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傍晚见到Kiku时，她满面红光地跟我拥抱：“下午的课怎么样？我的学生是不是很棒？”说的是周一下午的《文化与社会》，因为和她先生桑德尔的课时间冲突，所以我只好轮周旁听，这周轮到听Kiku。和桑德尔的煌煌大课相反，Kiku的课只有9个学生，是典型的seminar（小型研修课），那天除了我，还有一位Kiku请来教学生使用学术检索工具的老师，如果说桑德尔是通过提问来推进课程，那么这堂课Kiku连问题都提得很少，只是一直微笑着看9个学生从人们如何利用Facebook来表现（frame）自己谈起，彼此问答完成思考。有那么一会儿众人互动得有点词穷，一个学生突然转向她：你一直没说话，你怎么看？Kiku稍微点拨两句，又把球传回学生手里。
　　这学期Kiku在哈佛张罗了一个圆桌会议，每月邀请学者、艺术家、传媒人参加，探讨艺术、流行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第一期的主题是“艺术与审查”。圆桌会议前，我们一块喝茶，她向我问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处境，又说到上次和桑德尔去中国，某地的一次活动被突然叫停后，组织者如何处变不惊、大事化小，“我发现这很有意思，美国人对待审查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碰到这种事情多半得起诉，而中国人则灵活得多，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泳池里玩的捉迷藏：有孩子必须躲进水里，但总有别的孩子在别处浮出水面。”
　　那次圆桌会议也是“自由流动”的讨论，从柏拉图对审查制度的主张谈到早期爵士乐对主流的反抗，Kiku播完一段黑人爵士乐的影片后，王德威教授说，其实招致审查的不只是冒犯，有时甜美也会，比如邓丽君的歌曲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好我随身带了iPad，就给他们播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王教授同声传译——想来，也许《甜蜜蜜》更像是“靡靡之音”？
　　后来，Kiku请我在她的课上简单介绍一下邓丽君，我就放了《甜蜜蜜》，一个去过台湾的学生“惊呼”：“Teresa Teng！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就又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下课后那个学生问我，邓被禁是不是也和台独有关？我说这都是哪跟哪啊，于是又急吼吼地解释一通，也不知道他听懂没。
　　Kiku是摄影师，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她的上一本书叫“Picture Perfect”，中文版可能会在岁末年初推出。“Picture Perfect”勉强可以译作“（照相般）完美”，Kiku在书里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当19世纪照相技术发明时，人们惊叹于它对真实的还原，但如今人人都知道照片是会说谎的，而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已经模糊了生活与姿态、真实与虚幻、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我半开玩笑跟她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为微信时代写的嘛，然后跟她介绍微信的功能，讲微信鼓励图像而非文本，有人用了半年微信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写字云云。
　　事实上，作为一个来美国后才开始经常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发现自己也越发模糊了生活与姿态：很难说自己发的每一张照片（不论是异域美食，还是出奇的蓝天），究竟是出于记录当下的冲动，还是为了迎合想象中的他者目光。就像Kiku在书里写的，“我们有了对世界塑造自己形象的能力，但也开始落入一些陷阱，而这些陷阱，往日只有政客、名流和媒体关注的人士才须面对。我们正对他人塑造的是哪个自我？又在为谁的眼睛而造？他人会如何看待真实的我与我的姿态？而我又如何看待他们？”
　　“发表”者容易有一种糟糕的错觉：未经描述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某种“在场感”下，你总是习惯性地想要把你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变成头脑里的文字或画面——感受力大概就是这样失去的。如何处理和读者的关系从来都是难题，但也从没有哪个时代达到今天的“互联”程度，并以无所不在的“逼视”（用Kiku学生的话说，你的Facebook也是你的文化资本），去影响每一个想要发表点什么的人。对此我不知应该感到不幸还是庆幸，但Picture Perfect的思维已经把我推向下一个问题：他们会在这本书的中文版腰封上写什么推荐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