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发电报：“今年五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调查中国百姓心头恨事，“腐败”的排名不会跌出前三。
　　腐败是社会之癌。作为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宋庆森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一书中，正如一个医学家研究癌症，将中国的腐败现象置于显微镜下、实验室中，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角度层层深入，溯清腐败之前世今生，以期研发出治腐的“鸡尾酒疗法”。
　　作者认为，导致腐败的一个活跃病毒是官本位主义。百姓怕官、官怕大官，官本位搞得官场空气紧张而诡异。跟领导视察，贴太紧怕抢镜头，离太远又怕显生疏。下级在上级面前像小脚女人，又往往要在百姓面前耍大爷威风，不然难以自我平衡。
　　官本位在中国源远流长，但并非从无反例。宋庆森在书中收集整理了大量有趣史料，如1948年“五一”前夕，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发电报：“今年五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毛、周接电报哈哈大笑，根据当时局势把中央方针以口号形式公之于世，这就是著名的中共“五一口号”之由来。
　　导致腐败的另一个病毒是信仰断裂。无信仰则必然易被物欲、色欲俘虏。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有一期封面是身着印满LV图案中山装的毛泽东像，寓意中国进入商业社会，物质崇拜代替了精神崇拜。当年共产党人吃着野菜却如饥似渴读马列，今天的一些干部上党校“学学词儿、认认人儿、养养神儿”，好似螃蟹在阳澄湖里过把水，只图一个好身价。
　　“卿本佳人”，不少贪官往往有才华有能力，此前人生也曾有一部奋斗史，宋庆森解剖了一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对贪官心理、集体贪腐链条、“雅贿”等新型、隐性贪腐手段一一作独到分析，按图索骥，几可成反贪部门实务操作指南。
　　亨廷顿认为，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这一说法在中国颇有市场。对此，宋庆森决不认同，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利用腐败来配置资源犹如饮鸩止渴，成本高昂且后果严重，因此提出“要对腐败零容忍”。
　　作者认为，反腐除了要编制“权力栅栏”外，体制外的力量也不可轻视。“我们设立了一些不错的制度，但这些制度的执行封闭在体制内，缺乏群众参与，效果就大打折扣，比如述廉评廉、收入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现实中，这些报告只给上级看，就是抄抄工资表。这样的东西敢向社会公开吗?
　　看来，在反腐这个问题上，“重要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