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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目前已经连续七个季度。预计2012年二季度或为本轮经济增长的低谷。随后经济会有所回升，第三季度约为8.2％，超过二季度的7.6％。全年经济增长会呈现出“前低后不高”的态势，但总体能够保持在8％以上。
以CPI表示的物价上涨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已回落至2％以内；而PPI目前负增长已持续了三个月，预计三季度约为-0.6％左右。今年全年CPI涨幅不会超过4％。
根据过去周期波动的经验，一般估计，本轮经济下行应在今年一季度结束，但目前已延长了一个季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既是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的结果，更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变化的先兆。
中国经济可能正在告别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转入年均8％左右的中速增长新阶段。经济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从长计议。
短期波动因素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受制于出口。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处在动荡之中，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甚至进入衰退，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国际需求的减弱使中国出口出现困难，出口增速由2010年的31.3％和2011年的20.3％陡降为今年1月－5月的7.7％，其中对欧出口从2011年的14.4％下降到今年1月－4月的-2％，而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则下降20％以上。对欧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6％，其中欧洲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对它们的出口下降成为中国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仍处于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之中，但总体形势已趋于稳定。欧洲尽管仍在衰退之中，但欧元崩溃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出口的最坏时期已过。随着国际需求环境的稳定，中国出口将有缓慢的回升。
其次，中国经济放缓的关键原因是投资减速。
受出口下降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工业企业去库存化明显，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工业投资出现疲态。受地方债务的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因房地产调控，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铁路投资增速为-41.6％。
目前，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已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随着5月份后“稳增长”的预调微调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地方项目建设的投入增加，中央项目投资也改变了负增长状态。尤其是保障房建设的持续和新项目的开工，使投资增速加快。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工业企业去库存化（狭义）一般为九个月，始于去年四季度的工业企业去库存化也有望在今年二季度结束。我们预计三季度投资增速将达到22.5％，比二季度回升2.5个百分点。
第三，中国经济放缓也受到消费的拖累。
尽管基于消费的稳定性，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明显，但今年2月以来，消费的增速也有放缓的迹象，每月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一季度末已低至13％，尤其是居民消费信心发生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目前，随着经济景气的回升，消费的信心和意愿有所提振，加之家电直接补贴的快速见效以及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预计三季度将比二季度提升1个百分点，增速达到15％左右。
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除短周期因素外，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些具有趋势性的增长条件变化所致。
从需求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中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预示着，以去杠杆化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长期化，变成慢性危机，而且时时有急性发作的可能。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长期低速状态，国际需求的萎靡将使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难以持续。
其次，当前投资的减速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且相对年轻，使抚养成本低、储蓄率高且储蓄量大，支持了中国的高投资，形成了中间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将对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形成威胁。
从供给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农民工就业压力不大预示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受此影响，低端工资上升速度加快，这虽然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缩小了收入差距，并为提升消费打下了基础，但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也受到削弱。
其次，当前经济放缓是在资源约束的背景下发生的。2011年来，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来愈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与过去33年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上述变化预示国民经济开始进入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
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或即将进入阶段性变化的转折期，在新阶段，经济增长区间将在7％－8％左右。
国际经验表明，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增速回落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从亚洲出口导向性大国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第一次下台阶发生在1973年，韩国发生在1997年。虽然其导火索是石油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实质上是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当国民经济进入转折期时，经济政策的应对十分关键。
一方面，着眼于短期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足以改变趋势性回落，如果刺激过头，反而极易使经济泡沫化，引发更大的困难。因此政策的立足点应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
另一方面，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调微调又十分必要，其作用是避免经济增长下台阶的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并以此来配合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实施。
体制改革是政策重心
依照上述分析，改善收入分配、优化经济结构、节能减排和鼓励创新应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核心，而体制改革是政策实施的重心。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以此为中心进行配套，及时实行预调微调。 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在转折期的最大风险是，以消费为重心的内需发动机尚未开足马力，而出口和投资的发动机已开始减速，从而极易导致经济失速。
如果说消费增长有赖于居民收入增长这个慢变量的话，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防止出口和投资发动机过分减速，其中稳定投资是预调微调的核心。
目前，鉴于经济已开始具有回暖态势，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宜发生方向性改变。在预调微调方面，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政策组合的基础上，建议：
1.财政政策增支和减税并举，更强调减税的作用。
增支的重点应以补充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为主，在扩大财政投资的同时，用杠杆撬动银行信贷；减税的重点应在当前加快“营改增”落实的基础上，抓紧研究结构性减税方案，并争取早日出台。
2.货币政策稳中趋松。
在通胀压力减弱的情况下，可通过适时适度的降息降准以及利率市场化而形成的差别利率来扩大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在保持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降息也有利于减低国际资本因套利而过分流动的风险。
3.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加大对住房刚性需求的支持力度。
在满足保障性住房融资需求的同时，利用降息等手段鼓励首套房需求。必要时，可对改善性住房需求做一些针对性信贷微调，例如合并对改善性住房需求贷款认房又认贷的操作标准。
4.将扩大进口和“走出去”投资与稳定出口结合起来，优化出口产品与地区结构。
从未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要顺利渡过转折期而进入新的稳定增长，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从而适时推进改革。建议：
1.从中长期着眼，加快开放民间投资的步伐。
通过提高市场竞争性，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的经营绩效。
2.加快推进价格改革进程。
一方面，目前通货膨胀仍在下行之中，为价格改革提供了窗口。另一方面，价格改革也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今年6月8日人民银行允许存贷款利率浮动以来，金融企业有了部分定价权，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加强，商业银行“千行一面”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3.以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契机，积极规划现实可操作的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路线图，发挥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
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以香港为代表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一方面这使资本项下开放可以以人民币进行而不必立即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这种将两者在一段时间内分开处理的方式有可能化解发展中国家资本项下开放必须本币全面可兑换的传统难题。
另一方面，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意味着人民币已由跨境双边使用而向第三国多边使用方向发展。把握这一趋势，通过诸如东盟10+3的“清迈协议”和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使人民币国际使用多边化，因势利导，将有助于改善周边环境，巩固地区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作者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以CPI表示的物价上涨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已回落至2％以内；而PPI目前负增长已持续了三个月，预计三季度约为-0.6％左右。今年全年CPI涨幅不会超过4％。
根据过去周期波动的经验，一般估计，本轮经济下行应在今年一季度结束，但目前已延长了一个季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既是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的结果，更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变化的先兆。
中国经济可能正在告别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转入年均8％左右的中速增长新阶段。经济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从长计议。
短期波动因素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受制于出口。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处在动荡之中，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甚至进入衰退，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国际需求的减弱使中国出口出现困难，出口增速由2010年的31.3％和2011年的20.3％陡降为今年1月－5月的7.7％，其中对欧出口从2011年的14.4％下降到今年1月－4月的-2％，而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则下降20％以上。对欧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6％，其中欧洲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对它们的出口下降成为中国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仍处于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之中，但总体形势已趋于稳定。欧洲尽管仍在衰退之中，但欧元崩溃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出口的最坏时期已过。随着国际需求环境的稳定，中国出口将有缓慢的回升。
其次，中国经济放缓的关键原因是投资减速。
受出口下降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工业企业去库存化明显，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工业投资出现疲态。受地方债务的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因房地产调控，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铁路投资增速为-41.6％。
目前，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已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随着5月份后“稳增长”的预调微调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地方项目建设的投入增加，中央项目投资也改变了负增长状态。尤其是保障房建设的持续和新项目的开工，使投资增速加快。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工业企业去库存化（狭义）一般为九个月，始于去年四季度的工业企业去库存化也有望在今年二季度结束。我们预计三季度投资增速将达到22.5％，比二季度回升2.5个百分点。
第三，中国经济放缓也受到消费的拖累。
尽管基于消费的稳定性，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明显，但今年2月以来，消费的增速也有放缓的迹象，每月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一季度末已低至13％，尤其是居民消费信心发生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目前，随着经济景气的回升，消费的信心和意愿有所提振，加之家电直接补贴的快速见效以及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预计三季度将比二季度提升1个百分点，增速达到15％左右。
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除短周期因素外，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些具有趋势性的增长条件变化所致。
从需求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中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预示着，以去杠杆化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长期化，变成慢性危机，而且时时有急性发作的可能。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长期低速状态，国际需求的萎靡将使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难以持续。
其次，当前投资的减速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且相对年轻，使抚养成本低、储蓄率高且储蓄量大，支持了中国的高投资，形成了中间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将对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形成威胁。
从供给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农民工就业压力不大预示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受此影响，低端工资上升速度加快，这虽然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缩小了收入差距，并为提升消费打下了基础，但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也受到削弱。
其次，当前经济放缓是在资源约束的背景下发生的。2011年来，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来愈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与过去33年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上述变化预示国民经济开始进入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
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或即将进入阶段性变化的转折期，在新阶段，经济增长区间将在7％－8％左右。
国际经验表明，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增速回落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从亚洲出口导向性大国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第一次下台阶发生在1973年，韩国发生在1997年。虽然其导火索是石油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实质上是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当国民经济进入转折期时，经济政策的应对十分关键。
一方面，着眼于短期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足以改变趋势性回落，如果刺激过头，反而极易使经济泡沫化，引发更大的困难。因此政策的立足点应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
另一方面，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调微调又十分必要，其作用是避免经济增长下台阶的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并以此来配合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实施。
体制改革是政策重心
依照上述分析，改善收入分配、优化经济结构、节能减排和鼓励创新应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核心，而体制改革是政策实施的重心。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以此为中心进行配套，及时实行预调微调。 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在转折期的最大风险是，以消费为重心的内需发动机尚未开足马力，而出口和投资的发动机已开始减速，从而极易导致经济失速。
如果说消费增长有赖于居民收入增长这个慢变量的话，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防止出口和投资发动机过分减速，其中稳定投资是预调微调的核心。
目前，鉴于经济已开始具有回暖态势，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宜发生方向性改变。在预调微调方面，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政策组合的基础上，建议：
1.财政政策增支和减税并举，更强调减税的作用。
增支的重点应以补充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为主，在扩大财政投资的同时，用杠杆撬动银行信贷；减税的重点应在当前加快“营改增”落实的基础上，抓紧研究结构性减税方案，并争取早日出台。
2.货币政策稳中趋松。
在通胀压力减弱的情况下，可通过适时适度的降息降准以及利率市场化而形成的差别利率来扩大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在保持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降息也有利于减低国际资本因套利而过分流动的风险。
3.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加大对住房刚性需求的支持力度。
在满足保障性住房融资需求的同时，利用降息等手段鼓励首套房需求。必要时，可对改善性住房需求做一些针对性信贷微调，例如合并对改善性住房需求贷款认房又认贷的操作标准。
4.将扩大进口和“走出去”投资与稳定出口结合起来，优化出口产品与地区结构。
从未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要顺利渡过转折期而进入新的稳定增长，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从而适时推进改革。建议：
1.从中长期着眼，加快开放民间投资的步伐。
通过提高市场竞争性，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的经营绩效。
2.加快推进价格改革进程。
一方面，目前通货膨胀仍在下行之中，为价格改革提供了窗口。另一方面，价格改革也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今年6月8日人民银行允许存贷款利率浮动以来，金融企业有了部分定价权，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加强，商业银行“千行一面”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3.以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契机，积极规划现实可操作的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路线图，发挥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
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以香港为代表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一方面这使资本项下开放可以以人民币进行而不必立即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这种将两者在一段时间内分开处理的方式有可能化解发展中国家资本项下开放必须本币全面可兑换的传统难题。
另一方面，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意味着人民币已由跨境双边使用而向第三国多边使用方向发展。把握这一趋势，通过诸如东盟10+3的“清迈协议”和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使人民币国际使用多边化，因势利导，将有助于改善周边环境，巩固地区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作者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