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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事物的别名越多，越能代表人对它的喜欢。和月亮一样，鱼也有很多别名。古人还把它叫“冰鳞”、“修鳞”、“银刀”、“ 丁头”、“水梭花”等等。
自古文人爱吃鱼，因此他们发明了成语“脍炙人口”，这里的“脍”就是指生鱼片或生鱼丝。最早制成脍的鱼的品种，据说是鲤鱼。春秋时代，至少在鲁国这个地方，鱼比较珍贵，所以送鱼十分时尚。
孔子喜得贵子，一国之君鲁昭公送给他鲤鱼一尾，孔子不敢怠慢，顺水推舟给儿子起名为“孔鲤”，这还不够，并字“伯鱼”。在古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孔子的意思是还要生个“仲鱼”出来，可惜历史上一直未见“仲鱼”之名，因此大胆推测，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到了“亚圣”孟子，他进一步抬高鱼的地位，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将鱼与稀有珍贵的熊掌放在一起，叫人难以取舍，给后人出了一道著名的选择题。
庄子和孔孟不一样，他更看重鱼的自由和智慧。拿他的那句经典——“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来说吧，不知为何，人们总是记住了前面的“相濡以沫”，用它来比喻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爱情。殊不知庄子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想说的本是：两条鱼困在一个干涸的泉眼里，与其用唾沫互相濡湿对方的嘴唇，苟延残喘，还不如游到江河湖海之中，畅快地生活，就像从来就不认识对方，自由自在地在那一片属于自己的水里游动。
庄子和惠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庄子感叹鱼之快乐，惠子和他抬杠，你又不是鱼，怎知鱼之乐？庄子反驳，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庄子通过论鱼提出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这个世界，谁又能了解谁？庄子视惠子为最好的辩敌和最好的朋友，惠子不理解庄子，但庄子何尝又真正理解过惠子？
庄子最喜欢用鱼来说事。他断粮了，向河监侯借，河监侯搪塞他，庄子就编了个“涸辙之鱼”的故事揶揄他。《逍遥游》里面，开头就是“北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笔下的鲲，充满奇幻色彩，大气而洒脱，令其后无数文人向往，如能在纷扰尘世做一尾这样的鱼，虽然还不能达到庄子界定的逍遥之境界，但也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庄子之后，擅长用鱼来说事的当推唐朝诗人孟浩然了。张九龄从宰相之位被贬到荆州为官，欣赏孟浩然的才气，把他请到荆州，给他小官做。从未尝过做官滋味的孟浩然受宠若惊，写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以鱼寄意，表达对张丞相的感激之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算是他拍张丞相的马屁，也拍得天衣无缝。
只可惜，孟浩然写此诗时已经48岁了，而诗人只活了52岁，而且还是死在吃鱼这件事上。那时孟浩然背上生了毒疮，医生叮嘱他不能吃鱼，好友王昌龄一来，孟浩然就把医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和王昌龄喝了不少酒，又吃了不少鱼，结果毒疮发作，一命呜呼。
孟浩然终其一生，做个小官还感恩戴德，和韩愈真不能比，韩愈的官做得比较大，不过也曾为自己穿上紫服、垂挂金鱼袋兴奋不已。因为在唐代，在玉带上悬金鱼饰物的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他在《示儿》一诗中夸耀他家里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正是“谈笑尽高官，往来无平民”。他的不知“官高卑”，显然有些“此地无银”的矫情，还不如孟浩然来得坦率。
后来韩愈贬至潮州，见到怪里怪气的章鱼时，却被吓了一跳。他写的《南食诗》，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卸魑魅，自宜味南烹。”韩愈斗胆拿起筷子，只觉一股腥臊之味迎面扑来，吃得满脸只流冷汗。
章鱼是否好吃，没有定论，倒是河豚，受到文人的普遍垂涎。不过河豚味虽鲜美，肝脏及卵有剧毒，烹杀处理不当，食后会要人的命。据说，一只河豚肝脏的毒量足以使三十多个成年人致命。于是在生命与美味的取舍之间，文人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食与不食”的态度可以窥见些许个性。
宋朝诗人梅尧臣，是“爱惜生命派”。在一次酒宴上，有人绘声绘色向范仲淹描述河豚如何味美，如何值得一吃，鼓动得范仲淹垂涎欲滴食指大动。这时候梅尧臣写了一首《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将河豚形容为超级毒药，苦心规劝范仲淹，不要以身试毒，才使他打消吃河豚的念头，这首诗写得入情入理，也为他赢得了“梅河豚”的美名。
苏轼也知道河豚肝脏极毒，他甚至夸张地说其毒到可以将树弄枯，但是性格浪漫豪放的他照吃河豚不误，是典型的“拼死吃河豚”派。他认为荔枝的美味唯有河豚可比，还为河豚打出流传千古的“广告语”——“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人谨小慎微，此种性格投射到饮食上，就是对河豚“畏而远之”，他曾经记载过吴人丁某食河豚而死的惨剧，并以此告诫世人：“此品决不可食。倘遇它氏宴会馔此，亦必禁谢。”
到了现代，能数次吃河豚的文人有鲁迅。他说，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应该不拘泥，早年他留学日本，曾上过河豚餐馆，他的一首《无题》诗可以为证：“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厄酒食河豚。”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当年吃河豚时的心情并不好。
在文人的观念中，鱼与女人有着种种关联。哪怕是不好的联想，像周作人不喜欢突着眼睛、有一团肥红身体的金鱼，也会想到用女人的比喻形容它，而且极为传神，说每次看到在水中笨拙地游动时，总会想到中国的新嫁娘，穿一身红袄红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而那些美好的联想，不由让人想到孔子的古话：食色性也。专栏作家沈宏非的《写食主义》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榄角蒸鲮鱼，皆水乡土产。亲切，熟悉，犹如邻家女孩。”由吃水乡土产鱼想到邻家女孩，也算是“秀色可餐”的另外一种吧？
编辑/梁宇清
自古文人爱吃鱼，因此他们发明了成语“脍炙人口”，这里的“脍”就是指生鱼片或生鱼丝。最早制成脍的鱼的品种，据说是鲤鱼。春秋时代，至少在鲁国这个地方，鱼比较珍贵，所以送鱼十分时尚。
孔子喜得贵子，一国之君鲁昭公送给他鲤鱼一尾，孔子不敢怠慢，顺水推舟给儿子起名为“孔鲤”，这还不够，并字“伯鱼”。在古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孔子的意思是还要生个“仲鱼”出来，可惜历史上一直未见“仲鱼”之名，因此大胆推测，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到了“亚圣”孟子，他进一步抬高鱼的地位，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将鱼与稀有珍贵的熊掌放在一起，叫人难以取舍，给后人出了一道著名的选择题。
庄子和孔孟不一样，他更看重鱼的自由和智慧。拿他的那句经典——“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来说吧，不知为何，人们总是记住了前面的“相濡以沫”，用它来比喻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爱情。殊不知庄子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想说的本是：两条鱼困在一个干涸的泉眼里，与其用唾沫互相濡湿对方的嘴唇，苟延残喘，还不如游到江河湖海之中，畅快地生活，就像从来就不认识对方，自由自在地在那一片属于自己的水里游动。
庄子和惠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庄子感叹鱼之快乐，惠子和他抬杠，你又不是鱼，怎知鱼之乐？庄子反驳，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庄子通过论鱼提出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这个世界，谁又能了解谁？庄子视惠子为最好的辩敌和最好的朋友，惠子不理解庄子，但庄子何尝又真正理解过惠子？
庄子最喜欢用鱼来说事。他断粮了，向河监侯借，河监侯搪塞他，庄子就编了个“涸辙之鱼”的故事揶揄他。《逍遥游》里面，开头就是“北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笔下的鲲，充满奇幻色彩，大气而洒脱，令其后无数文人向往，如能在纷扰尘世做一尾这样的鱼，虽然还不能达到庄子界定的逍遥之境界，但也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庄子之后，擅长用鱼来说事的当推唐朝诗人孟浩然了。张九龄从宰相之位被贬到荆州为官，欣赏孟浩然的才气，把他请到荆州，给他小官做。从未尝过做官滋味的孟浩然受宠若惊，写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以鱼寄意，表达对张丞相的感激之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算是他拍张丞相的马屁，也拍得天衣无缝。
只可惜，孟浩然写此诗时已经48岁了，而诗人只活了52岁，而且还是死在吃鱼这件事上。那时孟浩然背上生了毒疮，医生叮嘱他不能吃鱼，好友王昌龄一来，孟浩然就把医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和王昌龄喝了不少酒，又吃了不少鱼，结果毒疮发作，一命呜呼。
孟浩然终其一生，做个小官还感恩戴德，和韩愈真不能比，韩愈的官做得比较大，不过也曾为自己穿上紫服、垂挂金鱼袋兴奋不已。因为在唐代，在玉带上悬金鱼饰物的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他在《示儿》一诗中夸耀他家里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正是“谈笑尽高官，往来无平民”。他的不知“官高卑”，显然有些“此地无银”的矫情，还不如孟浩然来得坦率。
后来韩愈贬至潮州，见到怪里怪气的章鱼时，却被吓了一跳。他写的《南食诗》，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卸魑魅，自宜味南烹。”韩愈斗胆拿起筷子，只觉一股腥臊之味迎面扑来，吃得满脸只流冷汗。
章鱼是否好吃，没有定论，倒是河豚，受到文人的普遍垂涎。不过河豚味虽鲜美，肝脏及卵有剧毒，烹杀处理不当，食后会要人的命。据说，一只河豚肝脏的毒量足以使三十多个成年人致命。于是在生命与美味的取舍之间，文人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食与不食”的态度可以窥见些许个性。
宋朝诗人梅尧臣，是“爱惜生命派”。在一次酒宴上，有人绘声绘色向范仲淹描述河豚如何味美，如何值得一吃，鼓动得范仲淹垂涎欲滴食指大动。这时候梅尧臣写了一首《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将河豚形容为超级毒药，苦心规劝范仲淹，不要以身试毒，才使他打消吃河豚的念头，这首诗写得入情入理，也为他赢得了“梅河豚”的美名。
苏轼也知道河豚肝脏极毒，他甚至夸张地说其毒到可以将树弄枯，但是性格浪漫豪放的他照吃河豚不误，是典型的“拼死吃河豚”派。他认为荔枝的美味唯有河豚可比，还为河豚打出流传千古的“广告语”——“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人谨小慎微，此种性格投射到饮食上，就是对河豚“畏而远之”，他曾经记载过吴人丁某食河豚而死的惨剧，并以此告诫世人：“此品决不可食。倘遇它氏宴会馔此，亦必禁谢。”
到了现代，能数次吃河豚的文人有鲁迅。他说，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应该不拘泥，早年他留学日本，曾上过河豚餐馆，他的一首《无题》诗可以为证：“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厄酒食河豚。”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当年吃河豚时的心情并不好。
在文人的观念中，鱼与女人有着种种关联。哪怕是不好的联想，像周作人不喜欢突着眼睛、有一团肥红身体的金鱼，也会想到用女人的比喻形容它，而且极为传神，说每次看到在水中笨拙地游动时，总会想到中国的新嫁娘，穿一身红袄红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而那些美好的联想，不由让人想到孔子的古话：食色性也。专栏作家沈宏非的《写食主义》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榄角蒸鲮鱼，皆水乡土产。亲切，熟悉，犹如邻家女孩。”由吃水乡土产鱼想到邻家女孩，也算是“秀色可餐”的另外一种吧？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