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