杂的小说，“越复杂的我越喜欢，它能让你思考。”
中文名字叫“科弼华”
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师生们更愿意叫他“科弼华”——这是在填报清华大学入职申请时，中国同事帮他起的中文名字，取“科学庇佑中华”之意。
2011年4月，科比尔卡应邀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在那次会上，他认识了施一公，两人一见如故，大有惺惺相惜之感。2012年2月，经施一公牵线搭桥，他被清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列出实验室的设备清单，自己招收实验室主管、博士后……同年4月，实验室正式挂牌。
“受聘清华这个机会，是没有理由拒绝的。”他说，“虽然我永远不想拥有50人的实验室，但我还是想在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清华是很好的大学，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包括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的同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客座教授’不是挂名。”科比尔卡说，自己每年会在清华工作3个月，平时会通过网络视频、电子邮件等开展工作。“我的目标是指导好每个学生，把清华和斯坦福实验室结合起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共同进步。我知道这有难度，但我会努力做好。”
科比尔卡这次来清华的目的之一，是面试明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除了流利的英语，他招学生有两个“金标准”：有兴趣、敢挑战。
为什么这么强调有兴趣、敢挑战？在科比尔卡看来，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把一个领域向前推动，是非常困难的，会碰到很多障碍，如果对自己的研究不感兴趣，很难坚持下去。“我自己喜欢研究、喜欢挑战，也希望我的学生有挑战困难的兴趣。做科研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失败、尝试，失败、再尝试……直至解决问题。”
“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他说：“获诺奖之前比较简单，只要看学生对我的研究领域是否感兴趣；现在有点复杂，我怕他们对诺奖更有兴趣。”
“那您怎样辨别？”记者问。他笑了：“这个不能说。如果我说出来，他们就知道该怎样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