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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常”面前，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本然的生命直面疾病与死亡的恐惧和“生死命运”带来的未知。“如果人无须面对死亡，也就无需展开哲学思辨了。假如我们都是永恒地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那我们就会优哉游哉，想这想那，却绝不会去思考任何严肃得哲学问题”。（布莱恩·麦基;《思想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94页）面对自然界的变幻不已和人的“死生命运”的未知和不确定等问题，人们不得不做一些思考，以便让生命安顿。这些思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与道德的意义、希望与理想的追寻等各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终将导向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从而进入本体论哲学（或者宗教、艺术）的领域。
一、直面自然的“变幻不居”和人的“死生命运”产生的终极关怀需求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直言“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同时具备理性及有限性，正因所具有的理性能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会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命，体现生命的价值，去展开对无限的追求。这种对无限的追求，便是“终极关怀”的实质。在“生死命运”的有限性不断地向自己逼近时，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便显得更为迫切。
各门经验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预测、防范、各类疾病的研究、治疗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实际的效用，对部分“不确定”和“未知”的问题提供了经验科学上的证实。这样一看，在经验科学领域之外的哲学没什么用处，但我们应当明白，哲学所提供的的确并非实际有效用的知识，哲学也不能给人以实际可见的利益和指导，但哲学对文明的精神的反思，对人的文明活动的内在原动力的推动以及在宗教之外给人以“终极关怀”，这些具体领域的经验科学领域之外的又同样不可或缺的内容，即是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哲学研究的对象。
二、哲学所能提供的终极关怀及其价值
若以当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相对于经验科学所能提供的实际效用这样实际可见的“在场的东西”来讲，哲学及其所提供的“终极关怀”可以将之视为“不在场的东西”，即要了解“在场的东西”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的面貌和姿态、或者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和结果，则不能只盯着“在场的东西”本身，而要超越之，超越到背后种种“不在场”的东西或因素之中去。这些包括哲学研究对象在内的“不在场”的因素推动着人的文明创造活动。人们所普遍思考的人的有限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想与希望的确立与追求、道德生命的意义等问题，还需要到哲学当中去探求。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施泰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所说：“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今天却是非常强烈的。”（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页）
对于自然灾害及各类疾病的准确的预警、合理的防范、有效的治疗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死生命运，变幻无常”带给人们的恐慌，但更深层次的去确立人的生命的存在意义，则是哲学、宗教、艺术的任务。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由哲学、宗教、艺术三者共同构成，他说“哲学正是艺术和宗教的统一性，因为艺术的单纯的直观与实体性创造通过宗教的分离与中介现已被提高为自我意识的思维”。由此可见，艺术依托于感性直观，宗教依托于超验的信仰，而哲学则依托于人们的理性思维。相对于宗教和艺术而言，哲学以理性的方式提供的终极关怀，对现实人世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由人的文明创生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实际上，除人以外的大多数动物的器官及其系统在应对自然环境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高度的专门化，例如大多数动物面对严冬的到来可以选择冬眠来保存能量减少消耗或者长出更暖的绒毛来御寒、动物所食用的食物大多并不需要经过“烹调”等...
人与动物相比在本能装备上相当贫乏，由此，文明便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使用自主的创生“文明”来适应外部环境，没有毛发就制造衣物、不适应生冷就探索出“蒸煮煎炸”等多种烹调方式...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并不是一种物质的活动，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在这样的文化生命中就包含了人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外部世界接触、打交道的过程中创生的文明，我们甚至可以说“文明是人的生存方式”。由此可知，人的生存方式并非是自在的自然自身的形式，伴随着人类而产生的文明即意味着对自在自然的超出。既然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明是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创生的，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应当成为文明中的首要问题。
四、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进一步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地位
诚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非是没有斗争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是主动顺应自然规律和必然性，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乃是人与自然能否相通相融、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张世英：《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6页）当今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阐发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精神，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当中的重要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在一开始就是哲学的题中之意。在当今社会，自然灾害的频发、人类对自然界不符合规律的改造、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也使得人们不得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放到重要位置。频发的自然灾害及各种传染疾病在人类之间的传播，很大一部分均发端于对自然資源的肆意掠夺、对食物链的无理颠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之视为对自然伦理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
中国传统哲学当中不乏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阐发，其中以人为终极关怀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把本体论、认识论统一了起来。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解和阐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相结合，进一步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地位，把原本主要建立在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同现实人世、同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对于当今社会的“哲学消亡”的现象或许会有所改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直面自然的“变幻不居”和人的“死生命运”产生的终极关怀需求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直言“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同时具备理性及有限性，正因所具有的理性能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会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命，体现生命的价值，去展开对无限的追求。这种对无限的追求，便是“终极关怀”的实质。在“生死命运”的有限性不断地向自己逼近时，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便显得更为迫切。
各门经验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预测、防范、各类疾病的研究、治疗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实际的效用，对部分“不确定”和“未知”的问题提供了经验科学上的证实。这样一看，在经验科学领域之外的哲学没什么用处，但我们应当明白，哲学所提供的的确并非实际有效用的知识，哲学也不能给人以实际可见的利益和指导，但哲学对文明的精神的反思，对人的文明活动的内在原动力的推动以及在宗教之外给人以“终极关怀”，这些具体领域的经验科学领域之外的又同样不可或缺的内容，即是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哲学研究的对象。
二、哲学所能提供的终极关怀及其价值
若以当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相对于经验科学所能提供的实际效用这样实际可见的“在场的东西”来讲，哲学及其所提供的“终极关怀”可以将之视为“不在场的东西”，即要了解“在场的东西”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的面貌和姿态、或者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和结果，则不能只盯着“在场的东西”本身，而要超越之，超越到背后种种“不在场”的东西或因素之中去。这些包括哲学研究对象在内的“不在场”的因素推动着人的文明创造活动。人们所普遍思考的人的有限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想与希望的确立与追求、道德生命的意义等问题，还需要到哲学当中去探求。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施泰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所说：“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今天却是非常强烈的。”（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页）
对于自然灾害及各类疾病的准确的预警、合理的防范、有效的治疗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死生命运，变幻无常”带给人们的恐慌，但更深层次的去确立人的生命的存在意义，则是哲学、宗教、艺术的任务。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由哲学、宗教、艺术三者共同构成，他说“哲学正是艺术和宗教的统一性，因为艺术的单纯的直观与实体性创造通过宗教的分离与中介现已被提高为自我意识的思维”。由此可见，艺术依托于感性直观，宗教依托于超验的信仰，而哲学则依托于人们的理性思维。相对于宗教和艺术而言，哲学以理性的方式提供的终极关怀，对现实人世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由人的文明创生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实际上，除人以外的大多数动物的器官及其系统在应对自然环境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高度的专门化，例如大多数动物面对严冬的到来可以选择冬眠来保存能量减少消耗或者长出更暖的绒毛来御寒、动物所食用的食物大多并不需要经过“烹调”等...
人与动物相比在本能装备上相当贫乏，由此，文明便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使用自主的创生“文明”来适应外部环境，没有毛发就制造衣物、不适应生冷就探索出“蒸煮煎炸”等多种烹调方式...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并不是一种物质的活动，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在这样的文化生命中就包含了人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外部世界接触、打交道的过程中创生的文明，我们甚至可以说“文明是人的生存方式”。由此可知，人的生存方式并非是自在的自然自身的形式，伴随着人类而产生的文明即意味着对自在自然的超出。既然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明是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创生的，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应当成为文明中的首要问题。
四、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进一步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地位
诚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非是没有斗争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是主动顺应自然规律和必然性，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乃是人与自然能否相通相融、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张世英：《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6页）当今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阐发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精神，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当中的重要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在一开始就是哲学的题中之意。在当今社会，自然灾害的频发、人类对自然界不符合规律的改造、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也使得人们不得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放到重要位置。频发的自然灾害及各种传染疾病在人类之间的传播，很大一部分均发端于对自然資源的肆意掠夺、对食物链的无理颠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之视为对自然伦理的破坏所带来的后果。
中国传统哲学当中不乏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阐发，其中以人为终极关怀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把本体论、认识论统一了起来。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解和阐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相结合，进一步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地位，把原本主要建立在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同现实人世、同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对于当今社会的“哲学消亡”的现象或许会有所改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