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