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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成为传统的并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去继承和弘扬的。但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糟粕。面对21世纪人类跨文化交流这一大任务，中国人要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占主动地位，首先要实现“文化自觉”，并进而反思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做到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现代化；负面影响。
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础上的阐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辩证的对立的统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来认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关于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这里拟提出几个问题做些分析：
第一、重道轻器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器”，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轻器，儒家又把道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弊病。儒家将科学技术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贱业末技”，“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古代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教儿习技艺之事——没见识”。 这正像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1]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人生，注重伦理道理，将人生最大的理想视为“治国平天下”，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与安邦定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知识缺乏热情，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把研究自然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儒家强调内在的修养,重视尊孔读经,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解经式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往往皓首穷经,一生致力于对古书典籍的训诂、注释、传扬,把毕生精力埋于古籍堆中。他们受古经束缚很大,轻视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和研究,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创造过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些与儒家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重人情贵亲疏”对现代化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条件,同时它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刻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迹。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直受到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左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被视为血缘关系的推广。儒家历来研究最多的人际关系也是家庭血缘性的，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关系来代替道义原则。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同时把它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拟血缘化。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构建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2]p21-28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亲缘的核心，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亲缘的核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正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从亲缘关系外推，人们在交往中如果与交往对方不存在亲缘关系，却又期望与对方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就不得不采用拟亲缘关系，使自己较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和接纳。这表明，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是亲疏有别的。亲缘社会的“亲亲”原则，把照顾亲属关系合理化，并视为合乎人情，而当个人获得了实惠和好处时，往往归结为某人的恩荫和庇护，这样就形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将这种恩荫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以亲缘关系来取舍人际关系，决定社会交往的远近亲疏，以家族为本位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裙带风和家长制作风。如在许多社会组织中，人际关系已被深深地刻上了亲缘关系的印迹,有的社会组织机构甚至完全是亲缘关系的拷贝。这种亲缘关系扩展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组织中从上到下人们可以随意安插亲属和亲信，编织关系网，人与人之间崇尚庸俗关系学，干部之间的裙带关系屡禁不止。而等级差序又导致特权和依附心理，滋长家长制作风。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化和极端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体，倡协同的特点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群体文化，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在行动时非常重视整齐划一。孔子提出的“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抑制个性。仁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地位，仁在儒家文化主要指爱他人，一般来说并不包括爱自己即爱个人，也就是说并不包括、不要求、不主张人的自爱与自尊。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不主张人有自己的自尊自爱和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所主张的就是服从礼、爱他人和奉献。在个人与人生的问题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献，重仁即爱他人，强调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则是引导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统治的巩固；其负面的社会作用则是会磨灭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会限制、扼杀人的贡献。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一种“群体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与这种“群体主义”相联系的价值取向，当然也就是重群体，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义务、服从和牺牲；轻个体，认为人人都应该“群而忘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群体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消融于群体之中，而且却并不主张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级。结果必然是依等级、辈分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比如儒学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张实行特权政治和家长专制。这些思想严重地贬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难迈出新的步伐。在这种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因袭惯例、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思想刻板、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处事老成、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标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子思进一步把“中庸”与人的情感相联系，他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认为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无论这些情感是潜藏在心里，还是表现出来，都应使其适当适度，这就叫“中”、“和”，凡是能以“中和”规范自己的人，就不会喜怒无常，哀乐失控，从而创造出一种使人与人、人与物相互统一的和谐气氛。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这种标准，就必须遵循“礼之用，和为贵”的处世原则。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人与人之间讲究和气礼让、忍让顺从，认为能忍自安、百忍成金。的确，“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谐、稳定、安宁的状态中。从现实意义上说，“和为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但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没有原则的一味“讲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讲原则地讲和，容易导致和而不争，使中国人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产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讲原则地讲和、礼让，也使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对薄公堂，人们更喜欢“私了”，认为这样不伤“和气”、“不失面子”，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向法庭的。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在作崇。
由此看来，“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德标准以及为实现这种标准而遵循的“和为贵”的行为原则，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不喜欢“异端”，在为人处事中趋向客观，做事力求准确无误。一味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国人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状态。并且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寡言少语，吞吞吐吐，行为不露锋芒，明哲保身，进而使中国人缺乏怀疑、开拓、创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进一步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的发展。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来已经内化为我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国民性格，“月满则亏，水盈则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学。人们总是相信物极必反，因而“知足常乐”成为了人们的人生信条。这种知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造成了东方文化心态中的不思不虑的安分意识和向内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正实行对外开放，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闭的心理，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接轨。
我们应承认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实质及精华，将会与中华民族共存。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
中国文化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面对着有利因素，又面对不少障碍。中国现代化进程速度的快慢，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用足，用好和用够各种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本国文化的积极作用，尽力克服劣势阻力，排除障碍，把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参考文献:
[1](英)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现代化；负面影响。
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础上的阐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辩证的对立的统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来认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关于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这里拟提出几个问题做些分析：
第一、重道轻器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器”，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轻器，儒家又把道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弊病。儒家将科学技术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贱业末技”，“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古代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教儿习技艺之事——没见识”。 这正像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1]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人生，注重伦理道理，将人生最大的理想视为“治国平天下”，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与安邦定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知识缺乏热情，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把研究自然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儒家强调内在的修养,重视尊孔读经,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解经式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往往皓首穷经,一生致力于对古书典籍的训诂、注释、传扬,把毕生精力埋于古籍堆中。他们受古经束缚很大,轻视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和研究,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创造过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些与儒家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重人情贵亲疏”对现代化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条件,同时它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刻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迹。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直受到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左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被视为血缘关系的推广。儒家历来研究最多的人际关系也是家庭血缘性的，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关系来代替道义原则。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同时把它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拟血缘化。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构建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2]p21-28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亲缘的核心，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亲缘的核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正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从亲缘关系外推，人们在交往中如果与交往对方不存在亲缘关系，却又期望与对方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就不得不采用拟亲缘关系，使自己较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和接纳。这表明，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是亲疏有别的。亲缘社会的“亲亲”原则，把照顾亲属关系合理化，并视为合乎人情，而当个人获得了实惠和好处时，往往归结为某人的恩荫和庇护，这样就形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将这种恩荫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以亲缘关系来取舍人际关系，决定社会交往的远近亲疏，以家族为本位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裙带风和家长制作风。如在许多社会组织中，人际关系已被深深地刻上了亲缘关系的印迹,有的社会组织机构甚至完全是亲缘关系的拷贝。这种亲缘关系扩展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组织中从上到下人们可以随意安插亲属和亲信，编织关系网，人与人之间崇尚庸俗关系学，干部之间的裙带关系屡禁不止。而等级差序又导致特权和依附心理，滋长家长制作风。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化和极端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体，倡协同的特点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群体文化，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在行动时非常重视整齐划一。孔子提出的“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抑制个性。仁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地位，仁在儒家文化主要指爱他人，一般来说并不包括爱自己即爱个人，也就是说并不包括、不要求、不主张人的自爱与自尊。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不主张人有自己的自尊自爱和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所主张的就是服从礼、爱他人和奉献。在个人与人生的问题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献，重仁即爱他人，强调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则是引导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统治的巩固；其负面的社会作用则是会磨灭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会限制、扼杀人的贡献。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一种“群体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与这种“群体主义”相联系的价值取向，当然也就是重群体，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义务、服从和牺牲；轻个体，认为人人都应该“群而忘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群体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消融于群体之中，而且却并不主张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级。结果必然是依等级、辈分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比如儒学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张实行特权政治和家长专制。这些思想严重地贬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难迈出新的步伐。在这种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因袭惯例、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思想刻板、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处事老成、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标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子思进一步把“中庸”与人的情感相联系，他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认为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无论这些情感是潜藏在心里，还是表现出来，都应使其适当适度，这就叫“中”、“和”，凡是能以“中和”规范自己的人，就不会喜怒无常，哀乐失控，从而创造出一种使人与人、人与物相互统一的和谐气氛。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这种标准，就必须遵循“礼之用，和为贵”的处世原则。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人与人之间讲究和气礼让、忍让顺从，认为能忍自安、百忍成金。的确，“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谐、稳定、安宁的状态中。从现实意义上说，“和为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但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没有原则的一味“讲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讲原则地讲和，容易导致和而不争，使中国人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产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讲原则地讲和、礼让，也使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对薄公堂，人们更喜欢“私了”，认为这样不伤“和气”、“不失面子”，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向法庭的。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在作崇。
由此看来，“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德标准以及为实现这种标准而遵循的“和为贵”的行为原则，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不喜欢“异端”，在为人处事中趋向客观，做事力求准确无误。一味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国人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状态。并且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寡言少语，吞吞吐吐，行为不露锋芒，明哲保身，进而使中国人缺乏怀疑、开拓、创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进一步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的发展。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来已经内化为我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国民性格，“月满则亏，水盈则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学。人们总是相信物极必反，因而“知足常乐”成为了人们的人生信条。这种知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造成了东方文化心态中的不思不虑的安分意识和向内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正实行对外开放，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闭的心理，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接轨。
我们应承认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实质及精华，将会与中华民族共存。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
中国文化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面对着有利因素，又面对不少障碍。中国现代化进程速度的快慢，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用足，用好和用够各种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本国文化的积极作用，尽力克服劣势阻力，排除障碍，把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参考文献:
[1](英)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