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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历史小说,中国大陆历史小说由于受到市场的限制,其创作理念和技能的滞后,使得在文本上显得相形见绌,近年来令人眼前一亮的历史叙事作品乏善可陈。当下的大陆历史小说,或流于戏说、穿越,或附庸主流意识,或缺乏客观史料和坚实的历史观点的支撑,那些历史人物也总在迷雾的笼罩之下,残缺不全或被妖魔化。“国人的历史观亟需‘除魅’,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该到了走出过分功利化的怪圈的时候了。”赵柏田说。
在当代的小说家中,赵柏田当是独特的一位。
赵柏田的整个童年、青年时代都在浙江余姚度过,直至30多岁,才离开至宁波生活。余姚这座城市的江南气质对他影响颇深,他后来这样描述:“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沧桑的面容。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钟楼、石桥上游荡……”这座县城在他身躯注入了历史的重荷、文化的浸染,而彼时,周遭却是虚无一片。
他回忆那个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代,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想起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拿着第一笔零花钱跑到新华书店,人家买了连环画,我买了近代史的一本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骨子里边,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好奇。”一些身体里注定的能量和欲望被时代和环境压制,以一种隐忍的方式蓄势待发。
多年后,这座城市、这些历史、这些人物,一一在他笔下细淌、漫溯、重筑一幅幅图景和人情世故。
在某个时间的隘口审视生活
“好像是到了时间的某个关口,忽然之间就有了写作的欲望。”每个作家,在由一个非写作者转入写作者之间,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溺或勃发的状态。
赵柏田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这样的身份,如今看来未免令人讶然。他说,当初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处于一个混沌的世界中,“成天是一个身体性的存在,一个年轻人跑啊、跳啊,虽然很有生命的热力,但是也没有目标,非常混沌的生活方式。”彼时的赵柏田除了现实世界,并无文字世界的存在感。当这种混沌感充斥内心之时,赵柏田开始尝试寻找一种方式来纾解情绪、审视生活。“当时想要改换一个职业,但是不知道改换成什么,于是开始用文字将这种欲望和意象表达出来,写着写着,整个改变了。”
赵柏田开始写诗,“像一个患上了时代病”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后来他成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90年代中期开始,赵柏田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受到同侪的关注。
1993年,赵柏田离开学校,进入余姚文化馆工作。写作,成为赵柏田的职业。一个人或许真的无法预料往后的十年、廿年的境况,但回首往事时,总会由衷叹喟。当初的赵柏田或许正是看到了自己一个无法接受的未来,于是才成就了另一个赵柏田。
2001年,赵柏田从余姚至宁波工作,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一年,赵柏田只字未写。“我开始不知道写什么,甚至开始怀疑此前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是否能走得更远,离自己的内心是否更近一些。”写作状态的颠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幸事。当赵柏田走出这个状态的时候,决意写历史,从他所置身的城市的历史过往开始构筑他的文学世界。“通往文学世界的小径只能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边写着小说,一边想什么时候能够写一本关于王阳明、黄宗羲的书。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血脉里的物质。但是当初没有积累,文学训练和史学训练都不足以让我展开这样一项工作,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些历史背景下的人情事物,我觉得他们离我并不太远,他们所面临的很多焦灼、困境,我们同样感受着,而且我觉得,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在写自己。虽然我在写历史,实际上是在写我的心灵世界,历史永远是心灵世界的背景。”那些人物,不同于放浪山水之间的温情文人,他们流露出江南文人的清朗与坚硬,从历史中纷至沓来,透过江南烟雨的潮湿、水乡空气的颓废,力透纸背、淋漓尽致。《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16到18世纪的江南文人》、《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明朝四季》一连四部作品,由对历史的寻踪和观照,直指当下。
解冻赫德,修复一幅旧时西洋画
2000年前后,在做近代口岸城市的田野调查与写作之时,一个人的名字频频闯入赵柏田的眼帘: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一位在中国晚清历史中无法忽略的人物。1854年,19岁的赫德抱着往东方传播福音的神旨从北爱尔兰来到中国,成为宁波领事馆的一名见习翻译。28岁即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控晚清经济命脉五十载。他在中国54年的时间里,建立中国海关高效的管理制度,设立晚清历史上最高效廉洁的“衙门”;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欧洲观光使团的出访……这些在海关、外交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无声无息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他,则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在中西外交上施展骑墙术,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被授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高级勋位爵士,却也是清王朝的“太子太保”。这种“骑墙”身份使得他成为后来中国教科书中“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眼中的叛徒。而他在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可惜,从未被正视过。
赵柏田翻阅、爬梳《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968~1907于中国海关》、《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等等关于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和档案2000万字以上的资料,试图钩沉一段人生传奇,解冻一个冷寂的赫德形象。
赫德曾经在宁波爱上一个叫阿瑶的船家女子,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生育了三个孩子。1866年,在他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前往欧洲考察之时,却把三个孩子秘密留在英国,另组家庭。这一段早年情感生活的相关记录被晚年的赫德大量涂饰、删改。在残余的痕迹里,仍可见他对阿瑶的爱与悔意,也似乎延续了他对中国的情感。这一段情感秘史,犹如一支长蒿,被赵柏田撑起,顺水驶入深邃、神秘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故事的纠缠繁复,长达两年时间,赵柏田迟迟没有动笔。2007年的一段北京旅居,现实场景与构思的历史情节准确切入,激发了赵柏田的灵感,在北京安内大街分司厅胡同的一家酒店里开始动笔第一稿。“我还记得那家酒店做的羊排特别好吃。从胡同出来,隔着安内大街就是国子监街,不远处就是鼓楼大街、雍和宫和有名的‘鬼街’,写累了我经常去散步。那些日子,天空特别明净、高,而且蓝。周遭的一切全都散发着创作的愉悦和光泽。我从多雨的南方跑到北京,就是想在这样一种明亮的天光下动笔写这个故事。”
小说如同双声部的重奏,单章以儿子眼中的父亲形象和家庭往事叙述,双章则以赫德的叙述为主。前者与后者叙事结合,情节之张力、节奏之跃动,独特且和谐,不仅描述了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在东方的权力、荣耀和罪恶交织之路上的攀爬行走,也展现了父子两代人在命运的小径上交叉重叠,以及满眼的末世苍凉。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谈论小说
小说中赫德的儿子阿瑟,成年之后远渡中国寻母;与一中国女子相爱;成为一名牧师……跌宕开一段开阔却充满悲情的人生体验。此间种种似是在重复其父的人生经历,或也可视作赫德情感经历的另外表述,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却又指向一处。而事实上,史料并无更多关于阿瑟的记载。赵柏田说,虚构,是一位小说家的权力。包括阿瑶的命运,在被删改的日记中惊鸿一现后,再也无处考究。
历史的漏白处,尽可是文学涂抹的空间。当写作展开之初,赫德身上诸多丰富意涵呈现之时,赵柏田便意识到这一文学的意义。
无论此前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有多少“赫德”,“真正的赫德只有一个”,而赵柏田笔下的,可谓是从人性的底部最为接近的一个。《赫德的情人》确然描述了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夹缝中的孤独者,重建了一种历史小说的美学谱系。犹如一幅历久的西洋油画,日光在窗口轮转照射,远观静谧,近观之时,细细触摸、嗅闻,那些细节的色泽、质感真实展现。
赵柏田“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其风格已迥异于高阳、熊召政等人的小说风格,逼近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E.L.多克特罗(E.L.Doctorrow)的气息。如果你有意探访,小说里每一个时间点,远洋航船上某一份午餐菜单都是有据可依。
熊逸先生曾有精妙论断:“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探索了多层次的可能。
曾有见过赵柏田书架的人说,那一看便知是处女座的书架。因为书架的每个格子都正好齐整塞满,同一个作家、同一套书都归一处,书籍颜色、尺寸归置整洁。这样习性的作者定会对自己的作品有遗憾吧?
他说,或许是个性使然,加之多年的写作经验,使得这一部小说显得过于井井有条。“太想把它写得像一部小说了,什么都安排好,就少了惊喜感。写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发现的过程,会有一些很突兀的想法意外地跳出来,珍惜这种惊喜感,会让你的工作保持强劲的力量。”他很欣赏海明威,每天写一定量的文字,知道明天大致的方向便停下来,因为期待明日总会有新的事物出来,即便是窗台前掠过的一只飞鸟,也会带来文字体格内不可知的东西。
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赵柏田端坐书桌前,写着下一部小说《买办的女儿》,“像挖土机一样每天推进一点,一天设定1000~1200字的任务”,一个职业作家,不会因为某天状态好就多写,也不会因为什么而断档,每日循规蹈矩地写着。不写作的时候,赵柏田便拿一本书蜷坐沙发或席地而坐,自在而为。“写作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会离内心更近。”
在当代的小说家中,赵柏田当是独特的一位。
赵柏田的整个童年、青年时代都在浙江余姚度过,直至30多岁,才离开至宁波生活。余姚这座城市的江南气质对他影响颇深,他后来这样描述:“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沧桑的面容。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钟楼、石桥上游荡……”这座县城在他身躯注入了历史的重荷、文化的浸染,而彼时,周遭却是虚无一片。
他回忆那个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代,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想起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拿着第一笔零花钱跑到新华书店,人家买了连环画,我买了近代史的一本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骨子里边,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好奇。”一些身体里注定的能量和欲望被时代和环境压制,以一种隐忍的方式蓄势待发。
多年后,这座城市、这些历史、这些人物,一一在他笔下细淌、漫溯、重筑一幅幅图景和人情世故。
在某个时间的隘口审视生活
“好像是到了时间的某个关口,忽然之间就有了写作的欲望。”每个作家,在由一个非写作者转入写作者之间,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溺或勃发的状态。
赵柏田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这样的身份,如今看来未免令人讶然。他说,当初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处于一个混沌的世界中,“成天是一个身体性的存在,一个年轻人跑啊、跳啊,虽然很有生命的热力,但是也没有目标,非常混沌的生活方式。”彼时的赵柏田除了现实世界,并无文字世界的存在感。当这种混沌感充斥内心之时,赵柏田开始尝试寻找一种方式来纾解情绪、审视生活。“当时想要改换一个职业,但是不知道改换成什么,于是开始用文字将这种欲望和意象表达出来,写着写着,整个改变了。”
赵柏田开始写诗,“像一个患上了时代病”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后来他成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90年代中期开始,赵柏田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受到同侪的关注。
1993年,赵柏田离开学校,进入余姚文化馆工作。写作,成为赵柏田的职业。一个人或许真的无法预料往后的十年、廿年的境况,但回首往事时,总会由衷叹喟。当初的赵柏田或许正是看到了自己一个无法接受的未来,于是才成就了另一个赵柏田。
2001年,赵柏田从余姚至宁波工作,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一年,赵柏田只字未写。“我开始不知道写什么,甚至开始怀疑此前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是否能走得更远,离自己的内心是否更近一些。”写作状态的颠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幸事。当赵柏田走出这个状态的时候,决意写历史,从他所置身的城市的历史过往开始构筑他的文学世界。“通往文学世界的小径只能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边写着小说,一边想什么时候能够写一本关于王阳明、黄宗羲的书。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血脉里的物质。但是当初没有积累,文学训练和史学训练都不足以让我展开这样一项工作,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些历史背景下的人情事物,我觉得他们离我并不太远,他们所面临的很多焦灼、困境,我们同样感受着,而且我觉得,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在写自己。虽然我在写历史,实际上是在写我的心灵世界,历史永远是心灵世界的背景。”那些人物,不同于放浪山水之间的温情文人,他们流露出江南文人的清朗与坚硬,从历史中纷至沓来,透过江南烟雨的潮湿、水乡空气的颓废,力透纸背、淋漓尽致。《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16到18世纪的江南文人》、《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明朝四季》一连四部作品,由对历史的寻踪和观照,直指当下。
解冻赫德,修复一幅旧时西洋画
2000年前后,在做近代口岸城市的田野调查与写作之时,一个人的名字频频闯入赵柏田的眼帘: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一位在中国晚清历史中无法忽略的人物。1854年,19岁的赫德抱着往东方传播福音的神旨从北爱尔兰来到中国,成为宁波领事馆的一名见习翻译。28岁即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控晚清经济命脉五十载。他在中国54年的时间里,建立中国海关高效的管理制度,设立晚清历史上最高效廉洁的“衙门”;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欧洲观光使团的出访……这些在海关、外交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无声无息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他,则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在中西外交上施展骑墙术,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被授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高级勋位爵士,却也是清王朝的“太子太保”。这种“骑墙”身份使得他成为后来中国教科书中“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眼中的叛徒。而他在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可惜,从未被正视过。
赵柏田翻阅、爬梳《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968~1907于中国海关》、《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等等关于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和档案2000万字以上的资料,试图钩沉一段人生传奇,解冻一个冷寂的赫德形象。
赫德曾经在宁波爱上一个叫阿瑶的船家女子,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生育了三个孩子。1866年,在他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前往欧洲考察之时,却把三个孩子秘密留在英国,另组家庭。这一段早年情感生活的相关记录被晚年的赫德大量涂饰、删改。在残余的痕迹里,仍可见他对阿瑶的爱与悔意,也似乎延续了他对中国的情感。这一段情感秘史,犹如一支长蒿,被赵柏田撑起,顺水驶入深邃、神秘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故事的纠缠繁复,长达两年时间,赵柏田迟迟没有动笔。2007年的一段北京旅居,现实场景与构思的历史情节准确切入,激发了赵柏田的灵感,在北京安内大街分司厅胡同的一家酒店里开始动笔第一稿。“我还记得那家酒店做的羊排特别好吃。从胡同出来,隔着安内大街就是国子监街,不远处就是鼓楼大街、雍和宫和有名的‘鬼街’,写累了我经常去散步。那些日子,天空特别明净、高,而且蓝。周遭的一切全都散发着创作的愉悦和光泽。我从多雨的南方跑到北京,就是想在这样一种明亮的天光下动笔写这个故事。”
小说如同双声部的重奏,单章以儿子眼中的父亲形象和家庭往事叙述,双章则以赫德的叙述为主。前者与后者叙事结合,情节之张力、节奏之跃动,独特且和谐,不仅描述了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在东方的权力、荣耀和罪恶交织之路上的攀爬行走,也展现了父子两代人在命运的小径上交叉重叠,以及满眼的末世苍凉。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谈论小说
小说中赫德的儿子阿瑟,成年之后远渡中国寻母;与一中国女子相爱;成为一名牧师……跌宕开一段开阔却充满悲情的人生体验。此间种种似是在重复其父的人生经历,或也可视作赫德情感经历的另外表述,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却又指向一处。而事实上,史料并无更多关于阿瑟的记载。赵柏田说,虚构,是一位小说家的权力。包括阿瑶的命运,在被删改的日记中惊鸿一现后,再也无处考究。
历史的漏白处,尽可是文学涂抹的空间。当写作展开之初,赫德身上诸多丰富意涵呈现之时,赵柏田便意识到这一文学的意义。
无论此前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有多少“赫德”,“真正的赫德只有一个”,而赵柏田笔下的,可谓是从人性的底部最为接近的一个。《赫德的情人》确然描述了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夹缝中的孤独者,重建了一种历史小说的美学谱系。犹如一幅历久的西洋油画,日光在窗口轮转照射,远观静谧,近观之时,细细触摸、嗅闻,那些细节的色泽、质感真实展现。
赵柏田“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其风格已迥异于高阳、熊召政等人的小说风格,逼近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E.L.多克特罗(E.L.Doctorrow)的气息。如果你有意探访,小说里每一个时间点,远洋航船上某一份午餐菜单都是有据可依。
熊逸先生曾有精妙论断:“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探索了多层次的可能。
曾有见过赵柏田书架的人说,那一看便知是处女座的书架。因为书架的每个格子都正好齐整塞满,同一个作家、同一套书都归一处,书籍颜色、尺寸归置整洁。这样习性的作者定会对自己的作品有遗憾吧?
他说,或许是个性使然,加之多年的写作经验,使得这一部小说显得过于井井有条。“太想把它写得像一部小说了,什么都安排好,就少了惊喜感。写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发现的过程,会有一些很突兀的想法意外地跳出来,珍惜这种惊喜感,会让你的工作保持强劲的力量。”他很欣赏海明威,每天写一定量的文字,知道明天大致的方向便停下来,因为期待明日总会有新的事物出来,即便是窗台前掠过的一只飞鸟,也会带来文字体格内不可知的东西。
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赵柏田端坐书桌前,写着下一部小说《买办的女儿》,“像挖土机一样每天推进一点,一天设定1000~1200字的任务”,一个职业作家,不会因为某天状态好就多写,也不会因为什么而断档,每日循规蹈矩地写着。不写作的时候,赵柏田便拿一本书蜷坐沙发或席地而坐,自在而为。“写作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会离内心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