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本应是学人、学问、学生聚集的文明之地，现在却时常被或强或弱的冷热暴力侵扰。对与错交织的现实，是倚强凌弱还是弱者无奈抗争？大学本应是教师修身养性的地方，现在却被行政主导的数量化考评推入功利化陷阱。是非不清的现实，是制度异化还是教师心灵扭曲？
2016年1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院长甘阳被该院一名“青椒”（指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有媒体称，掌掴事件起因是院长“拖延‘青椒’职称晋升”，是“‘青椒’艰难处境的折射”。这一消息，让大学行政化与“青椒”处境再次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作为大学教师，为何也斯文扫地而采用掌掴这种愚昧的方式解决问题呢？难道“拖延职称晋升”，就是“青椒”动手打人的理由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答案当然不是一个明确的对错结论。现在，我国大学实行教授总额控制下的“聘任制”，事实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说，在没有教授指标的情况下，无论“青椒”多么出色都无机会晋升。然而，“青椒”的待遇和职称密切相关，再加上大学执行“非升即走”的人事政策，而具有博士学历的“青椒”成批进入大学当教师，自然出现成批教师晋升职称的情况，在指标有限与“非升即走”的人事政策挤压下，就不仅仅是一个“青椒”发展问题，而变成了一个“青椒”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善职称评聘与人事制度，就会对大学里为数众多的“青椒”的发展与利益造成伤害，类似的掌掴事件不仅不会终止还可能会升级。
对与错：舆论围观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学人、学问、学生聚集的文明之地，现在却时常被或强或弱的冷热暴力侵扰。对与错交织的现实，是倚强凌弱还是弱者无奈抗争？
“掌掴事件”发生之后，博雅学院对此作出声明，谴责李思涯的暴力行为，并有17位博雅学院教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严肃处理掌掴事件。2016年1月22日，中山大学发布《关于李思涯处理的通告》，将解除与李思涯签订的教师职务聘任合同。尽管大学教师动手让人有些惊诧，但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新鲜。莫说是为了提职称、争岗位这样的人生大事，就是为了实验室大小、表彰排名这样的小事，动手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无论什么原因，动手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李思涯用掌掴方式解决“自己所谓的不公平”，与其教师身份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不仅包括教师掌掴院长，也包括由院长行使权力的冷暴力。
李思涯的微信公众号“斯文在兹”这样自称，“只想为更多的青年人、学生培养一些文艺气质，增加一些古典文化修养，少些粗与俗，多点雅与美”。但在公众号最新文章中，却是如此回应掌掴事件的：“中国的当今，是个缺少侠义精神的时代。2016年1月7日，我出手一掌，让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为之一震，举杯畅饮。”李思涯的美好愿望与掌掴行为的矛盾，被舆论解读为李思涯可能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舆论之所以会如此解读，一方面，夹杂着对“青椒”是弱者的天然同情；另一方面，行政化肆虐的大学，乱象丛生的职称评审被舆论诟病已久。更为严重的是，在权力裹挟着程序正义向前奔走的时候，制度的作用被无情消减，掌掴行为被舆论默认为反抗工具，以至于当它赤裸登场时，舆论反倒以吆喝为呼应。
王石川在《京华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掌掴事件颇有见地：“对于打人的李思涯，有人形容为‘祥林嫂’变成了‘鲁提辖’，潜台词是李思涯遭遇不公，打人有理。更有人因对院长的价值取向不满，为打人叫好。一事当前，先问是非。不管有何理由，暴力相向总是欠妥，否则那些受冤的人就有权血债血还，或者报复社会。你可以不喜欢院长，但不能教训他；你可以为李思涯鸣不平，但不能为他打人叫好。”当然，大多数舆论不是赞成使用暴力，而是默认在制度失灵下使用暴力捍卫正当权利的行动。换言之，是默认对强者使用暴力。鉴于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掌掴事件背后的制度问题。同样，制度的漏洞也不应该成为掌掴事件的理由。
是与非：舆论旋涡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修身养性的地方，现在却被行政主导的数量化考评推入功利化陷阱。是非不清的现实，是制度异化还是教师心灵扭曲？
在平常人眼里，大学教师往往学识丰富、修养高超、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然而，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杨阳教授所说：“大学里面涉及教师的暴力事件其实不少，只是大部分不为社会所知。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典型的是，大学教师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渐严重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以及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往往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倘若压力得不到排解，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暴发暴力冲突。”大学里时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类似掌掴事件，尽管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暴露出大学精神失守的沉重现实值得警觉。
这一次掌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大学当下的生态问题有网友认为，教师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大鱼吃小鱼”来形容。就大学里的二级学院来说，“青椒”处于最底层，院领导处于顶端，接着是院中层领导，下面是教授、副教授，最底下就是“青椒”。“青椒”生存不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公认的事实。一方面，他们收入微薄且负担沉重，不仅要完成院系的大部分授课任务，而且还要完成各种科研上的硬指标；另一方面，他们通常由于缺乏话语权，不仅时常成为各种政策牺牲的对象，而且很少有机会对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必然心生“我辈非鱼鳖，奈何苟且”的愤懑与扭曲。
当下大学最难治理的生态问题是行政化主导下的量化考核。对于大学行政化的危害，社会舆论早有共识，去行政化一直是大学改革的目标，但事实上多年的改革没有什么效果。改革至今，大学依然是以行政规则为主导，如职称评定，标准是行政权力掌握者制定的，过程是行政化的。严肃处理掌掴事件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大学行政化的问题。
真与假：舆论核心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求真育人的地方，现在却被官本位的管理所左右。真假混淆的现实，是教师不可信还是官员乱作为。
有人认为，这次掌掴事件最受伤的恐怕不是其当事人，校方以及上级教育管理者与不重视教师真实情况、教师声音无从发出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大学及其教师的形象，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事实上，掌掴事件是一种预警：大学官本位以及固化、僵死的管理体制机制，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时候。大学教师可谓精英，更加注重公平、公正，更加讲究公开、透明。现在的问题是，教师表达诉求的渠道极为不畅，教师的合理诉求时常被官本位的管理所左右。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是校长任命院长，院长任命系主任。“一把手”自上而下逐层掌握着教师的命运，教师几乎没有任何制衡上级的渠道。教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备受压抑，除了温顺地服从别无选择。 2014年年底，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因职称问题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在网络上发表《自白书》痛斥大学里的沉疴顽疾，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2000多字的长文中，周鼎直刺大学三大“软肋”：教学质量每况愈下，教师评职称重论文、轻讲课，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拿课题经费。周鼎的话语激昂：“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大学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最牛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一所大学就是一座衙门。”的确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日益弥散化了’教师备受压抑。虽然出现了各种改革（“复旦宪章”激起过阵阵欢呼），然而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如旧。可以说，此次掌掴事件是多种因素长期积聚促成的。
主与客：舆论冷却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做主的地方，现在教师却成了行政管理的对象。主客颠倒的现实，是教师不会做主人还是被行政篡了权。
舆论对明显错误的掌掴事件给予宽容和谅解，这不是舆论糊涂，而是在间接表达对于“青椒”生存状态与大学行政化的担忧。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还是从经济收入看，如前所述，“青椒”无疑处于大学金字塔的底层，不仅面临人生接踵而来的各种现实压力，而且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也处于压力巨大的状态，还有最头痛的职称晋升问题——如果拿不到课题，发表不了所谓高质量的论文，就评不上职称。即便达到了所谓的条件，能不能通过也不一定。因为学校要根据编制进行评审，而主导评审的是行政权力，遵循的是行政逻辑。
2015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递交《建立适度宽松的青年教师评价体系》的提案。可见，对于大学“青椒”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已经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真正着手改善的并不多。2010年，《南方周末》有一篇报道“教授的围城”，描述了教师职称评定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被套牢的是学校。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各类大学排名的硬性指标。接下来，学校的压力就转嫁到了教师尤其是“青椒”身上。这种压力造成了“青椒”队伍的分层，一些人迅速地掌握了行政化体制运作的潜规则，如鱼得水地在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类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所谓的“良性发展”。另外一部分人对行政化体制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这部分人毫无疑问成为体制的弃儿，逐渐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愤愤不平感。
围观掌掴事件之后，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什么？我们在谴责李思涯掌掴行为的同时，又不得不反思——如何解决教师职称晋升中的问题，即学术能力未必能通过量化的数据表现出来。行政权力的思维未必适用学术评价体系，这是目前职称评审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就是，由学术共同体主导职称评审。学术共同体因其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共同体带来的责任意识与自律意识，无疑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掌掴事件冷却之后，仅仅澄清真相还不够，还要思考如何构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让其成为教师评价的主导力量。这个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大学去行政化的过程。
宽与严：舆论结晶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平心静气做学问的地方，现在却被“非升即走”搞得鸡犬不宁。本末颠倒的现实，是行政“严管教师”合理还是创设“宽松环境”有效？
近年，大学改革中频频出现的教师“非升即走”的规则，常常成为压垮“青椒”的最后一根稻草。倘若我们把各个大学的规章制度拿过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大同小异的管理制度都凸显四个字——“严管教师”。它们的内容大多都是怎么“严管教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核，达不到标准时怎么处罚等。一本厚厚的管理制度，涵盖着科研、教学诸多方面，却很少有怎样去尊重教师主人地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内容。如果任这样一个像拧螺丝一样“严管教师”的理念肆意下去，不仅是“青椒”，即便是教授也很难在此间愉快成长。
尽管改革因既得利益的阻力进展缓慢，但如果不改革，将来，一部分如今的“青椒”会断送他们的求真育人生涯，一部分则会成长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继续固化这种体制。据说，康德受聘于大学当教师的时候是属于临时教师，没有固定薪水，他的报酬按每个学期报名听他课程的学生数量结算——人多钱多，人少钱少，结果康德的课程大受欢迎，他也因此渐渐在学校站稳了脚跟。课余时间，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学，没有论文压力，也没有经济压力。伟大的哲学家就在这宽松的环境中诞生了。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梅贻琦先生曾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有学者认为与西方现代大学是师生自治的共同体、实行“联邦制”（“联合中的自治”）相比，我国大学实行的是科层制。在前一种体制中，承认每个人参与的权利，而后者却完全由“一把手”说了算，普通教师永远是被管理和规训的对象。在这种体制中，动手不能解决问题，呼吁更是于事无补。那该怎么办呢？我国大学真的找不到建设性的路径吗？非也。东西方的大学，可以参照的坐标系可谓比比皆是。譬如，韩国大学的校长经选举产生，系主任由教授轮流担任。如若这样，当每个教师拥有了自己的权利时，单向的压制自然会被民主取而代之。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责编：赵东
2016年1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院长甘阳被该院一名“青椒”（指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有媒体称，掌掴事件起因是院长“拖延‘青椒’职称晋升”，是“‘青椒’艰难处境的折射”。这一消息，让大学行政化与“青椒”处境再次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作为大学教师，为何也斯文扫地而采用掌掴这种愚昧的方式解决问题呢？难道“拖延职称晋升”，就是“青椒”动手打人的理由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答案当然不是一个明确的对错结论。现在，我国大学实行教授总额控制下的“聘任制”，事实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说，在没有教授指标的情况下，无论“青椒”多么出色都无机会晋升。然而，“青椒”的待遇和职称密切相关，再加上大学执行“非升即走”的人事政策，而具有博士学历的“青椒”成批进入大学当教师，自然出现成批教师晋升职称的情况，在指标有限与“非升即走”的人事政策挤压下，就不仅仅是一个“青椒”发展问题，而变成了一个“青椒”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善职称评聘与人事制度，就会对大学里为数众多的“青椒”的发展与利益造成伤害，类似的掌掴事件不仅不会终止还可能会升级。
对与错：舆论围观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学人、学问、学生聚集的文明之地，现在却时常被或强或弱的冷热暴力侵扰。对与错交织的现实，是倚强凌弱还是弱者无奈抗争？
“掌掴事件”发生之后，博雅学院对此作出声明，谴责李思涯的暴力行为，并有17位博雅学院教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严肃处理掌掴事件。2016年1月22日，中山大学发布《关于李思涯处理的通告》，将解除与李思涯签订的教师职务聘任合同。尽管大学教师动手让人有些惊诧，但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新鲜。莫说是为了提职称、争岗位这样的人生大事，就是为了实验室大小、表彰排名这样的小事，动手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无论什么原因，动手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李思涯用掌掴方式解决“自己所谓的不公平”，与其教师身份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不仅包括教师掌掴院长，也包括由院长行使权力的冷暴力。
李思涯的微信公众号“斯文在兹”这样自称，“只想为更多的青年人、学生培养一些文艺气质，增加一些古典文化修养，少些粗与俗，多点雅与美”。但在公众号最新文章中，却是如此回应掌掴事件的：“中国的当今，是个缺少侠义精神的时代。2016年1月7日，我出手一掌，让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为之一震，举杯畅饮。”李思涯的美好愿望与掌掴行为的矛盾，被舆论解读为李思涯可能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舆论之所以会如此解读，一方面，夹杂着对“青椒”是弱者的天然同情；另一方面，行政化肆虐的大学，乱象丛生的职称评审被舆论诟病已久。更为严重的是，在权力裹挟着程序正义向前奔走的时候，制度的作用被无情消减，掌掴行为被舆论默认为反抗工具，以至于当它赤裸登场时，舆论反倒以吆喝为呼应。
王石川在《京华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掌掴事件颇有见地：“对于打人的李思涯，有人形容为‘祥林嫂’变成了‘鲁提辖’，潜台词是李思涯遭遇不公，打人有理。更有人因对院长的价值取向不满，为打人叫好。一事当前，先问是非。不管有何理由，暴力相向总是欠妥，否则那些受冤的人就有权血债血还，或者报复社会。你可以不喜欢院长，但不能教训他；你可以为李思涯鸣不平，但不能为他打人叫好。”当然，大多数舆论不是赞成使用暴力，而是默认在制度失灵下使用暴力捍卫正当权利的行动。换言之，是默认对强者使用暴力。鉴于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掌掴事件背后的制度问题。同样，制度的漏洞也不应该成为掌掴事件的理由。
是与非：舆论旋涡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修身养性的地方，现在却被行政主导的数量化考评推入功利化陷阱。是非不清的现实，是制度异化还是教师心灵扭曲？
在平常人眼里，大学教师往往学识丰富、修养高超、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然而，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杨阳教授所说：“大学里面涉及教师的暴力事件其实不少，只是大部分不为社会所知。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典型的是，大学教师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渐严重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以及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往往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倘若压力得不到排解，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暴发暴力冲突。”大学里时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类似掌掴事件，尽管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暴露出大学精神失守的沉重现实值得警觉。
这一次掌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大学当下的生态问题有网友认为，教师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大鱼吃小鱼”来形容。就大学里的二级学院来说，“青椒”处于最底层，院领导处于顶端，接着是院中层领导，下面是教授、副教授，最底下就是“青椒”。“青椒”生存不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公认的事实。一方面，他们收入微薄且负担沉重，不仅要完成院系的大部分授课任务，而且还要完成各种科研上的硬指标；另一方面，他们通常由于缺乏话语权，不仅时常成为各种政策牺牲的对象，而且很少有机会对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必然心生“我辈非鱼鳖，奈何苟且”的愤懑与扭曲。
当下大学最难治理的生态问题是行政化主导下的量化考核。对于大学行政化的危害，社会舆论早有共识，去行政化一直是大学改革的目标，但事实上多年的改革没有什么效果。改革至今，大学依然是以行政规则为主导，如职称评定，标准是行政权力掌握者制定的，过程是行政化的。严肃处理掌掴事件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大学行政化的问题。
真与假：舆论核心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求真育人的地方，现在却被官本位的管理所左右。真假混淆的现实，是教师不可信还是官员乱作为。
有人认为，这次掌掴事件最受伤的恐怕不是其当事人，校方以及上级教育管理者与不重视教师真实情况、教师声音无从发出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大学及其教师的形象，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事实上，掌掴事件是一种预警：大学官本位以及固化、僵死的管理体制机制，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时候。大学教师可谓精英，更加注重公平、公正，更加讲究公开、透明。现在的问题是，教师表达诉求的渠道极为不畅，教师的合理诉求时常被官本位的管理所左右。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是校长任命院长，院长任命系主任。“一把手”自上而下逐层掌握着教师的命运，教师几乎没有任何制衡上级的渠道。教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备受压抑，除了温顺地服从别无选择。 2014年年底，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因职称问题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在网络上发表《自白书》痛斥大学里的沉疴顽疾，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2000多字的长文中，周鼎直刺大学三大“软肋”：教学质量每况愈下，教师评职称重论文、轻讲课，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拿课题经费。周鼎的话语激昂：“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大学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最牛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一所大学就是一座衙门。”的确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日益弥散化了’教师备受压抑。虽然出现了各种改革（“复旦宪章”激起过阵阵欢呼），然而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如旧。可以说，此次掌掴事件是多种因素长期积聚促成的。
主与客：舆论冷却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做主的地方，现在教师却成了行政管理的对象。主客颠倒的现实，是教师不会做主人还是被行政篡了权。
舆论对明显错误的掌掴事件给予宽容和谅解，这不是舆论糊涂，而是在间接表达对于“青椒”生存状态与大学行政化的担忧。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还是从经济收入看，如前所述，“青椒”无疑处于大学金字塔的底层，不仅面临人生接踵而来的各种现实压力，而且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也处于压力巨大的状态，还有最头痛的职称晋升问题——如果拿不到课题，发表不了所谓高质量的论文，就评不上职称。即便达到了所谓的条件，能不能通过也不一定。因为学校要根据编制进行评审，而主导评审的是行政权力，遵循的是行政逻辑。
2015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递交《建立适度宽松的青年教师评价体系》的提案。可见，对于大学“青椒”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已经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真正着手改善的并不多。2010年，《南方周末》有一篇报道“教授的围城”，描述了教师职称评定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被套牢的是学校。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各类大学排名的硬性指标。接下来，学校的压力就转嫁到了教师尤其是“青椒”身上。这种压力造成了“青椒”队伍的分层，一些人迅速地掌握了行政化体制运作的潜规则，如鱼得水地在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类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所谓的“良性发展”。另外一部分人对行政化体制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这部分人毫无疑问成为体制的弃儿，逐渐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愤愤不平感。
围观掌掴事件之后，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什么？我们在谴责李思涯掌掴行为的同时，又不得不反思——如何解决教师职称晋升中的问题，即学术能力未必能通过量化的数据表现出来。行政权力的思维未必适用学术评价体系，这是目前职称评审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就是，由学术共同体主导职称评审。学术共同体因其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共同体带来的责任意识与自律意识，无疑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掌掴事件冷却之后，仅仅澄清真相还不够，还要思考如何构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让其成为教师评价的主导力量。这个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大学去行政化的过程。
宽与严：舆论结晶的掌掴事件
大学本应是教师平心静气做学问的地方，现在却被“非升即走”搞得鸡犬不宁。本末颠倒的现实，是行政“严管教师”合理还是创设“宽松环境”有效？
近年，大学改革中频频出现的教师“非升即走”的规则，常常成为压垮“青椒”的最后一根稻草。倘若我们把各个大学的规章制度拿过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大同小异的管理制度都凸显四个字——“严管教师”。它们的内容大多都是怎么“严管教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核，达不到标准时怎么处罚等。一本厚厚的管理制度，涵盖着科研、教学诸多方面，却很少有怎样去尊重教师主人地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内容。如果任这样一个像拧螺丝一样“严管教师”的理念肆意下去，不仅是“青椒”，即便是教授也很难在此间愉快成长。
尽管改革因既得利益的阻力进展缓慢，但如果不改革，将来，一部分如今的“青椒”会断送他们的求真育人生涯，一部分则会成长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继续固化这种体制。据说，康德受聘于大学当教师的时候是属于临时教师，没有固定薪水，他的报酬按每个学期报名听他课程的学生数量结算——人多钱多，人少钱少，结果康德的课程大受欢迎，他也因此渐渐在学校站稳了脚跟。课余时间，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学，没有论文压力，也没有经济压力。伟大的哲学家就在这宽松的环境中诞生了。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梅贻琦先生曾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有学者认为与西方现代大学是师生自治的共同体、实行“联邦制”（“联合中的自治”）相比，我国大学实行的是科层制。在前一种体制中，承认每个人参与的权利，而后者却完全由“一把手”说了算，普通教师永远是被管理和规训的对象。在这种体制中，动手不能解决问题，呼吁更是于事无补。那该怎么办呢？我国大学真的找不到建设性的路径吗？非也。东西方的大学，可以参照的坐标系可谓比比皆是。譬如，韩国大学的校长经选举产生，系主任由教授轮流担任。如若这样，当每个教师拥有了自己的权利时，单向的压制自然会被民主取而代之。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责编：赵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