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第二天即赶到灾区、在一线采访了十几天的本刊记者看到，在救灾的最初几天，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场面，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而随着救灾工作的持续，官僚习气的味道又开始弥漫。
　　由相对富裕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县市，是中国政府惯常倚重的灾后重建以及援助经济落后地区的机制之一，本次也不例外。这种对口支援平时问题很多，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形成虚夸的、不实际的结果。比如存在面子工程等。
　　“一些改革在常态下推动非常难，面临巨大阻力，这次大地震对社会震动很大，可能会使这种阻力在道德伦理层面居于劣势，部门利益可能会受到冲击，这是推动改革的契机。抓住这一契机，可能会加速中国的改革进程，抓不住这个契机，救灾过后，一切可能又回到老路上，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如是说。
　　
　　催生回应性政府
　　
　　灾后重建，是专业技术性极强的政府行为。重建工作耗资巨大，虽然各类资金的投入重點有大致的划分，但不同资金在某个领域或项目形成交叉是难免的。比如医院、学校的重建，可能既有财政资金投入，也有社会资金参与。这需要政府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上统筹协调，作出科学决策，防止出现二次建设情况，避免出现人力、财力的浪费。从全局出发的科学规划，几乎是避免这一弊端的唯一途径。这里的科学规划，涉及城镇体系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规划等多项规划。规划先行，关系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以及相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灾后重建必须充分依靠科学。
　　而这次灾后重建，同时也是参与度极高的民间行为。这种复杂任务不仅需要政府与慈善机构及其它组织合作，同时悲痛之情也以新的方式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力量。民间积聚了大量财富，已经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进行了大量捐款，民间财富以很正当的理由自发组织起来。而民间力量必然要求政府对捐款的使用有清楚的交待，他们不仅希望看到更大的问责，还渴望更为密切地参与救援重建工作。民众会对规划的科学与否密切关注，并随时对问题进行质疑。质疑得是否专业严谨，不宜成为是否应该质疑的限制条件。
　　和民间力量的热情相比，政府丝毫不逊色。当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反应迅速，总理7小时后就赶到了危险的震灾区，救援部队第一时间聚结灾区，充分利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中外的一致称赞。
　　2008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各国，包括中国各类民间组织以及广大捐赠者，如果愿意密切地跟踪捐赠物资的发放过程，民政部门会提供积极的配合。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已经成立，并强调“要让公众参与”。
　　各方面的动作是迅速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迅速出台，这意味着万众瞩目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恢复重建的企业将在一年内开工重建项目”；有关方面提出“灾后重建质量第一”；文化部制定重建方案以保护文化遗产；商务部欢迎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参与灾后重建；四川省发改委更是制定了8年工作的具体时间表……
　　相对官方的出色表现，民众的反馈也可圈可点，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盲目批判，也没有单纯地歌功颂德，而是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公共舆论的力量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这次抗震救灾和刚开始的灾后重建中，借助于网络等新技术平台和各种渠道，政府和百姓之间实现了空前的互动。
　　回应性是一个公共管理学的概念，主要指政府对公民诉求回馈和反应的迅捷与充分程度。对民意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听取民意代表和普通民众的呼声。徐湘林告诉记者，政府管理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政府的效率，一个就是政府的回应性。
　　当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奔赴灾区，当所有的心共同为灾难中的人们祈祷，当社会力量纷纷参与救灾与重建，中国政府和百姓的距离拉得如此之近。有人乐观地预测，这可能会重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最终培育起公民文化，催生回应性政府。但灾难带来的这些改变是否会成为常态，依然是个未知数。
　　
　　第三部门亮相之后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大量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在抗震救灾中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似乎第一次发现志愿者的力量原来如此强大，也因此，有人称今年为“志愿者元年”。
　　就在几年前，私人慈善事业在中国内地还几乎不存在。但根据《胡润百富榜》的数据，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短短一个星期时间，中国排名前十的富豪已捐款3500万美元。“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来说，这场地震是一座真正的分水岭，”负责这一排行榜的胡润这样表示。公开捐款的数额令他感到惊讶。中国的援助组织收到了大量的捐赠，而一些 捐款则捐向了新一代私人慈善机构，它们声称比官方组织更加透明。这些机构很多都属于非政府组织。
　　市场和民间力量的有序引入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作用的空隙，非政府组织成员这样认为：“政府不可能每件事都自己做。”国际经验也显示，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中，单一的政府作用或市场努力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寻求政府力量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无疑是最优的重建路径。
　　随着工作重点由抗震救灾转为灾后重建，允许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变得更为重要。业内人士也认为，作为民众力量的聚集组织，民间组织亲自参与重建，有可能成为事实。
　　
　　日本阪神大地震震后重建过程中，日本神户建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此基金分为基本基金和投资基金两类，前者是政府投入，主要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后者是民间投资，主要用于建设商业性项目或提供私人产品。在重建过程中，两类基金相互结合，发挥作用。
　　观察人士认为，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NPO(非营利组织)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以前的暗处走到前台，确立自己的地位，争取尽可能大的空间。
　　政府不当干预或视而不见，都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如何有效管理民间组织，使其正常发展壮大，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相当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汶川大地震是否能成为中国在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健康崛起的契机，并促进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尚需拭目以待。
　　
　　信息透明的常态化
　　
　　2003年爆发的SARS，促进了中国信息公开的进程。今年5月1日，一部备受瞩目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部于去年4月颁布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这使中国政府迈向一个信息公开的新时代。此次地震的信息公布，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快、最全面的一次，这在中国信息公开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面对地震，本次政府行为与SARS之时有很大不同。
　　政府沒有试图掩盖灾难。中国近2000家报纸、逾2000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参与报道了中国这次30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也在允许国际媒体相对自由地进入灾区方面获得了赞誉，这与缅甸最近发生破坏性飓风后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地震之后，公众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关于地震以及救援的信息，电视台24小时不间断直播，国内外记者大批涌入灾区进行现场报道。
　　谣言止于真相，此次大地震虽然波及面甚广，损失极为惨重，但民心相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并不脆弱，可见信息透明并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反而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谣言的传播。
　　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建立中央防灾指挥系统。普通日本人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政府不定期地发布地震预测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由最权威的“中央防灾会议”根据地震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迅速的公布。最近几年，日本政府不断提醒日本国民：在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里氏7级左右的地震。由于这些地震预报信息十分公开，因此各个企业和机构都相应制定了地震发生时职员疏散与救助方案。
　　政府领导人的信心，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大大加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新加坡外长杨荣文认为中国政府地震信息处理手法“令人赞叹”。连习惯于对中国政府挑刺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此次的突出表现，作出了正面报道。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政府的表现让其在今年年初大雪灾和西藏事件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进步。
　　暗箱操作滋生腐败与不作为，日本的经验和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开的结果，都证明了信息公开对于一个社会向良性转化的促进效果。在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充分利用外部力量的监督与制衡，利用媒体等社会舆论力量，强势推动政府的信息公开，方是深怀远见的决策。
　　从SARS到汶川大地震，两次灾难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步。唯愿这样巨大的代价可以使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常态。信息公开成为常态对于中国未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当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奔赴灾区，当所有的心共同为灾难中的人们祈祷，当社会力量纷纷参与救灾与重建，中国政府和百姓的距离拉得如此之近。有人乐观地预测，这可能会重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最终培育起公民文化，催生回应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