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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1周年纪念日，他倡导和推进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他既“恋国家”也“恋小家”，既操劳国事也不舍家事，让我们一同品读这位伟人的平民情怀。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没有被整理进著名的南方谈话，因而不为人熟知。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待继母如生母
邓小平非常注重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说过：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卓琳与邓小平继母夏伯根50多年的融洽婆媳关系就颇为世人称道。
夏伯根老人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5岁。她幼年丧母，十几岁时出嫁，不久丈夫病逝，再嫁给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
1936年，邓小平的父亲病故，夏伯根老人就一直寡居在家。重庆解放后，邓小平把这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从老家广安接到了重庆。
世人都说后妈难当，一怕后母不慈，二怕继子不孝。但夏伯根与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夏伯根老人被邓小平的儿女们誉为邓家的“特等功臣”，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在特殊的年代，夏伯根老人成为邓家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继母夏伯根老人也一同前往。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说，邓小平对夏伯根老人很尊敬，和孩子们一起喊夏伯根老人叫奶奶和老祖，邓小平夫人卓琳在生活上遇到事情以及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都要征求夏伯根老人的意见，与她商量。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已经97岁高龄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夏伯根不吃不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邓小平，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與妻子相濡以沫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结缘延安，那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的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见过几次之后，邓小平就让卓琳的一位女性朋友同她谈心，问她愿不愿意和他结婚。
开始卓琳有点不愿意，拒绝了。多年后卓琳回忆说，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那个时候对邓小平缺乏了解，怕邓小平没知识，两个人谈不到一块去。
后来，邓小平找卓琳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通过两次交谈，卓琳觉得邓小平是个知识分子，两人聊得来，便答应嫁给他。
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结婚。
新婚没几天，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前线，他带着卓琳一块去。卓琳说，那时邓小平在师部，她在总司令部。邓小平到总司令部开会，他们就见个面；他不开会，就见不着面。卓琳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夫妻之间感情沟通有些障碍。
她就让丈夫给她写信，邓小平问，写什么啊？卓琳让他写生活和感想。邓小平说，那以后叫秘书给写一个，印几十份，一个月发一份。卓琳一听，连忙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进军西南，邓小平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卓琳不干了，她找到邓小平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邓小平没办法了，只好带着家属。
据卓琳回忆，当时条件艰苦，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在炮火硝烟的洗礼下，作为妻子，卓琳渐渐适应并理解了丈夫，在刘邓大军转战南北的日子里，紧紧跟随邓小平，两人相濡以沫。
困难时期尽力保护家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处于“软禁”状态中的邓小平得知儿子邓朴方伤残情况后，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邓朴方的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10月，得知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后，当即向汪东兴提出，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10月17日，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后，他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自此邓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邓朴方，还尽量做到白天不耽误下厂劳动。
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四世同堂”的乐趣。每天晚饭，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邓小平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
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没看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子辈的人在一起，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孙业礼/文）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没有被整理进著名的南方谈话，因而不为人熟知。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待继母如生母
邓小平非常注重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说过：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卓琳与邓小平继母夏伯根50多年的融洽婆媳关系就颇为世人称道。
夏伯根老人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5岁。她幼年丧母，十几岁时出嫁，不久丈夫病逝，再嫁给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
1936年，邓小平的父亲病故，夏伯根老人就一直寡居在家。重庆解放后，邓小平把这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从老家广安接到了重庆。
世人都说后妈难当，一怕后母不慈，二怕继子不孝。但夏伯根与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夏伯根老人被邓小平的儿女们誉为邓家的“特等功臣”，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在特殊的年代，夏伯根老人成为邓家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继母夏伯根老人也一同前往。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说，邓小平对夏伯根老人很尊敬，和孩子们一起喊夏伯根老人叫奶奶和老祖，邓小平夫人卓琳在生活上遇到事情以及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都要征求夏伯根老人的意见，与她商量。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已经97岁高龄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夏伯根不吃不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邓小平，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與妻子相濡以沫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结缘延安，那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的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见过几次之后，邓小平就让卓琳的一位女性朋友同她谈心，问她愿不愿意和他结婚。
开始卓琳有点不愿意，拒绝了。多年后卓琳回忆说，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那个时候对邓小平缺乏了解，怕邓小平没知识，两个人谈不到一块去。
后来，邓小平找卓琳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通过两次交谈，卓琳觉得邓小平是个知识分子，两人聊得来，便答应嫁给他。
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结婚。
新婚没几天，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前线，他带着卓琳一块去。卓琳说，那时邓小平在师部，她在总司令部。邓小平到总司令部开会，他们就见个面；他不开会，就见不着面。卓琳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夫妻之间感情沟通有些障碍。
她就让丈夫给她写信，邓小平问，写什么啊？卓琳让他写生活和感想。邓小平说，那以后叫秘书给写一个，印几十份，一个月发一份。卓琳一听，连忙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进军西南，邓小平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卓琳不干了，她找到邓小平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邓小平没办法了，只好带着家属。
据卓琳回忆，当时条件艰苦，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在炮火硝烟的洗礼下，作为妻子，卓琳渐渐适应并理解了丈夫，在刘邓大军转战南北的日子里，紧紧跟随邓小平，两人相濡以沫。
困难时期尽力保护家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处于“软禁”状态中的邓小平得知儿子邓朴方伤残情况后，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邓朴方的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10月，得知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后，当即向汪东兴提出，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10月17日，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后，他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自此邓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邓朴方，还尽量做到白天不耽误下厂劳动。
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四世同堂”的乐趣。每天晚饭，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邓小平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
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没看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子辈的人在一起，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孙业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