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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成功的“暗访”；一桩“涉案金额较小”的盗案；抑或，一次“境外机构”的“科技窃密”。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在海南拔了几根苗，引发了一场有关转基因的争论
赖芸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和同事长途奔袭3000公里从北京跑到海南的田里拔了几株水稻，竟然令他所供职的绿色和平背上了“小偷”的污名。自1997年进入中国以来，这家知名的国际组织一直以环保之名给别人“制造麻烦”，而这次却自己惹上了麻烦：他们被华中农业大学指责为“境外组织”，“窃取”了该校位于海南南繁基地的试验田水稻材料。
但在赖芸的概念里，这只不过是他13年职业生涯里一次不太成功的“暗访”。作为绿色和平的一名资深项目主管，他在微博中声明，“绿色和平一直关注转基因水稻研究中的违法情况，调查暗访是常用的工作方式，我们也被污染企业抓到过，我们从不觉得丢人。”
虽然由于“涉案金额较小”，公安部门最终没有立案，但事后引发的波澜，却堪比一起“重大盗窃案”。因为无论是转基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愿此事将轻轻放过——这是双论战新的“子弹”。
转基因争论再升温
转基因争论就好比一口永远咕嘟着的大火锅，热度持续不减。去年年底，崔永元也加入了论战的队伍，成为“反转派”最有号召力的一员，无异于给这只“火锅”加了一勺重口味的“底料”。
转基因的网络口水战从去年开始再一次升温，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于2009颁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生物安全证书就要在今年到期，而这三个品种至今尚未获得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与经营许可证。安全证书不等于允许商业化生产，但却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旦证书作废，中国的转基因商业化进程就会受阻，需从头再来。因此，无论对于“挺转派”还是“反转派”，这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关口。
绿色和平的“盗种事件”仍始于崔永元。今年2月，他开始在微博上声称，海南出现转基因滥种情况。随后，海南省农业厅于3月底发布通报证实：在对南繁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中，发现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受此激发，绿色和平决定派人去海南调查。
4月10日，赖芸等人先在三亚转了一天。他们先暗访了种子公司，并未发现有转基因水稻种子违法销售，又去了附近一个农场勘察半天，也没有什么所得。由于中国农科院下属单位、武汉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的试验田都在陵水县，他们决定次日赶赴那里。
这是绿色和平近两年在国内反转基因项目的一次新的尝试。类似行动还要追溯到2002年，绿色和平与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合作，发布了《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连续种植可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后，棉铃虫会对转基因棉产生抗性，同时一些次生害虫的危害上升。这比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类似结论的论文早了8年。这一事件也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反转基因项目的发端。
不过，据绿色和平（大陆）项目总监马天杰回忆，尽管这一报告结论意义重大，但由于当时市场化媒体与网络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转基因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因而上述报告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此后数年，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项目开始聚焦两大内容：转基因食品标识和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的非法流通问题。马天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他们将反转基因的矛头从间接的种子市场与转基因产品，调转到直接指向源头——农田。
田头风波
4月11日，一名当地司机开车带着赖芸等两人在陵水县光坡镇四处查看，希望找到华中农业大学的试验基地。此时，一处院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院里有一栋小楼，院墙外围挨着一片玉米地，旁边是一条土路，土路的另一侧就是大片已经抽穗的稻田。这样的布局，为日后双方的争执埋下伏笔。
赖芸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家科研机构的基地，没准就是华农的。为了确认，他走进院子里的小楼，进门时看到楼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遗传中心”“基因作物”等几个字跳入眼帘，让他心里有了底。
为什么要找华中农业大学的基地？这是因为，华农一直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中心，中国仅有的两个拥有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都在华农手里。因而，华农不仅一直是国内反转人士火力集中的靶子，而且绿色和平与华农，在某种意义上也早就“结下了梁子”。
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就曾向媒体曝光，发现湖北省内市场上有转基因水稻种子与大米在非法流通。经调查，转基因种子来源于有着华中农业大学背景的种子公司。此事迅速引发媒体的热炒。“当地农民普遍不吃这种‘连虫都不吃’的米”，当时，很多报道都引用了绿色和平报告里这一表达，将对转基因大米安全性的质疑深深地植入人心。而实际上，报告里“连虫都不吃”这句话只是出自当地老农民之口。
华农基地的张庆路老师如今回忆起来，是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基地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打听武汉大学基地的情况。他们热隋地帮对方指路，并在聊天中顺便告诉赖芸，这里是华中农业大学的试验田。赖芸解释说，他当时之所以故意只问武汉大学基地，是为了避免尴尬，“如果我直接问华农基地在哪儿，他们说这就是，那接下来就不好说了。”
到了晚上9点40分左右，华农基地看门的赖师傅发现，有人在试验田偷窃材料。这时，工作人员冲出基地，抓到的正是下午的一男一女。“两个人从我们的田埂上来，远处还有一个人在望风。女的把偷到的材料藏在衣服里面，非常明显。”张庆路说。工作人员发现了三包B5纸张大小的自封袋，里面装有种子和叶片。
赖芸回忆说，他们刚开始交涉的时候，华农的态度很凶，一直嚷嚷“你们是哪里的，是不是种子公司的？”但当赖芸亮出证件证明他们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后，对方的态度缓和了下来，并表示，如果你们是来调查转基因的，可以直接来找我们。赖芸现场给北京总部的同事打了个电话通报情况。事态的发展令赖芸觉得，这只是一场误会，算不上“出大事了”。
“夜盗水稻” 然而，赖芸没有想到，这件被他认为已经当场解决了的事情，其实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当时我们双方就算是现场和解了，我留下手机号，让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打我电话，但过了好几天，对方也没有找过我。”就当赖芸觉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事发6天后的4月17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忽然在微博和博客上发难，指责绿色和平“夜盗水稻”，令那天在农田上的“小争执”变成了网上的一次轩然大波。科学记者袁越在微博上呼吁，“将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赶出中国”。还有人直接说绿色和平是“环保恐怖组织”。对此，赖芸表示，“我感到他们是有预谋地在引导一场舆论声讨。”
实际上，绿色和平在国际上以类似方式进行所谓“环保调查”而招惹是非并不稀奇。2013年8月8日，绿色和平支持的人群就组织了一次破坏菲律宾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田的行动。当年，另有21名绿色和平成员因闯入法国一家核电站悬挂反核标语而被捕。
“夜盗水稻”事件发生后，双方各自发布官方声明、举行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开始了隔空喊话。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赖芸等人“采集”水稻的位置。华农声称，虽然围墙外面不是转基因试验田，但仍是华衣的科研基地，种的是其他类型的水稻实验材料，赖芸等人肯定是事先知道这一点的。华农在其官方声明中表示，“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他们是境外机构，盗窃的是我国的科研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我国的知识产权，涉及到科研单位的科技秘密”。
而赖芸则表示，在下午问路时他们了解到，围墙里面是华农的转基因试验田，但并不知道院子外面也是华农的科研基地，更不能确定外田里种的是否是转基因水稻。他们强调，这是一次“调查”，只是“采集了少量的稻叶与稻穗”，并没有偷窃或破坏试验田的意图，也并不打算将其运到国外。
由事发位置引申的一个话题则是，绿色和平认为华农转基因试验田管理混乱。其理由是，在墙内转基因试验田与墙外的非转基因稻田中间，仅有一堵墙和一条10米宽的玉米地，这个间隔远小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规定的100米。
对此，华衣表示，“绿色和平派来盗取我国科研材料的这位人士并非转基因安全管理专家。我校南繁基地管理是否违规，他说了不算。如果他认为华衣基地管理违规，完全可以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举报。事实上，我校水稻南繁基地是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检查评估的。我们的管理措施，得到了来中国考察的欧盟和国际生物技术组织专家的肯定。”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附则，转基因植物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分4个等级，等级I（最低等级）提到的是“采用一般的生物隔离方法，将试验控制在必需的范围内。”其中水稻的参考距离是100米。对此，严建兵解释说，这说的是没有任何其它隔离措施，利用一般的生物隔离方法，要求隔离距离在100米以上。而等级II以及以上是要求采用其它适当的隔离措施，华中农业大学用的是2.7米高的围墙，显然高于等级I的要求。
尽管被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们看作是“反转派”的主角之一，但马天杰指出，绿色和平很少参与转基因的口水战，他们是在做具体的事，有具体的诉求。“但是现在，吵架的声音太大了，我们的这些具体目标都被淹没了，被笼统地冠以‘反转’的帽子，而这些具体的事情却很少有人关心。”
据马天杰介绍，2005年，国内还没有检测转基因大米的技术，他们将在湖北购买的大米样本送到了欧盟的实验室做检测。但严建兵指出，根据2006年《欧洲食品研究技术》上的一篇论文，这一行为的后果，是促使欧盟当时研发出了针对中国转基因大米的快速检测技术，中国的大米出口受到重挫。对此，有人则反问：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大米里会检测出转基因？华农难道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吗？
就像发生在2005年的那场争论一样，绿色和平此次在海南的行动是“偷盗”还是“调查”，双方各执一词。但无论如何，这一“插曲”为正在沸腾的“转基因大火锅”提供了最新鲜的原料。在最近的一次正式研讨会上，此事甚至引起转基因正反两方的争执，使研讨会偏离了原先的话题。
没有人在意事隋的真相如何，而都将它看成是对已有利的论据，正如一位转基因科学家所总结的那样：“人们永远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事实”。
赖芸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和同事长途奔袭3000公里从北京跑到海南的田里拔了几株水稻，竟然令他所供职的绿色和平背上了“小偷”的污名。自1997年进入中国以来，这家知名的国际组织一直以环保之名给别人“制造麻烦”，而这次却自己惹上了麻烦：他们被华中农业大学指责为“境外组织”，“窃取”了该校位于海南南繁基地的试验田水稻材料。
但在赖芸的概念里，这只不过是他13年职业生涯里一次不太成功的“暗访”。作为绿色和平的一名资深项目主管，他在微博中声明，“绿色和平一直关注转基因水稻研究中的违法情况，调查暗访是常用的工作方式，我们也被污染企业抓到过，我们从不觉得丢人。”
虽然由于“涉案金额较小”，公安部门最终没有立案，但事后引发的波澜，却堪比一起“重大盗窃案”。因为无论是转基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愿此事将轻轻放过——这是双论战新的“子弹”。
转基因争论再升温
转基因争论就好比一口永远咕嘟着的大火锅，热度持续不减。去年年底，崔永元也加入了论战的队伍，成为“反转派”最有号召力的一员，无异于给这只“火锅”加了一勺重口味的“底料”。
转基因的网络口水战从去年开始再一次升温，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于2009颁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生物安全证书就要在今年到期，而这三个品种至今尚未获得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与经营许可证。安全证书不等于允许商业化生产，但却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旦证书作废，中国的转基因商业化进程就会受阻，需从头再来。因此，无论对于“挺转派”还是“反转派”，这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关口。
绿色和平的“盗种事件”仍始于崔永元。今年2月，他开始在微博上声称，海南出现转基因滥种情况。随后，海南省农业厅于3月底发布通报证实：在对南繁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中，发现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受此激发，绿色和平决定派人去海南调查。
4月10日，赖芸等人先在三亚转了一天。他们先暗访了种子公司，并未发现有转基因水稻种子违法销售，又去了附近一个农场勘察半天，也没有什么所得。由于中国农科院下属单位、武汉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的试验田都在陵水县，他们决定次日赶赴那里。
这是绿色和平近两年在国内反转基因项目的一次新的尝试。类似行动还要追溯到2002年，绿色和平与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合作，发布了《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连续种植可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后，棉铃虫会对转基因棉产生抗性，同时一些次生害虫的危害上升。这比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类似结论的论文早了8年。这一事件也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反转基因项目的发端。
不过，据绿色和平（大陆）项目总监马天杰回忆，尽管这一报告结论意义重大，但由于当时市场化媒体与网络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转基因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因而上述报告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此后数年，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项目开始聚焦两大内容：转基因食品标识和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的非法流通问题。马天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他们将反转基因的矛头从间接的种子市场与转基因产品，调转到直接指向源头——农田。
田头风波
4月11日，一名当地司机开车带着赖芸等两人在陵水县光坡镇四处查看，希望找到华中农业大学的试验基地。此时，一处院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院里有一栋小楼，院墙外围挨着一片玉米地，旁边是一条土路，土路的另一侧就是大片已经抽穗的稻田。这样的布局，为日后双方的争执埋下伏笔。
赖芸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家科研机构的基地，没准就是华农的。为了确认，他走进院子里的小楼，进门时看到楼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遗传中心”“基因作物”等几个字跳入眼帘，让他心里有了底。
为什么要找华中农业大学的基地？这是因为，华农一直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中心，中国仅有的两个拥有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都在华农手里。因而，华农不仅一直是国内反转人士火力集中的靶子，而且绿色和平与华农，在某种意义上也早就“结下了梁子”。
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就曾向媒体曝光，发现湖北省内市场上有转基因水稻种子与大米在非法流通。经调查，转基因种子来源于有着华中农业大学背景的种子公司。此事迅速引发媒体的热炒。“当地农民普遍不吃这种‘连虫都不吃’的米”，当时，很多报道都引用了绿色和平报告里这一表达，将对转基因大米安全性的质疑深深地植入人心。而实际上，报告里“连虫都不吃”这句话只是出自当地老农民之口。
华农基地的张庆路老师如今回忆起来，是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基地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打听武汉大学基地的情况。他们热隋地帮对方指路，并在聊天中顺便告诉赖芸，这里是华中农业大学的试验田。赖芸解释说，他当时之所以故意只问武汉大学基地，是为了避免尴尬，“如果我直接问华农基地在哪儿，他们说这就是，那接下来就不好说了。”
到了晚上9点40分左右，华农基地看门的赖师傅发现，有人在试验田偷窃材料。这时，工作人员冲出基地，抓到的正是下午的一男一女。“两个人从我们的田埂上来，远处还有一个人在望风。女的把偷到的材料藏在衣服里面，非常明显。”张庆路说。工作人员发现了三包B5纸张大小的自封袋，里面装有种子和叶片。
赖芸回忆说，他们刚开始交涉的时候，华农的态度很凶，一直嚷嚷“你们是哪里的，是不是种子公司的？”但当赖芸亮出证件证明他们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后，对方的态度缓和了下来，并表示，如果你们是来调查转基因的，可以直接来找我们。赖芸现场给北京总部的同事打了个电话通报情况。事态的发展令赖芸觉得，这只是一场误会，算不上“出大事了”。
“夜盗水稻” 然而，赖芸没有想到，这件被他认为已经当场解决了的事情，其实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当时我们双方就算是现场和解了，我留下手机号，让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打我电话，但过了好几天，对方也没有找过我。”就当赖芸觉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事发6天后的4月17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忽然在微博和博客上发难，指责绿色和平“夜盗水稻”，令那天在农田上的“小争执”变成了网上的一次轩然大波。科学记者袁越在微博上呼吁，“将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赶出中国”。还有人直接说绿色和平是“环保恐怖组织”。对此，赖芸表示，“我感到他们是有预谋地在引导一场舆论声讨。”
实际上，绿色和平在国际上以类似方式进行所谓“环保调查”而招惹是非并不稀奇。2013年8月8日，绿色和平支持的人群就组织了一次破坏菲律宾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田的行动。当年，另有21名绿色和平成员因闯入法国一家核电站悬挂反核标语而被捕。
“夜盗水稻”事件发生后，双方各自发布官方声明、举行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开始了隔空喊话。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赖芸等人“采集”水稻的位置。华农声称，虽然围墙外面不是转基因试验田，但仍是华衣的科研基地，种的是其他类型的水稻实验材料，赖芸等人肯定是事先知道这一点的。华农在其官方声明中表示，“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他们是境外机构，盗窃的是我国的科研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我国的知识产权，涉及到科研单位的科技秘密”。
而赖芸则表示，在下午问路时他们了解到，围墙里面是华农的转基因试验田，但并不知道院子外面也是华农的科研基地，更不能确定外田里种的是否是转基因水稻。他们强调，这是一次“调查”，只是“采集了少量的稻叶与稻穗”，并没有偷窃或破坏试验田的意图，也并不打算将其运到国外。
由事发位置引申的一个话题则是，绿色和平认为华农转基因试验田管理混乱。其理由是，在墙内转基因试验田与墙外的非转基因稻田中间，仅有一堵墙和一条10米宽的玉米地，这个间隔远小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规定的100米。
对此，华衣表示，“绿色和平派来盗取我国科研材料的这位人士并非转基因安全管理专家。我校南繁基地管理是否违规，他说了不算。如果他认为华衣基地管理违规，完全可以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举报。事实上，我校水稻南繁基地是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检查评估的。我们的管理措施，得到了来中国考察的欧盟和国际生物技术组织专家的肯定。”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附则，转基因植物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分4个等级，等级I（最低等级）提到的是“采用一般的生物隔离方法，将试验控制在必需的范围内。”其中水稻的参考距离是100米。对此，严建兵解释说，这说的是没有任何其它隔离措施，利用一般的生物隔离方法，要求隔离距离在100米以上。而等级II以及以上是要求采用其它适当的隔离措施，华中农业大学用的是2.7米高的围墙，显然高于等级I的要求。
尽管被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们看作是“反转派”的主角之一，但马天杰指出，绿色和平很少参与转基因的口水战，他们是在做具体的事，有具体的诉求。“但是现在，吵架的声音太大了，我们的这些具体目标都被淹没了，被笼统地冠以‘反转’的帽子，而这些具体的事情却很少有人关心。”
据马天杰介绍，2005年，国内还没有检测转基因大米的技术，他们将在湖北购买的大米样本送到了欧盟的实验室做检测。但严建兵指出，根据2006年《欧洲食品研究技术》上的一篇论文，这一行为的后果，是促使欧盟当时研发出了针对中国转基因大米的快速检测技术，中国的大米出口受到重挫。对此，有人则反问：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大米里会检测出转基因？华农难道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吗？
就像发生在2005年的那场争论一样，绿色和平此次在海南的行动是“偷盗”还是“调查”，双方各执一词。但无论如何，这一“插曲”为正在沸腾的“转基因大火锅”提供了最新鲜的原料。在最近的一次正式研讨会上，此事甚至引起转基因正反两方的争执，使研讨会偏离了原先的话题。
没有人在意事隋的真相如何，而都将它看成是对已有利的论据，正如一位转基因科学家所总结的那样：“人们永远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