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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中国共产党“初心”问题的理论渊源、基本内涵、时代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初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应深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立足政治学与文化学等学科视角，多维度阐释“初心”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法，深化对不同历史语境中“初心”意涵的具体认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新时代
2016年7月，在紀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了“不忘初心”这一重要命题，并分别从八个方面阐释了共产党人应如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十九大报告的主题被正式写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新时代引领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与“使命”是我们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人民许下的庄严而郑重的政治宣誓。在理论界，自“初心”命题提出以来，引发了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初心”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渊源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初心”理论根本上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理论。贾德贵认为，“初心”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谋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目标与根本原则。也有学者指出，党的“初心”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是最彻底的人民立场，即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立场。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与远大理想的论述。刘冠君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原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宣布其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且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4]。金民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理论，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发展公有制，最终进入无阶级社会，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5]。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理论。张文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怀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因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明确提出了要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努力奋斗[6]。郭玥认为，共产党的“初心”集中体现于党的先进性上[7]。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其阶级立场上，也彰显于党的理论的科学性上：“共产党人……胜过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
（二）文化之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的智慧结晶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理论来源。一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有学者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经过千年岁月的沉淀在当代转化为对国泰民安、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9]。唐景成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始终将人民幸福与国家复兴作为不变的担当与执着的追求[10]。二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学者认为，民本思想一直在传统儒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重民爱民的文化根源在传统儒学中从未断绝。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11]。罗馨、周显信认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民贵君轻”的爱民思想、“利民富民”的惠民思想、“济世安民”的务民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基础[12]。三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3]曲青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博爱”，主张建立“大同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与相似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文化元素，它是一个毫无私利的政党，是为广大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政党[15]。
（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初心”换民心，依靠民心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初心”的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立足两个视角。一是对党的“初心”产生的历史源头的分析。李昭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在中国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斗争实践中被赋予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磨难，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艰苦的救亡尝试，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复兴民族于危亡的历史重任。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1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对十月革命精神的继承密不可分。从建党时继承与发扬十月革命精神、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到建立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心，再到改革开放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17]。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整个过程分析党的“初心”的演变发展。如郭华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创造使人民产生幸福感的客观条件，消除使人民产生痛苦感受的种种境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使人民摆脱物质的困乏，新时代满足人民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需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史，就是循着人民幸福的价值指向不断奋斗的过程[18]。邓亚秋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勾勒出党保持“初心”的行程图谱：从共产党成立初致力于民族解放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后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并带领人民“富起来”、再到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强起来”奋力拼搏，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19]。 二、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内涵
（一）“多维一体”论
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内涵丰富，蕴含着多重要素，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如赵秀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主要包括五大要素：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以及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五心”浑然一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赶考的动力源泉[20]。高正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可以提炼为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二是牢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三是坚信党的力量在人民;四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21]。周显信则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由“人民”“民族”“人类”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即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为民之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强国之心”、为全人类进步做贡献的“世界之心”，三个“为”统一于党的“初心”[22]。
（二）“本质”论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所谓的“初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分不开的。有学者就指出，“初心论”的核心在于立场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要求我们党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23]。陈培永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民心”，也即为民之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相信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这是党的“初心”最本质的内涵[24]。齐卫平认为，不论是在中国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党的“初心”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26]。
（三）“演进”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内涵是不断演进发展的。吴宏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提下，随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短期目标的不同而不断演进调整的[27]。肖贵清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具体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尽相同，党所承担的主要发展任务发生变化，党的初心的内涵也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28]。钟启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诞生于风雨飘摇、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形成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和发展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从救亡图存、民族解放、再到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具体内涵在不断拓展[29]。尽管众多学者认为“初心”的内涵并非恒定不变，但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终与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
三、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时代价值
（一）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曾志刚认为，永葆党的“初心”才能始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使其在强烈使命意识的驱动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带领人民在改革、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完成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30]。王海滨指出，唯有掌握规律与顺应民心的思想才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唯有与时俱进和引领时代的思想才能够永葆生机并彰显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鼓舞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31]。吴传毅认为，共产党人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多变，保持初心才能够始终保持党的战略定力，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行稳致远[32]。
（二）是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指引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蕴含着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审思。付国辉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国情不同，承担的发展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一切涉及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都离不开最根本的“初心”，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33]。宋文新认为，党的“初心”彰显了党强烈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主动担负起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命运与党的“初心”紧密相连[34]。张建认为，“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而“初心”是近代以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命运的重要精神指引[35]。
（三）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党的“初心”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何启刚认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初心”的指引下不断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探索，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36]。赵士红提出，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在初心和使命的引领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党和国家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时代[37]。谢春涛认为，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到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党在“守初心、担使命”的精神激励下，不断创造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家命运与发展建设同党的“初心”紧密相连，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需要党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向前[38]。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实践路径
（一）基本前提：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守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践行党的“初心”的基本前提。黄坤明认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映照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阐释，接续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之旗、精神之魂[39]。王朝庆认为，“为人民谋幸福”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以强大的物质力量来给予保障。新时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这也是践行党的“初心”的基本要求[40]。缪雨认为，过去的成功不能代表未来必定辉煌，事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就要求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时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面貌，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放在首要位置[41]。 （二）思想基础：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
践行党的“初心”必须要在思想层面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黄峰认为，初心与使命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需要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主题教育要结合党史，深化广大党员对于党的性质、宗旨、最终目标的理解，要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激发党员干部的革命精神，鼓舞其干事创业、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42]。祝灵君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依旧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这两大法宝。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与使命，需要在思想建设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在政治实践中锤炼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43]。刘海涛认为，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加强自我教育，不断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共产党员应该有着强烈的身份自觉，将初心与使命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找到具体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加强并提升党性修养[44]。胡雪文认为，强化党员干部的“初心”意识需要加强党性教育，具体包含了四个方面内容。加强政治修养，永葆忠诚人民的赤心;加强理论修养，永葆坚持科学理论的信心;加强道德修养，永葆高尚道德的良心;加强纪律修养，永葆恪守组织纪律的戒心[45]。
（三）行动能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执政本领
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执政本领。张紧跟提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本领需要完善四个方面的执政党治理机制。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意吸纳机制;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机制;以党领政的执政创新机制;全面从严治党的权力监督机制[46]。吴秀坤认为，提升党的执政本领，需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直面自己的问题，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从严管党治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扎紧制度的笼子，形成对领导干部全方位的制约与监督[47]。刘培卿认为，广大党员干部是推动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关键环节，在面临新时代各种考验风险叠加交汇的现实条件下，党员干部需要因时而进、应势而为，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条件、综合把控整体局面，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坚决避免本领恐慌[48]。
五、评价与展望
总体上看，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初心”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系统，初步建立起了相关理论体系。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的空间，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深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增强“初心”研究的理论性
综观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不少论著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来源有所涉猎，但总的说来，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仍有不足：从理论角度看，对其理论来源的挖掘仅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宗旨、政治纲领以及远大理想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理论支撑还较为单薄，系统性与整体性不足;从文本角度看，对其理论基础的建构主要是立足《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文本，并从中寻求相关论据，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的挖掘还不够，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因此，未来对党的“初心”的基本理论研究还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一是要回归马克思主義经典著作，发掘不同文本中潜藏的理论意蕴，为“初心”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支撑，例如，可以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初心”的时代演变。二是要运用系统性思维方法，多角度的阐释党的“初心”的基本理论，从宏观上建构其基本理论的完整体系，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
（二）丰富学科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
从学界的现有成果看，当前对于党的“初心”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党的建设学科，侧重于文本解读与文献分析，重复性与解释性的研究较多，理论视角过于单一。应该说，党的“初心”研究不仅涉及党的建设学科，也涉及政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可以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分析保持党的“初心”的时代价值，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党的“初心”建构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等等。此外，对于党的“初心”的研究应该随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党的“初心”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其研究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拓宽。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建构党的“初心”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逻辑关联，党的“初心”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等等，都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研究进路。因而，未来不妨丰富“初心”研究的学科视角、积极拓展研究领域，提升理论研究的创新性。
（三）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阔理论研究视野
一方面，党的“初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原初历史语境中的“初心”与当代党的“初心”在基本内涵、话语形式以及具体实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仅从历时态的维度追溯党的“初心”形成的历史轨迹，无法真实呈现出党的“初心”的时代特色与具体语境中的话语方式。因此未来不妨使用比较分析法，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初心”的对比中深化对“初心”意涵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在本质属性上与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政党的政治目标生成、政治意识培育、政治实践转化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这些都和党的“初心”研究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阐释不同国家执政党在政党治理中的优秀经验，进而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分，为新时代党的“初心”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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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 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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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渊源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初心”理论根本上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理论。贾德贵认为，“初心”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谋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目标与根本原则。也有学者指出，党的“初心”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是最彻底的人民立场，即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立场。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与远大理想的论述。刘冠君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原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宣布其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且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4]。金民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理论，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发展公有制，最终进入无阶级社会，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5]。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理论。张文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怀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因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明确提出了要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努力奋斗[6]。郭玥认为，共产党的“初心”集中体现于党的先进性上[7]。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其阶级立场上，也彰显于党的理论的科学性上：“共产党人……胜过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
（二）文化之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的智慧结晶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理论来源。一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有学者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经过千年岁月的沉淀在当代转化为对国泰民安、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9]。唐景成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始终将人民幸福与国家复兴作为不变的担当与执着的追求[10]。二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学者认为，民本思想一直在传统儒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重民爱民的文化根源在传统儒学中从未断绝。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11]。罗馨、周显信认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民贵君轻”的爱民思想、“利民富民”的惠民思想、“济世安民”的务民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基础[12]。三是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3]曲青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博爱”，主张建立“大同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与相似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文化元素，它是一个毫无私利的政党，是为广大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政党[15]。
（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初心”换民心，依靠民心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初心”的历史维度的分析，主要立足两个视角。一是对党的“初心”产生的历史源头的分析。李昭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在中国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斗争实践中被赋予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磨难，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艰苦的救亡尝试，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复兴民族于危亡的历史重任。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1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对十月革命精神的继承密不可分。从建党时继承与发扬十月革命精神、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到建立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心，再到改革开放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17]。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整个过程分析党的“初心”的演变发展。如郭华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创造使人民产生幸福感的客观条件，消除使人民产生痛苦感受的种种境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使人民摆脱物质的困乏，新时代满足人民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需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史，就是循着人民幸福的价值指向不断奋斗的过程[18]。邓亚秋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勾勒出党保持“初心”的行程图谱：从共产党成立初致力于民族解放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后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并带领人民“富起来”、再到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强起来”奋力拼搏，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19]。 二、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内涵
（一）“多维一体”论
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内涵丰富，蕴含着多重要素，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如赵秀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主要包括五大要素：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以及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五心”浑然一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赶考的动力源泉[20]。高正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可以提炼为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二是牢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三是坚信党的力量在人民;四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21]。周显信则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由“人民”“民族”“人类”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即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为民之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强国之心”、为全人类进步做贡献的“世界之心”，三个“为”统一于党的“初心”[22]。
（二）“本质”论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所谓的“初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分不开的。有学者就指出，“初心论”的核心在于立场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要求我们党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23]。陈培永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民心”，也即为民之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相信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这是党的“初心”最本质的内涵[24]。齐卫平认为，不论是在中国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党的“初心”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26]。
（三）“演进”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内涵是不断演进发展的。吴宏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提下，随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短期目标的不同而不断演进调整的[27]。肖贵清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具体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尽相同，党所承担的主要发展任务发生变化，党的初心的内涵也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28]。钟启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诞生于风雨飘摇、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形成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和发展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从救亡图存、民族解放、再到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具体内涵在不断拓展[29]。尽管众多学者认为“初心”的内涵并非恒定不变，但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终与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
三、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时代价值
（一）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曾志刚认为，永葆党的“初心”才能始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使其在强烈使命意识的驱动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带领人民在改革、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完成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30]。王海滨指出，唯有掌握规律与顺应民心的思想才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唯有与时俱进和引领时代的思想才能够永葆生机并彰显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鼓舞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31]。吴传毅认为，共产党人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多变，保持初心才能够始终保持党的战略定力，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行稳致远[32]。
（二）是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指引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蕴含着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审思。付国辉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国情不同，承担的发展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一切涉及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都离不开最根本的“初心”，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33]。宋文新认为，党的“初心”彰显了党强烈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主动担负起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命运与党的“初心”紧密相连[34]。张建认为，“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而“初心”是近代以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命运的重要精神指引[35]。
（三）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党的“初心”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何启刚认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初心”的指引下不断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探索，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36]。赵士红提出，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在初心和使命的引领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党和国家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时代[37]。谢春涛认为，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到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党在“守初心、担使命”的精神激励下，不断创造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家命运与发展建设同党的“初心”紧密相连，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需要党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向前[38]。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实践路径
（一）基本前提：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守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践行党的“初心”的基本前提。黄坤明认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映照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阐释，接续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之旗、精神之魂[39]。王朝庆认为，“为人民谋幸福”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以强大的物质力量来给予保障。新时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这也是践行党的“初心”的基本要求[40]。缪雨认为，过去的成功不能代表未来必定辉煌，事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就要求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时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面貌，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放在首要位置[41]。 （二）思想基础：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
践行党的“初心”必须要在思想层面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黄峰认为，初心与使命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需要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主题教育要结合党史，深化广大党员对于党的性质、宗旨、最终目标的理解，要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激发党员干部的革命精神，鼓舞其干事创业、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42]。祝灵君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依旧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这两大法宝。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与使命，需要在思想建设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在政治实践中锤炼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43]。刘海涛认为，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加强自我教育，不断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共产党员应该有着强烈的身份自觉，将初心与使命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找到具体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加强并提升党性修养[44]。胡雪文认为，强化党员干部的“初心”意识需要加强党性教育，具体包含了四个方面内容。加强政治修养，永葆忠诚人民的赤心;加强理论修养，永葆坚持科学理论的信心;加强道德修养，永葆高尚道德的良心;加强纪律修养，永葆恪守组织纪律的戒心[45]。
（三）行动能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执政本领
新时代践行党的“初心”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执政本领。张紧跟提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本领需要完善四个方面的执政党治理机制。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意吸纳机制;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机制;以党领政的执政创新机制;全面从严治党的权力监督机制[46]。吴秀坤认为，提升党的执政本领，需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直面自己的问题，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从严管党治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扎紧制度的笼子，形成对领导干部全方位的制约与监督[47]。刘培卿认为，广大党员干部是推动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关键环节，在面临新时代各种考验风险叠加交汇的现实条件下，党员干部需要因时而进、应势而为，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条件、综合把控整体局面，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坚决避免本领恐慌[48]。
五、评价与展望
总体上看，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初心”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系统，初步建立起了相关理论体系。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的空间，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深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增强“初心”研究的理论性
综观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不少论著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来源有所涉猎，但总的说来，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仍有不足：从理论角度看，对其理论来源的挖掘仅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宗旨、政治纲领以及远大理想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理论支撑还较为单薄，系统性与整体性不足;从文本角度看，对其理论基础的建构主要是立足《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文本，并从中寻求相关论据，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的挖掘还不够，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因此，未来对党的“初心”的基本理论研究还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一是要回归马克思主義经典著作，发掘不同文本中潜藏的理论意蕴，为“初心”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支撑，例如，可以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初心”的时代演变。二是要运用系统性思维方法，多角度的阐释党的“初心”的基本理论，从宏观上建构其基本理论的完整体系，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
（二）丰富学科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
从学界的现有成果看，当前对于党的“初心”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党的建设学科，侧重于文本解读与文献分析，重复性与解释性的研究较多，理论视角过于单一。应该说，党的“初心”研究不仅涉及党的建设学科，也涉及政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可以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分析保持党的“初心”的时代价值，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党的“初心”建构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等等。此外，对于党的“初心”的研究应该随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党的“初心”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其研究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拓宽。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建构党的“初心”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逻辑关联，党的“初心”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等等，都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研究进路。因而，未来不妨丰富“初心”研究的学科视角、积极拓展研究领域，提升理论研究的创新性。
（三）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阔理论研究视野
一方面，党的“初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原初历史语境中的“初心”与当代党的“初心”在基本内涵、话语形式以及具体实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仅从历时态的维度追溯党的“初心”形成的历史轨迹，无法真实呈现出党的“初心”的时代特色与具体语境中的话语方式。因此未来不妨使用比较分析法，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初心”的对比中深化对“初心”意涵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在本质属性上与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政党的政治目标生成、政治意识培育、政治实践转化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这些都和党的“初心”研究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阐释不同国家执政党在政党治理中的优秀经验，进而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分，为新时代党的“初心”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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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