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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下了许多定义，台湾学者将其翻译成典范，把典范或范式理解为被某些科学社团无意识地接受的基本概念、世界观或学科的母型。笔者试从科技政策、知识论反思、文化发展三个方面来阐释中西科技与文化的互动，进而提出一种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互动范式以避免科技发展带来西方在文化领域的宰制或专制。
关键词：互动范式;典范;文化;宰制
一、引言
科技与文化问题，不能抽象地思考，应当放在本国与西方近现代科技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来看。这种历史脉络不是一些零碎且属于史学的事实，科技哲学关注的应当是一种框架与范式，用作今后的参照指标。
二、初期西方科技来华与后来西方科技入侵之比较
从16世纪末开始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是中西科技互动最有意义的时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来华，帶来了当时欧洲重要的科学与技术。而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中西科技互动带来更多的是斗争与悲剧的色彩，西方帝国主义者挟其优势的科技力量迫使中国被动学习，最终导致中国依赖于西方的专制，更严重的是这种专制的逻辑竟迫使中国由对西方的科技依赖演变成文化依赖。其实，落后国家的依赖现象，既是西方国家采用宰制的逻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于落后国家本身缺乏理性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未能充分调试的结果。[1]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甚至全盘否认西方科技含有某种可普化性，因为西方科技的发展证明了其的确存在某些可普化性。我国传统的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差异在于：首先我国传统科学其理论形式上缺乏逻辑与数学的结构和语言，也没对自身的语言结构进行反省，以至于尚未达到有意识地建立一整套管控科学论述的逻辑系统的水平。其次我国传统数学只用于描述经验资料，而非用以形构理论。再次，传统经验资料的搜寻采用被动的观察而基本不借助于辅助工具，也几乎不进行现代科学提倡的受控性实验。最后，缺少西方科学哲学与知识论的反思传统。
利玛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积极贡献是将《几何原理》引入中国学术界。另一个贡献是将西方新的科学仪器和计算技术引进中国。但知识论或知识理论却几乎被利玛窦所忽略了。他只对认识活动提供了一套哲学人学的解释，其中至多只提到亚里士多德与中世纪士林哲学的抽象理论，这在本国科学界并不曾引起任何积极的反应，殊甚可惜。但是，西方近代科学的情形正好相反，其中逻辑研究与知识论的批判对于西方近代科学之发展大有助益。[2]库恩把典范理解为被某些科学社团无意识地接受的基本概念、世界观或学科的母型。[3]他其实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理，须知一项典范在能被人无意识地接受之先，必须先被人有意识地建构起来。作为人的知识与行为的基本指导，它在知识论上享有任一特定理论或政策更高的后设地位与形塑功能，但其本身却不可被化约为一项理论或政策。一项理论或政策必须可用来进行预测、解释与行动，但我们不能以如此功能来要求典范。典范是不会被否证的，它只会被放弃。[4]因此，按照台湾学者林清松的解释，所谓典范是指一套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甚或是无意识地被动地接受的基本理念，它们对于决定科学层面上的理论形构与资料收集，或引导实际层面上的发展决策与行动，有着后设性的指导作用。在经历了中法战争引起的自强运动以及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的执政者与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某种与西方科技互动的典范。中国的官员提出一些新的科技政策的基本概念，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科技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甚至构思整体的文化观用来吸收西方科学并将其转化为重构中华文化的积极要素的基本组织架构。
三、互动范式之科技政策
20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腐败至极，采取的是一种平衡与保守的外交政策，张之洞主张对列强采取均势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学政策。[5]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主张保存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价值，并以之与西方科技相结合。[6]由于缺乏对于科学理性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反思，清王朝的科技政策必须与实用关联，因此发展了许多与军事、矿产、铁路相关的企业，清王朝也制定了留学兴邦的科技政策。这种体用典范指出了一种中性的发展思路，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又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传统”是我们能借以了解世界的唯一凭借，而所谓“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相对，反而是另一种形成传统的方式。[7]因此此时体用典范虽未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科技政策制定的发展。总体来说，清末已经启动了西方思潮的引进，是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应对范式。到了民国之初与五四运动期间，开始第二波引进西学思潮，但却不是采用之前的体用二分的模式。在欲完成解放思想的盲目状态下，中国学者开始批判传统，想要借着西方科学的引入用以启蒙拯救中华文化，进而复兴整个民族。此乃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传统思想文化混为一谈，企图极端全盘西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强势冲击下选择委屈求全，根本来不及对知识进行反省。
四、互动范式之知识论反省
20世纪初，中国有关知识论的反思与批判由地质学家丁文江启动的。丁早年留学英国，1911年回国从事地质学研究。丁的知识论是一套充满英国经验主义的知识论。[8]丁认为认识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知觉搜集经验资料，经由记忆重新整理成概念。概念通过联想形成命题，人在建立有关事实的命题之后，就可以进行逻辑推理。他只相信经验资料和归纳法，他也不曾领会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有任何知识论上的鸿沟和差异。[9]在经验论本土化方面，丁文江赞许清代学者的成就，如徐霞客运用经验观察分析中国河道系统、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总结农业和采矿技术等。丁文江隐然地预设了他的经验论是建立在“西方科学观是普遍的”这一基础上的，那么实际的结果是仅仅依靠西方的科学便可将中华文华全盘西化。表面上看我们的科学得到了进步，但在文化上我们却丧失了自主性，严重依赖西方科技。社会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社会，而人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明显是极端的科学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结合。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统一的做法，注定是不符合社会需求实际的，照搬西化也必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会让民族在科学发展中迷失自我。因此，没有整体文化观的互动范式是不完整的，若只在科技政策和知识论反思的角度谈，中西科技的互动仍旧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须上升中西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层面上来。 五、互动范式之文化发展
现代中国所探索的用以整合西方科技的一项整体文化发展观点，可以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寻得基本概念。孙中山思想所提倡的是一套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主的基本观念。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提出了一套能使中华民族恢复其国际地位的重要程序，此程序需要几个步骤前后相续逐步完成：1.恢复中华文化的本质或道德本性，这与丁文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科学主义态度不同。孙中山主张复苏中国传统中类似八德的道德本性，在实践中他发现只有一套自主可靠的文化系统才能在吸收西方文化与发展科学中保持本性、免于专制。2.要恢复智识，中华民族本身就有优于西方的人文思想。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10]3.恢复固有能力，主要指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但中国人并没有用宗教束缚平民，也没有用火药炸开城门，中国传统的技术思想不是用来控制自然与社会，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当媒介。它不是要作为一种对自然与人群进行巧取豪夺的手段，而是要作为人的创造力的接引。有待复兴的是技术发明的创新与生态的典范，而不是要复制古代的技术。[11]4.学习西方科技，我们拥有良好的人文底蕴，但缺乏具有时代发展精神的催化剂，这就是外国人的长处即科学，因此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科学，但是要扬弃地学，我们不会复制四大发明这样的古老技术，同样我们也不愿使用西方淘汰的技术，这就需要我们在输入科技文化的同时，从更远的角度出发，回归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源头，而这正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动力与理性之上的。综上，孙中山提出的文化典范强调的是对于传统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行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寻求文化自主以及本土化的进路。这自然是重视人性、意义、人文的，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六、结语
从16世纪开始发展到21世纪的西方近现代科技，预设了一种直线式进步、不连续、重宰制的典范。首先科技就是在进步的，无法回头。其次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最合理的。最后，理论的建构统治经验资料，發达国家威胁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若是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必须先解决这些预设的问题。对于以上三个层面的讨论，中华文化真正需要的政策是运用知识论的反省、整体文化观的建构，以及一整套具体的、有人文内涵的互动范式，而不是仅限于技术买卖和国际合作。对于西方传统的专制侵袭，国人更应进行深刻的人文反省，发挥中华文化的精华，建立起一系列合理的科技政策，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系统形成以新时代中西科技互动范式。
参考文献：
[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
[2]Vincent Shen.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Matteo Ricci’s Cultural Approach in China.Taipei：Fu Jen University Press，1983.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沈清松，汪琪.传播研究典范研究新论[J].哲学与文化，1985.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台北：中华书局，1936.
[6]张之洞.劝学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7]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Sheen and Ward，1975.
[8]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9] 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10][1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
关键词：互动范式;典范;文化;宰制
一、引言
科技与文化问题，不能抽象地思考，应当放在本国与西方近现代科技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来看。这种历史脉络不是一些零碎且属于史学的事实，科技哲学关注的应当是一种框架与范式，用作今后的参照指标。
二、初期西方科技来华与后来西方科技入侵之比较
从16世纪末开始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是中西科技互动最有意义的时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来华，帶来了当时欧洲重要的科学与技术。而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中西科技互动带来更多的是斗争与悲剧的色彩，西方帝国主义者挟其优势的科技力量迫使中国被动学习，最终导致中国依赖于西方的专制，更严重的是这种专制的逻辑竟迫使中国由对西方的科技依赖演变成文化依赖。其实，落后国家的依赖现象，既是西方国家采用宰制的逻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于落后国家本身缺乏理性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未能充分调试的结果。[1]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甚至全盘否认西方科技含有某种可普化性，因为西方科技的发展证明了其的确存在某些可普化性。我国传统的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差异在于：首先我国传统科学其理论形式上缺乏逻辑与数学的结构和语言，也没对自身的语言结构进行反省，以至于尚未达到有意识地建立一整套管控科学论述的逻辑系统的水平。其次我国传统数学只用于描述经验资料，而非用以形构理论。再次，传统经验资料的搜寻采用被动的观察而基本不借助于辅助工具，也几乎不进行现代科学提倡的受控性实验。最后，缺少西方科学哲学与知识论的反思传统。
利玛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积极贡献是将《几何原理》引入中国学术界。另一个贡献是将西方新的科学仪器和计算技术引进中国。但知识论或知识理论却几乎被利玛窦所忽略了。他只对认识活动提供了一套哲学人学的解释，其中至多只提到亚里士多德与中世纪士林哲学的抽象理论，这在本国科学界并不曾引起任何积极的反应，殊甚可惜。但是，西方近代科学的情形正好相反，其中逻辑研究与知识论的批判对于西方近代科学之发展大有助益。[2]库恩把典范理解为被某些科学社团无意识地接受的基本概念、世界观或学科的母型。[3]他其实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理，须知一项典范在能被人无意识地接受之先，必须先被人有意识地建构起来。作为人的知识与行为的基本指导，它在知识论上享有任一特定理论或政策更高的后设地位与形塑功能，但其本身却不可被化约为一项理论或政策。一项理论或政策必须可用来进行预测、解释与行动，但我们不能以如此功能来要求典范。典范是不会被否证的，它只会被放弃。[4]因此，按照台湾学者林清松的解释，所谓典范是指一套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甚或是无意识地被动地接受的基本理念，它们对于决定科学层面上的理论形构与资料收集，或引导实际层面上的发展决策与行动，有着后设性的指导作用。在经历了中法战争引起的自强运动以及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的执政者与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某种与西方科技互动的典范。中国的官员提出一些新的科技政策的基本概念，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科技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甚至构思整体的文化观用来吸收西方科学并将其转化为重构中华文化的积极要素的基本组织架构。
三、互动范式之科技政策
20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腐败至极，采取的是一种平衡与保守的外交政策，张之洞主张对列强采取均势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学政策。[5]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主张保存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价值，并以之与西方科技相结合。[6]由于缺乏对于科学理性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反思，清王朝的科技政策必须与实用关联，因此发展了许多与军事、矿产、铁路相关的企业，清王朝也制定了留学兴邦的科技政策。这种体用典范指出了一种中性的发展思路，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又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传统”是我们能借以了解世界的唯一凭借，而所谓“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相对，反而是另一种形成传统的方式。[7]因此此时体用典范虽未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科技政策制定的发展。总体来说，清末已经启动了西方思潮的引进，是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应对范式。到了民国之初与五四运动期间，开始第二波引进西学思潮，但却不是采用之前的体用二分的模式。在欲完成解放思想的盲目状态下，中国学者开始批判传统，想要借着西方科学的引入用以启蒙拯救中华文化，进而复兴整个民族。此乃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传统思想文化混为一谈，企图极端全盘西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强势冲击下选择委屈求全，根本来不及对知识进行反省。
四、互动范式之知识论反省
20世纪初，中国有关知识论的反思与批判由地质学家丁文江启动的。丁早年留学英国，1911年回国从事地质学研究。丁的知识论是一套充满英国经验主义的知识论。[8]丁认为认识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知觉搜集经验资料，经由记忆重新整理成概念。概念通过联想形成命题，人在建立有关事实的命题之后，就可以进行逻辑推理。他只相信经验资料和归纳法，他也不曾领会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有任何知识论上的鸿沟和差异。[9]在经验论本土化方面，丁文江赞许清代学者的成就，如徐霞客运用经验观察分析中国河道系统、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总结农业和采矿技术等。丁文江隐然地预设了他的经验论是建立在“西方科学观是普遍的”这一基础上的，那么实际的结果是仅仅依靠西方的科学便可将中华文华全盘西化。表面上看我们的科学得到了进步，但在文化上我们却丧失了自主性，严重依赖西方科技。社会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社会，而人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明显是极端的科学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结合。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统一的做法，注定是不符合社会需求实际的，照搬西化也必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会让民族在科学发展中迷失自我。因此，没有整体文化观的互动范式是不完整的，若只在科技政策和知识论反思的角度谈，中西科技的互动仍旧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须上升中西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层面上来。 五、互动范式之文化发展
现代中国所探索的用以整合西方科技的一项整体文化发展观点，可以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寻得基本概念。孙中山思想所提倡的是一套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主的基本观念。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提出了一套能使中华民族恢复其国际地位的重要程序，此程序需要几个步骤前后相续逐步完成：1.恢复中华文化的本质或道德本性，这与丁文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科学主义态度不同。孙中山主张复苏中国传统中类似八德的道德本性，在实践中他发现只有一套自主可靠的文化系统才能在吸收西方文化与发展科学中保持本性、免于专制。2.要恢复智识，中华民族本身就有优于西方的人文思想。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10]3.恢复固有能力，主要指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但中国人并没有用宗教束缚平民，也没有用火药炸开城门，中国传统的技术思想不是用来控制自然与社会，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当媒介。它不是要作为一种对自然与人群进行巧取豪夺的手段，而是要作为人的创造力的接引。有待复兴的是技术发明的创新与生态的典范，而不是要复制古代的技术。[11]4.学习西方科技，我们拥有良好的人文底蕴，但缺乏具有时代发展精神的催化剂，这就是外国人的长处即科学，因此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科学，但是要扬弃地学，我们不会复制四大发明这样的古老技术，同样我们也不愿使用西方淘汰的技术，这就需要我们在输入科技文化的同时，从更远的角度出发，回归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源头，而这正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动力与理性之上的。综上，孙中山提出的文化典范强调的是对于传统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行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寻求文化自主以及本土化的进路。这自然是重视人性、意义、人文的，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六、结语
从16世纪开始发展到21世纪的西方近现代科技，预设了一种直线式进步、不连续、重宰制的典范。首先科技就是在进步的，无法回头。其次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最合理的。最后，理论的建构统治经验资料，發达国家威胁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若是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必须先解决这些预设的问题。对于以上三个层面的讨论，中华文化真正需要的政策是运用知识论的反省、整体文化观的建构，以及一整套具体的、有人文内涵的互动范式，而不是仅限于技术买卖和国际合作。对于西方传统的专制侵袭，国人更应进行深刻的人文反省，发挥中华文化的精华，建立起一系列合理的科技政策，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系统形成以新时代中西科技互动范式。
参考文献：
[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
[2]Vincent Shen.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Matteo Ricci’s Cultural Approach in China.Taipei：Fu Jen University Press，1983.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沈清松，汪琪.传播研究典范研究新论[J].哲学与文化，1985.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台北：中华书局，1936.
[6]张之洞.劝学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7]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Sheen and Ward，1975.
[8]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9] 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10][1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