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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历史小说，中国大陆历史小说由于受到市场的限制，其创作理念和技能的滞后，使得在文本上显得相形见绌，近年来令人眼前一亮的历史叙事作品乏善可陈。当下的大陆历史小说，或流于戏说、穿越，或附庸主流意识，或缺乏客观史料和坚实的历史观点的支撑，那些历史人物也总在迷雾的笼罩之下，残缺不全或被妖魔化。“国人的历史观亟需‘除魅’，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该到了走出过分功利化的怪圈的时候了。”赵柏田说。
在当代的小说家中，赵柏田当是独特的一位。
赵柏田的整个童年、青年时代都在浙江余姚度过，直至30多岁，才离开至宁波生活。余姚这座城市的江南气质对他影响颇深，他后来这样描述：“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沧桑的面容。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钟楼、石桥上游荡……”这座县城在他身躯注入了历史的重荷、文化的浸染，而彼时，周遭却是虚无一片。
他回忆那个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代，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想起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拿着第一笔零花钱跑到新华书店，人家买了连环画，我买了近代史的一本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骨子里边，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好奇。”一些身体里注定的能量和欲望被时代和环境压制，以一种隐忍的方式蓄势待发。
多年后，这座城市、这些历史、这些人物，一一在他笔下细淌、漫溯、重筑一幅幅图景和人情世故。
在某个时间的隘口审视生活
“好像是到了时间的某个关口，忽然之间就有了写作的欲望。”每个作家，在由一个非写作者转入写作者之间，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溺或勃发的状态。
赵柏田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这样的身份，如今看来未免令人讶然。他说，当初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处于一个混沌的世界中，“成天是一个身体性的存在，一个年轻人跑啊、跳啊，虽然很有生命的热力，但是也没有目标，非常混沌的生活方式。”彼时的赵柏田除了现实世界，并无文字世界的存在感。当这种混沌感充斥内心之时，赵柏田开始尝试寻找一种方式来纾解情绪、审视生活。“当时想要改换一个职业，但是不知道改换成什么，于是开始用文字将这种欲望和意象表达出来，写着写着，整个改变了。”
赵柏田开始写诗，“像一个患上了时代病”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后来他成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90年代中期开始，赵柏田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受到同侪的关注。
1993年，赵柏田离开学校，进入余姚文化馆工作。写作，成为赵柏田的职业。一个人或许真的无法预料往后的十年、廿年的境况，但回首往事时，总会由衷叹喟。当初的赵柏田或许正是看到了自己一个无法接受的未来，于是才成就了另一个赵柏田。
2001年，赵柏田从余姚至宁波工作，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一年，赵柏田只字未写。“我开始不知道写什么，甚至开始怀疑此前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是否能走得更远，离自己的内心是否更近一些。”写作状态的颠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幸事。当赵柏田走出这个状态的时候，决意写历史，从他所置身的城市的历史过往开始构筑他的文学世界。“通往文学世界的小径只能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边写着小说，一边想什么时候能够写一本关于王阳明、黄宗羲的书。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血脉里的物质。但是当初没有积累，文学训练和史学训练都不足以让我展开这样一项工作，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些历史背景下的人情事物，我觉得他们离我并不太远，他们所面临的很多焦灼、困境，我们同样感受着，而且我觉得，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在写自己。虽然我在写历史，实际上是在写我的心灵世界，历史永远是心灵世界的背景。”那些人物，不同于放浪山水之间的温情文人，他们流露出江南文人的清朗与坚硬，从历史中纷至沓来，透过江南烟雨的潮湿、水乡空气的颓废，力透纸背、淋漓尽致。《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16到18世纪的江南文人》、《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明朝四季》一连四部作品，由对历史的寻踪和观照，直指当下。
解冻赫德，修复一幅旧时西洋画
2000年前后，在做近代口岸城市的田野调查与写作之时，一个人的名字频频闯入赵柏田的眼帘：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一位在中国晚清历史中无法忽略的人物。1854年，19岁的赫德抱着往东方传播福音的神旨从北爱尔兰来到中国，成为宁波领事馆的一名见习翻译。28岁即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控晚清经济命脉五十载。他在中国54年的时间里，建立中国海关高效的管理制度，设立晚清历史上最高效廉洁的“衙门”；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欧洲观光使团的出访……这些在海关、外交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无声无息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他，则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在中西外交上施展骑墙术，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被授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高级勋位爵士，却也是清王朝的“太子太保”。这种“骑墙”身份使得他成为后来中国教科书中“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眼中的叛徒。而他在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可惜，从未被正视过。
赵柏田翻阅、爬梳《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968~1907于中国海关》、《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等等关于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和档案2000万字以上的资料，试图钩沉一段人生传奇，解冻一个冷寂的赫德形象。
赫德曾经在宁波爱上一个叫阿瑶的船家女子，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生育了三个孩子。1866年，在他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前往欧洲考察之时，却把三个孩子秘密留在英国，另组家庭。这一段早年情感生活的相关记录被晚年的赫德大量涂饰、删改。在残余的痕迹里，仍可见他对阿瑶的爱与悔意，也似乎延续了他对中国的情感。这一段情感秘史，犹如一支长蒿，被赵柏田撑起，顺水驶入深邃、神秘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故事的纠缠繁复，长达两年时间，赵柏田迟迟没有动笔。2007年的一段北京旅居，现实场景与构思的历史情节准确切入，激发了赵柏田的灵感，在北京安内大街分司厅胡同的一家酒店里开始动笔第一稿。“我还记得那家酒店做的羊排特别好吃。从胡同出来，隔着安内大街就是国子监街，不远处就是鼓楼大街、雍和宫和有名的‘鬼街’，写累了我经常去散步。那些日子，天空特别明净、高，而且蓝。周遭的一切全都散发着创作的愉悦和光泽。我从多雨的南方跑到北京，就是想在这样一种明亮的天光下动笔写这个故事。”
小说如同双声部的重奏，单章以儿子眼中的父亲形象和家庭往事叙述，双章则以赫德的叙述为主。前者与后者叙事结合，情节之张力、节奏之跃动，独特且和谐，不仅描述了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在东方的权力、荣耀和罪恶交织之路上的攀爬行走，也展现了父子两代人在命运的小径上交叉重叠，以及满眼的末世苍凉。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谈论小说
小说中赫德的儿子阿瑟，成年之后远渡中国寻母；与一中国女子相爱；成为一名牧师……跌宕开一段开阔却充满悲情的人生体验。此间种种似是在重复其父的人生经历，或也可视作赫德情感经历的另外表述，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却又指向一处。而事实上，史料并无更多关于阿瑟的记载。赵柏田说，虚构，是一位小说家的权力。包括阿瑶的命运，在被删改的日记中惊鸿一现后，再也无处考究。
历史的漏白处，尽可是文学涂抹的空间。当写作展开之初，赫德身上诸多丰富意涵呈现之时，赵柏田便意识到这一文学的意义。
无论此前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有多少“赫德”，“真正的赫德只有一个”，而赵柏田笔下的，可谓是从人性的底部最为接近的一个。《赫德的情人》确然描述了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夹缝中的孤独者，重建了一种历史小说的美学谱系。犹如一幅历久的西洋油画，日光在窗口轮转照射，远观静谧，近观之时，细细触摸、嗅闻，那些细节的色泽、质感真实展现。
赵柏田“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其风格已迥异于高阳、熊召政等人的小说风格，逼近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E.L.多克特罗(E.L.Doctorrow)的气息。如果你有意探访，小说里每一个时间点，远洋航船上某一份午餐菜单都是有据可依。
熊逸先生曾有精妙论断：“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探索了多层次的可能。
曾有见过赵柏田书架的人说，那一看便知是处女座的书架。因为书架的每个格子都正好齐整塞满，同一个作家、同一套书都归一处，书籍颜色、尺寸归置整洁。这样习性的作者定会对自己的作品有遗憾吧？
他说，或许是个性使然，加之多年的写作经验，使得这一部小说显得过于井井有条。“太想把它写得像一部小说了，什么都安排好，就少了惊喜感。写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发现的过程，会有一些很突兀的想法意外地跳出来，珍惜这种惊喜感，会让你的工作保持强劲的力量。”他很欣赏海明威，每天写一定量的文字，知道明天大致的方向便停下来，因为期待明日总会有新的事物出来，即便是窗台前掠过的一只飞鸟，也会带来文字体格内不可知的东西。
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赵柏田端坐书桌前，写着下一部小说《买办的女儿》，“像挖土机一样每天推进一点，一天设定1000~1200字的任务”，一个职业作家，不会因为某天状态好就多写，也不会因为什么而断档，每日循规蹈矩地写着。不写作的时候，赵柏田便拿一本书蜷坐沙发或席地而坐，自在而为。“写作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会离内心更近。”
在当代的小说家中，赵柏田当是独特的一位。
赵柏田的整个童年、青年时代都在浙江余姚度过，直至30多岁，才离开至宁波生活。余姚这座城市的江南气质对他影响颇深，他后来这样描述：“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沧桑的面容。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钟楼、石桥上游荡……”这座县城在他身躯注入了历史的重荷、文化的浸染，而彼时，周遭却是虚无一片。
他回忆那个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代，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想起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拿着第一笔零花钱跑到新华书店，人家买了连环画，我买了近代史的一本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骨子里边，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好奇。”一些身体里注定的能量和欲望被时代和环境压制，以一种隐忍的方式蓄势待发。
多年后，这座城市、这些历史、这些人物，一一在他笔下细淌、漫溯、重筑一幅幅图景和人情世故。
在某个时间的隘口审视生活
“好像是到了时间的某个关口，忽然之间就有了写作的欲望。”每个作家，在由一个非写作者转入写作者之间，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溺或勃发的状态。
赵柏田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这样的身份，如今看来未免令人讶然。他说，当初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处于一个混沌的世界中，“成天是一个身体性的存在，一个年轻人跑啊、跳啊，虽然很有生命的热力，但是也没有目标，非常混沌的生活方式。”彼时的赵柏田除了现实世界，并无文字世界的存在感。当这种混沌感充斥内心之时，赵柏田开始尝试寻找一种方式来纾解情绪、审视生活。“当时想要改换一个职业，但是不知道改换成什么，于是开始用文字将这种欲望和意象表达出来，写着写着，整个改变了。”
赵柏田开始写诗，“像一个患上了时代病”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后来他成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90年代中期开始，赵柏田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受到同侪的关注。
1993年，赵柏田离开学校，进入余姚文化馆工作。写作，成为赵柏田的职业。一个人或许真的无法预料往后的十年、廿年的境况，但回首往事时，总会由衷叹喟。当初的赵柏田或许正是看到了自己一个无法接受的未来，于是才成就了另一个赵柏田。
2001年，赵柏田从余姚至宁波工作，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一年，赵柏田只字未写。“我开始不知道写什么，甚至开始怀疑此前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是否能走得更远，离自己的内心是否更近一些。”写作状态的颠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幸事。当赵柏田走出这个状态的时候，决意写历史，从他所置身的城市的历史过往开始构筑他的文学世界。“通往文学世界的小径只能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边写着小说，一边想什么时候能够写一本关于王阳明、黄宗羲的书。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血脉里的物质。但是当初没有积累，文学训练和史学训练都不足以让我展开这样一项工作，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些历史背景下的人情事物，我觉得他们离我并不太远，他们所面临的很多焦灼、困境，我们同样感受着，而且我觉得，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在写自己。虽然我在写历史，实际上是在写我的心灵世界，历史永远是心灵世界的背景。”那些人物，不同于放浪山水之间的温情文人，他们流露出江南文人的清朗与坚硬，从历史中纷至沓来，透过江南烟雨的潮湿、水乡空气的颓废，力透纸背、淋漓尽致。《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16到18世纪的江南文人》、《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明朝四季》一连四部作品，由对历史的寻踪和观照，直指当下。
解冻赫德，修复一幅旧时西洋画
2000年前后，在做近代口岸城市的田野调查与写作之时，一个人的名字频频闯入赵柏田的眼帘：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一位在中国晚清历史中无法忽略的人物。1854年，19岁的赫德抱着往东方传播福音的神旨从北爱尔兰来到中国，成为宁波领事馆的一名见习翻译。28岁即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控晚清经济命脉五十载。他在中国54年的时间里，建立中国海关高效的管理制度，设立晚清历史上最高效廉洁的“衙门”；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欧洲观光使团的出访……这些在海关、外交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无声无息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他，则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在中西外交上施展骑墙术，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被授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高级勋位爵士，却也是清王朝的“太子太保”。这种“骑墙”身份使得他成为后来中国教科书中“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眼中的叛徒。而他在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可惜，从未被正视过。
赵柏田翻阅、爬梳《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968~1907于中国海关》、《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等等关于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和档案2000万字以上的资料，试图钩沉一段人生传奇，解冻一个冷寂的赫德形象。
赫德曾经在宁波爱上一个叫阿瑶的船家女子，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生育了三个孩子。1866年，在他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前往欧洲考察之时，却把三个孩子秘密留在英国，另组家庭。这一段早年情感生活的相关记录被晚年的赫德大量涂饰、删改。在残余的痕迹里，仍可见他对阿瑶的爱与悔意，也似乎延续了他对中国的情感。这一段情感秘史，犹如一支长蒿，被赵柏田撑起，顺水驶入深邃、神秘的历史。
或许是因为故事的纠缠繁复，长达两年时间，赵柏田迟迟没有动笔。2007年的一段北京旅居，现实场景与构思的历史情节准确切入，激发了赵柏田的灵感，在北京安内大街分司厅胡同的一家酒店里开始动笔第一稿。“我还记得那家酒店做的羊排特别好吃。从胡同出来，隔着安内大街就是国子监街，不远处就是鼓楼大街、雍和宫和有名的‘鬼街’，写累了我经常去散步。那些日子，天空特别明净、高，而且蓝。周遭的一切全都散发着创作的愉悦和光泽。我从多雨的南方跑到北京，就是想在这样一种明亮的天光下动笔写这个故事。”
小说如同双声部的重奏，单章以儿子眼中的父亲形象和家庭往事叙述，双章则以赫德的叙述为主。前者与后者叙事结合，情节之张力、节奏之跃动，独特且和谐，不仅描述了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在东方的权力、荣耀和罪恶交织之路上的攀爬行走，也展现了父子两代人在命运的小径上交叉重叠，以及满眼的末世苍凉。
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谈论小说
小说中赫德的儿子阿瑟，成年之后远渡中国寻母；与一中国女子相爱；成为一名牧师……跌宕开一段开阔却充满悲情的人生体验。此间种种似是在重复其父的人生经历，或也可视作赫德情感经历的另外表述，父子之间的情感冲突，却又指向一处。而事实上，史料并无更多关于阿瑟的记载。赵柏田说，虚构，是一位小说家的权力。包括阿瑶的命运，在被删改的日记中惊鸿一现后，再也无处考究。
历史的漏白处，尽可是文学涂抹的空间。当写作展开之初，赫德身上诸多丰富意涵呈现之时，赵柏田便意识到这一文学的意义。
无论此前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有多少“赫德”，“真正的赫德只有一个”，而赵柏田笔下的，可谓是从人性的底部最为接近的一个。《赫德的情人》确然描述了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夹缝中的孤独者，重建了一种历史小说的美学谱系。犹如一幅历久的西洋油画，日光在窗口轮转照射，远观静谧，近观之时，细细触摸、嗅闻，那些细节的色泽、质感真实展现。
赵柏田“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其风格已迥异于高阳、熊召政等人的小说风格，逼近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E.L.多克特罗(E.L.Doctorrow)的气息。如果你有意探访，小说里每一个时间点，远洋航船上某一份午餐菜单都是有据可依。
熊逸先生曾有精妙论断：“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探索了多层次的可能。
曾有见过赵柏田书架的人说，那一看便知是处女座的书架。因为书架的每个格子都正好齐整塞满，同一个作家、同一套书都归一处，书籍颜色、尺寸归置整洁。这样习性的作者定会对自己的作品有遗憾吧？
他说，或许是个性使然，加之多年的写作经验，使得这一部小说显得过于井井有条。“太想把它写得像一部小说了，什么都安排好，就少了惊喜感。写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发现的过程，会有一些很突兀的想法意外地跳出来，珍惜这种惊喜感，会让你的工作保持强劲的力量。”他很欣赏海明威，每天写一定量的文字，知道明天大致的方向便停下来，因为期待明日总会有新的事物出来，即便是窗台前掠过的一只飞鸟，也会带来文字体格内不可知的东西。
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赵柏田端坐书桌前，写着下一部小说《买办的女儿》，“像挖土机一样每天推进一点，一天设定1000~1200字的任务”，一个职业作家，不会因为某天状态好就多写，也不会因为什么而断档，每日循规蹈矩地写着。不写作的时候，赵柏田便拿一本书蜷坐沙发或席地而坐，自在而为。“写作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会离内心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