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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经“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编，陕西旅游学校李曦同志执笔的《旅游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统编教材》之一的《中国烹饪概论》(下文简称《概论》)，在其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烹饪主要风味流派简介》中，在介绍“山东”、“四川”、“广东”的同时，于“鲁”后“川”前写着“淮扬风味”，且誉之为“中国四大菜系”，不只混淆了“菜系”与“风味流派”的界线，对于“中国烹饪体系”的研究，亦将产生不良影响。
顾名思义：“菜系”，应作“××菜自成一体”，即“烹饪物质要素、工艺特征以及地域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的谐调并完美”来理解。它具有非此莫属的特质。既曰“菜系”，便不复与传统民间烹饪的“帮口”相与为一。如“川帮”，便有着“上河帮”(以成都为中心)、“下河帮”(以重庆为中心)、“小河帮”(以自贡为中心)的区别。我们总不会因为“重庆”曾经是抗战“陪都”，现又划为“中央直辖市”，便由“下河帮”摇身变为“巴菜”或“渝菜”而与“川菜”分庭抗礼罢?既如此，便不解《概论》何以用“淮扬风味”充作“江苏风味”与“山东风味”、“广东风味”、“四川风味”等平分“中国烹饪”之“秋色”?按《概论》作者的逻辑，“潮州卤水菜”亦可称“粤卤”了!但“潮州菜”仅仅是“粤菜”的一个“分支”，尽管是重要分支，却不能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兄弟“菜系”争金夺银。“苏菜”与“鲁菜”，“粤菜”，“川菜”一样，同样是“三位一体”的呀!
《概论》作者说：“以淮安、扬州为中心的风味”就是“淮扬风味”。又说，它与“金陵(南京)、苏锡(苏州、无锡)三大部分组成‘淮扬风味’”。真是越说越令人糊涂。为什么?因为执笔者老是“偷换概念”。不管是有没有一种意识在作祟。
中国烹饪发展史上，“扬一益二”记载着“维扬”与“益州”的辉煌与光彩。但不论是“扬”还是“益”，都不是现代概念，而是历史特指。汉武帝时曾将中国行政区划分为“十三刺史部”。其时“扬州刺史部”辖“丹阳、会稽、豫章”三个“郡”，地跨今天苏(南)、浙(北)、皖(南)、赣(北)；“益”也隶“汉中、广汉、蜀、犍为、越隽、益州、河、巴”等八“郡”，东抵鄂西，南达滇池，东南直指夜郎。与今天的“扬州”与“成都”均无法一统。“扬一益二”的饮食格局是历史的定位，不得与今天相对应。“淮扬风味”如果有此称，也应如是来析辨。“淮”的“狭义”定为“淮安”，未免显得太“狭”了!
我以为“淮扬风味”，只能是：以淮河流域为基础，按“扬州标准”来规范的两淮饮食风格及其特色。之所以如此讲，是有着“淮白”(杨万里《初食淮白》：“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的勾魂以及“淮南术”(朱熹《次刘秀〈野蔬十三诗韵·豆腐〉》：“种豆豆苗稀，力渴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的摄魄。加之“信阳毛尖”的浸润，“蚌埠蛤蜊”的飘鲜，“淮安茶馓”的溢香，怎能不令“淮扬风味”的“淮”基牢牢，底蕴浓浓?尤其在苏北出现“以泗(水)夺淮(河)而入运(河)”之后，加之隋、唐的开凿与利用，“淮扬”更得新发展，她的内涵广博得文情史趣尽入内。“维扬”是焉，却不是“唯扬”!这是史的归宿与文的结晶。
“维扬”者，钟“东(吴)”与“西(徐)”两“楚”之情，得“徐淮”与“江淮”“两淮”之利，这才出现“维扬大菜”的奇观!这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发现。早在他出任“扬州军州事”时，他凭着任过“徐州军州事”及“杭州军州事”的体验，写下《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七》这不朽的名篇：
淮海虽故楚，无复轻扬风。
斋厨杂圣贤，无事时一中。
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
使君不夕坐，衙门散刀弓。
清人王文诰在辑注《苏轼诗集》时，曾有两处极重要的点睛之笔：
引施元之所稽《史记·货殖传》称：“自淮之北，西楚也”；
又引李济翁《资暇录》语“扬州者，以其土俗轻扬故名其州。今作‘杨柳’之‘杨’，谬也。”
“土俗”，即“风土人情”或“地方习俗”。“轻扬”怎解?绝非“轻浮”、“不稳重”。那是对扬州的诬蔑与诋毁。此处的含义，只能是对扬州人对它处(首先是毗邻地区)风(土)(人)情的传播既迅速又反应得快的表述。何以会如此?水路通畅，信息传递快，文化交往多，人事往来频仍。由于“天子”出巡，“达官”与“显贵”焉能不步其后尘“采风”?“商贾巨富”又何尝不揽资居奇?扬州其时，可是“商贸大市”、“旅游中心”、“淮左名都”(姜夔：《扬州慢》)呀!坡公的彻悟是对扬州历史的反思。尤其是烹饪业，倘无这一带历代“圣贤”与“斋厨”的同心协力，怎能创此“维扬大菜”的辉煌业绩?却不知李曦老师于此何以忍心割舍?
割舍的，又何止这些!
南朝·梁“尚书吏部郎”(国务委员级)的刘孝绰(公元481年—公元539年)在给“湘东王”(萧绎——笔者)《和〈理讼〉》一诗中曾巧妙提示：
冯翊乱京兆，广汉欲兼治。
岂若兼邦牧?朱轮褰素维。
淮海封畿地，杂俗良在兹。
……
从孝绰“淮海封畿地，杂俗良在兹”的蕴义中，难道我们品不出梁萧王朝“兰陵”籍浓浓的“淮海”味?咀字嚼句也能咂得出刘氏孝绰“彭城”人情系桑梓心向故里的良苦用心味儿来。“杂俗良在兹”嘛!不妨再参阅其弟刘孝胜于公元553年“萧纪兵败被杀”，因是而受累“入狱”前所作的《咏益智诗》，诗道：“倜傥公子宴，杂和委雕盘。”沉缅于高干子弟觥筹交错的生活里，不也反映着“烹饪”的蛛丝马迹?“杂和”可是“徐州”的“杂烩”呀!“六朝古都”的“公子宴”上，出现了“徐州”的“杂和”，不是“维扬烹师”的“轻扬”，焉能若此?
对照“彭城”刘氏兄弟肺腑句，再参阅稍长于他俩且官职曾任“梁尚书”的文坛领袖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的《和陆慧晓〈百姓〉诗》“建都望淮海，树阙表衡(恒)稽(籍)”的坦率，岂不等于毫无保留地宣告：萧梁王室的“地望”之所归，非汉之“徐州刺史部”所隶“东海郡”之“兰陵”其谁欤!苏东坡的“淮海虽故楚”原蕴着这多史韵，“斋厨杂圣贤”又和着这多文情。李老师割舍这多，于心安忍!
可见“淮扬风味”的“淮”确非“淮安”或“淮阴”。要么是“两淮”，或言“淮海”大概是相通的。中国第一位职业大烹彭祖就在彭城奠定了中华烹饪的基石，彭城方圆150公里之内便接连而出现过孔子(在东北曲阜)、老子(在西南鹿邑)、庄子(在西商丘附近)、荀子(在东北峄县)、孟子(在北邹县)。有了这多“先贤”才能支持着“维扬大菜”沿“运(河)”过“(镇)江”而入“(南)京”，掀“六朝风”，创“(南)京(镇)江菜”，造“金陵味”。原来“南北两徐州”“食风一(运)河牵”。
必须看到的是，朱明王朝的定都“南京”，朱洪武把淮滨凤阳斋馔连同“淮白”、“蚌蛤”、“淮南豆腐”一股脑儿带进了“宫”。是而“六朝故都”的“金陵菜”又经历了继承与嬗变，令“宫庭御膳”与“秦淮市肆”分道扬镳。但“京江菜”作为市民消费受到普遍认同。不过，它不是个“新菜系”，只是“淮扬风味”的阶段成果。“江苏首善”与“一邦中心”的镇江与南京，在政治交往的频仍，社会交往的升级及商务活动的扩展同时，文化荟萃也升华并裂变。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餐饮人自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那传承下来的，自应是瑰宝。其生命力的顽强便是力证。
如此便可能产生共识：“维扬大菜”之“大”在其“淮扬风味”的“淮”与“扬”的定位于史的“两楚”，今之“两淮”。由此时空交汇而展现的饮食舞台，焉能不“大”?故倘以“菜系”涵盖今日“江苏”而名之曰“苏菜”的话，也只能含“徐(州)、海(连云港)、淮(阴)、扬(州)、苏(州)、(无)锡”三个分支。而“苏菜”便是由此三足支撑着的鼎，至于“(南)京(镇)江”，恰似鼎的两耳。在讨论今之“菜系”时，既不应以古名称来参与，更不能以史帮口来干扰，尤其不该凭城市大小来硬夺，那实在是极无意义的事。
正由于对资料的涉猎有限或对史料的理解不深，才会出现如《概论》对“淮扬风味”的如此溯源文字：
历史上这一地区烹饪产生很早。据传春秋时期名厨太和公(太湖公)就在太湖传艺，其高徒专诸就是以名菜炙金鱼进献吴王而行刺的。战国时期有彭铿所烹雉羹鳖和露鸡等美食。帝王游冶，巨贾买欢、骚客宴饮，这一带一直以其饮食之美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地方……
不足百50字，便于古今颠倒，真伪混淆，实在是破绽迭出，令人啼笑皆非。若非“统一教材”面对莘莘学子，笔者绝不饶舌而言。
一、“据传”。“据”在哪部史书?“传”(闻)能为“据”否?倘能，理由何在?
二、“金炙鱼”是什么“菜”?笔者寡闻少食，也知古有“全炙鱼”。还知道“苏州名馔‘松鼠鳜鱼’”自“全炙鱼”演变而来(参阅刘学家先生文章，刊《美食》1997年第1期)。故疑此处“金”为“全”之误。因“鲤鱼”为“祭祀”用，讳其“神”而改为“鳜”。殊不知经此一改，“松鼠鳜鱼”虽然脱了“俗”，却令平民百姓喜吃的“全炙鱼”即“糖醋鲤”面目全非。至于“行刺”的傅会，徐方本为金针女刺秦始皇。鱼腹中藏有“金针”。金针女行刺未遂死后，坟头盛开“黄花”菜，即今之身价颇不一般的“金针菜”。即使嫁接，也应知孰之先后。传说无稽，闲谈颇也浪漫；作“据”，似宜斟酌了。
三、“战国时期有彭铿……”绝对错了!应该说，战国诗人屈原(也是我中华诗史第一位职业大诗人)便生活在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7年间。在那风云激荡的时代，他就向浩瀚无际的大自然高声发出：“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天问》)的疑问!屈大夫已是问其两千年前的“彭铿”怎么就烹“雉羹”献给唐“尧”帝了。而且特别强调：为什么唐尧帝常食“彭铿雉羹”就可以“延年益寿”?答案已有专文在《美食》批露过(1998年第5期拙文《就“彭祖”与赵荣光先生商榷》)，恕不多言。正是有着太史公《史记·五帝纪》的确切记载，又有着三闾大夫《天问》的非常之问，才使执教江苏商业专科学校的陶文台先生在参加《中国烹饪大辞典·江苏卷》编写会议期间驻足古彭城，瞻仰彭祖遗迹，喝“徐州汤”，品“素大肠”，在返里著述时，于《中国烹饪史》那不朽之作中庄重书写下“彭铿为中国烹饪职业烹师第一人”光彩熠熠的文字!如此，“彭城是中华饮食滥觞地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令人不能不触目的是，在商周断代史的研究已获重大突破，“战国竹简《子问道彭祖》”再现人间之际，文台先生的睿智更得以确认，那才是学者风范。连聂凤乔教授也情不能抑，在年初编印《中国烹饪·信息》第110期时，还在“消息”上加了花边，用了隶体黑字《彭铿其人，竹简有证》的醒目标题。文台先生于九泉之下亦当含笑面对老友了。李曦老师，“据传”的“太和(湖)公”有“彭铿”的史韵与文情否?
具有“文化因素”的“饮食现象”，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陵谷代变的年轮，人事迭更的痕迹，斑剥犹见。即如先生所熟悉之“秦食”，不也寓有“楚”的底蕴与“徐”的风采?“太上皇不乐关中，高祖(刘邦)徙丰沛屠儿、沽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三辅旧事》)，太史公则称此乃“萧何”所为，“一夜”即成。“东食西迁”的印迹，于“秦”仍历历在目呀!两百年“汉室”的“宫庭膳食”既溢着“咸鲜酸辣”的“复合香”，也融有“清而不薄、浓而不浊”的“徐方味”。是“汉瓦当”所烧结，也是“五色土”所凝固。李曦老师，认同否?
且作“一家之言”与先生商榷，并愿与同道探讨。
(编者注：前发此文，因印刷之误，“维”、“淮”混淆。现重发此文，并向作者致歉。)
顾名思义：“菜系”，应作“××菜自成一体”，即“烹饪物质要素、工艺特征以及地域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的谐调并完美”来理解。它具有非此莫属的特质。既曰“菜系”，便不复与传统民间烹饪的“帮口”相与为一。如“川帮”，便有着“上河帮”(以成都为中心)、“下河帮”(以重庆为中心)、“小河帮”(以自贡为中心)的区别。我们总不会因为“重庆”曾经是抗战“陪都”，现又划为“中央直辖市”，便由“下河帮”摇身变为“巴菜”或“渝菜”而与“川菜”分庭抗礼罢?既如此，便不解《概论》何以用“淮扬风味”充作“江苏风味”与“山东风味”、“广东风味”、“四川风味”等平分“中国烹饪”之“秋色”?按《概论》作者的逻辑，“潮州卤水菜”亦可称“粤卤”了!但“潮州菜”仅仅是“粤菜”的一个“分支”，尽管是重要分支，却不能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兄弟“菜系”争金夺银。“苏菜”与“鲁菜”，“粤菜”，“川菜”一样，同样是“三位一体”的呀!
《概论》作者说：“以淮安、扬州为中心的风味”就是“淮扬风味”。又说，它与“金陵(南京)、苏锡(苏州、无锡)三大部分组成‘淮扬风味’”。真是越说越令人糊涂。为什么?因为执笔者老是“偷换概念”。不管是有没有一种意识在作祟。
中国烹饪发展史上，“扬一益二”记载着“维扬”与“益州”的辉煌与光彩。但不论是“扬”还是“益”，都不是现代概念，而是历史特指。汉武帝时曾将中国行政区划分为“十三刺史部”。其时“扬州刺史部”辖“丹阳、会稽、豫章”三个“郡”，地跨今天苏(南)、浙(北)、皖(南)、赣(北)；“益”也隶“汉中、广汉、蜀、犍为、越隽、益州、河、巴”等八“郡”，东抵鄂西，南达滇池，东南直指夜郎。与今天的“扬州”与“成都”均无法一统。“扬一益二”的饮食格局是历史的定位，不得与今天相对应。“淮扬风味”如果有此称，也应如是来析辨。“淮”的“狭义”定为“淮安”，未免显得太“狭”了!
我以为“淮扬风味”，只能是：以淮河流域为基础，按“扬州标准”来规范的两淮饮食风格及其特色。之所以如此讲，是有着“淮白”(杨万里《初食淮白》：“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的勾魂以及“淮南术”(朱熹《次刘秀〈野蔬十三诗韵·豆腐〉》：“种豆豆苗稀，力渴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的摄魄。加之“信阳毛尖”的浸润，“蚌埠蛤蜊”的飘鲜，“淮安茶馓”的溢香，怎能不令“淮扬风味”的“淮”基牢牢，底蕴浓浓?尤其在苏北出现“以泗(水)夺淮(河)而入运(河)”之后，加之隋、唐的开凿与利用，“淮扬”更得新发展，她的内涵广博得文情史趣尽入内。“维扬”是焉，却不是“唯扬”!这是史的归宿与文的结晶。
“维扬”者，钟“东(吴)”与“西(徐)”两“楚”之情，得“徐淮”与“江淮”“两淮”之利，这才出现“维扬大菜”的奇观!这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发现。早在他出任“扬州军州事”时，他凭着任过“徐州军州事”及“杭州军州事”的体验，写下《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七》这不朽的名篇：
淮海虽故楚，无复轻扬风。
斋厨杂圣贤，无事时一中。
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
使君不夕坐，衙门散刀弓。
清人王文诰在辑注《苏轼诗集》时，曾有两处极重要的点睛之笔：
引施元之所稽《史记·货殖传》称：“自淮之北，西楚也”；
又引李济翁《资暇录》语“扬州者，以其土俗轻扬故名其州。今作‘杨柳’之‘杨’，谬也。”
“土俗”，即“风土人情”或“地方习俗”。“轻扬”怎解?绝非“轻浮”、“不稳重”。那是对扬州的诬蔑与诋毁。此处的含义，只能是对扬州人对它处(首先是毗邻地区)风(土)(人)情的传播既迅速又反应得快的表述。何以会如此?水路通畅，信息传递快，文化交往多，人事往来频仍。由于“天子”出巡，“达官”与“显贵”焉能不步其后尘“采风”?“商贾巨富”又何尝不揽资居奇?扬州其时，可是“商贸大市”、“旅游中心”、“淮左名都”(姜夔：《扬州慢》)呀!坡公的彻悟是对扬州历史的反思。尤其是烹饪业，倘无这一带历代“圣贤”与“斋厨”的同心协力，怎能创此“维扬大菜”的辉煌业绩?却不知李曦老师于此何以忍心割舍?
割舍的，又何止这些!
南朝·梁“尚书吏部郎”(国务委员级)的刘孝绰(公元481年—公元539年)在给“湘东王”(萧绎——笔者)《和〈理讼〉》一诗中曾巧妙提示：
冯翊乱京兆，广汉欲兼治。
岂若兼邦牧?朱轮褰素维。
淮海封畿地，杂俗良在兹。
……
从孝绰“淮海封畿地，杂俗良在兹”的蕴义中，难道我们品不出梁萧王朝“兰陵”籍浓浓的“淮海”味?咀字嚼句也能咂得出刘氏孝绰“彭城”人情系桑梓心向故里的良苦用心味儿来。“杂俗良在兹”嘛!不妨再参阅其弟刘孝胜于公元553年“萧纪兵败被杀”，因是而受累“入狱”前所作的《咏益智诗》，诗道：“倜傥公子宴，杂和委雕盘。”沉缅于高干子弟觥筹交错的生活里，不也反映着“烹饪”的蛛丝马迹?“杂和”可是“徐州”的“杂烩”呀!“六朝古都”的“公子宴”上，出现了“徐州”的“杂和”，不是“维扬烹师”的“轻扬”，焉能若此?
对照“彭城”刘氏兄弟肺腑句，再参阅稍长于他俩且官职曾任“梁尚书”的文坛领袖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的《和陆慧晓〈百姓〉诗》“建都望淮海，树阙表衡(恒)稽(籍)”的坦率，岂不等于毫无保留地宣告：萧梁王室的“地望”之所归，非汉之“徐州刺史部”所隶“东海郡”之“兰陵”其谁欤!苏东坡的“淮海虽故楚”原蕴着这多史韵，“斋厨杂圣贤”又和着这多文情。李老师割舍这多，于心安忍!
可见“淮扬风味”的“淮”确非“淮安”或“淮阴”。要么是“两淮”，或言“淮海”大概是相通的。中国第一位职业大烹彭祖就在彭城奠定了中华烹饪的基石，彭城方圆150公里之内便接连而出现过孔子(在东北曲阜)、老子(在西南鹿邑)、庄子(在西商丘附近)、荀子(在东北峄县)、孟子(在北邹县)。有了这多“先贤”才能支持着“维扬大菜”沿“运(河)”过“(镇)江”而入“(南)京”，掀“六朝风”，创“(南)京(镇)江菜”，造“金陵味”。原来“南北两徐州”“食风一(运)河牵”。
必须看到的是，朱明王朝的定都“南京”，朱洪武把淮滨凤阳斋馔连同“淮白”、“蚌蛤”、“淮南豆腐”一股脑儿带进了“宫”。是而“六朝故都”的“金陵菜”又经历了继承与嬗变，令“宫庭御膳”与“秦淮市肆”分道扬镳。但“京江菜”作为市民消费受到普遍认同。不过，它不是个“新菜系”，只是“淮扬风味”的阶段成果。“江苏首善”与“一邦中心”的镇江与南京，在政治交往的频仍，社会交往的升级及商务活动的扩展同时，文化荟萃也升华并裂变。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餐饮人自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那传承下来的，自应是瑰宝。其生命力的顽强便是力证。
如此便可能产生共识：“维扬大菜”之“大”在其“淮扬风味”的“淮”与“扬”的定位于史的“两楚”，今之“两淮”。由此时空交汇而展现的饮食舞台，焉能不“大”?故倘以“菜系”涵盖今日“江苏”而名之曰“苏菜”的话，也只能含“徐(州)、海(连云港)、淮(阴)、扬(州)、苏(州)、(无)锡”三个分支。而“苏菜”便是由此三足支撑着的鼎，至于“(南)京(镇)江”，恰似鼎的两耳。在讨论今之“菜系”时，既不应以古名称来参与，更不能以史帮口来干扰，尤其不该凭城市大小来硬夺，那实在是极无意义的事。
正由于对资料的涉猎有限或对史料的理解不深，才会出现如《概论》对“淮扬风味”的如此溯源文字：
历史上这一地区烹饪产生很早。据传春秋时期名厨太和公(太湖公)就在太湖传艺，其高徒专诸就是以名菜炙金鱼进献吴王而行刺的。战国时期有彭铿所烹雉羹鳖和露鸡等美食。帝王游冶，巨贾买欢、骚客宴饮，这一带一直以其饮食之美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地方……
不足百50字，便于古今颠倒，真伪混淆，实在是破绽迭出，令人啼笑皆非。若非“统一教材”面对莘莘学子，笔者绝不饶舌而言。
一、“据传”。“据”在哪部史书?“传”(闻)能为“据”否?倘能，理由何在?
二、“金炙鱼”是什么“菜”?笔者寡闻少食，也知古有“全炙鱼”。还知道“苏州名馔‘松鼠鳜鱼’”自“全炙鱼”演变而来(参阅刘学家先生文章，刊《美食》1997年第1期)。故疑此处“金”为“全”之误。因“鲤鱼”为“祭祀”用，讳其“神”而改为“鳜”。殊不知经此一改，“松鼠鳜鱼”虽然脱了“俗”，却令平民百姓喜吃的“全炙鱼”即“糖醋鲤”面目全非。至于“行刺”的傅会，徐方本为金针女刺秦始皇。鱼腹中藏有“金针”。金针女行刺未遂死后，坟头盛开“黄花”菜，即今之身价颇不一般的“金针菜”。即使嫁接，也应知孰之先后。传说无稽，闲谈颇也浪漫；作“据”，似宜斟酌了。
三、“战国时期有彭铿……”绝对错了!应该说，战国诗人屈原(也是我中华诗史第一位职业大诗人)便生活在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7年间。在那风云激荡的时代，他就向浩瀚无际的大自然高声发出：“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天问》)的疑问!屈大夫已是问其两千年前的“彭铿”怎么就烹“雉羹”献给唐“尧”帝了。而且特别强调：为什么唐尧帝常食“彭铿雉羹”就可以“延年益寿”?答案已有专文在《美食》批露过(1998年第5期拙文《就“彭祖”与赵荣光先生商榷》)，恕不多言。正是有着太史公《史记·五帝纪》的确切记载，又有着三闾大夫《天问》的非常之问，才使执教江苏商业专科学校的陶文台先生在参加《中国烹饪大辞典·江苏卷》编写会议期间驻足古彭城，瞻仰彭祖遗迹，喝“徐州汤”，品“素大肠”，在返里著述时，于《中国烹饪史》那不朽之作中庄重书写下“彭铿为中国烹饪职业烹师第一人”光彩熠熠的文字!如此，“彭城是中华饮食滥觞地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令人不能不触目的是，在商周断代史的研究已获重大突破，“战国竹简《子问道彭祖》”再现人间之际，文台先生的睿智更得以确认，那才是学者风范。连聂凤乔教授也情不能抑，在年初编印《中国烹饪·信息》第110期时，还在“消息”上加了花边，用了隶体黑字《彭铿其人，竹简有证》的醒目标题。文台先生于九泉之下亦当含笑面对老友了。李曦老师，“据传”的“太和(湖)公”有“彭铿”的史韵与文情否?
具有“文化因素”的“饮食现象”，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陵谷代变的年轮，人事迭更的痕迹，斑剥犹见。即如先生所熟悉之“秦食”，不也寓有“楚”的底蕴与“徐”的风采?“太上皇不乐关中，高祖(刘邦)徙丰沛屠儿、沽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三辅旧事》)，太史公则称此乃“萧何”所为，“一夜”即成。“东食西迁”的印迹，于“秦”仍历历在目呀!两百年“汉室”的“宫庭膳食”既溢着“咸鲜酸辣”的“复合香”，也融有“清而不薄、浓而不浊”的“徐方味”。是“汉瓦当”所烧结，也是“五色土”所凝固。李曦老师，认同否?
且作“一家之言”与先生商榷，并愿与同道探讨。
(编者注：前发此文，因印刷之误，“维”、“淮”混淆。现重发此文，并向作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