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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京《大公报》所划右派中，有四位总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时任总编辑的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和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沛人，他们都曾活跃在抗日战争年代，在新闻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过激的举动。
袁毓明在《大公报》工作三年左右。那时我做地方记者，编辑部对他的反映如何，我不很了解，外地记者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主张记者的工作要目光四射，深入生活抓思想，不赞成刻舟求剑式的，背着一个题目下去，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对题目。他这些主张，人家都很赞成，有人将之归纳为“深抓”二字。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罪行有哪几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1957年9、10月间，《大公报》第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称他为《大公报》的纳吉，意思是说他像1956年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式的人物。说袁毓明是纳吉，显然是说他是向右派投降。这位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顷刻间成为革命的敌人。
报社“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我和高汾、单于越、石文华等被安排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里作旧《大公报》的抄录工作。有一天，袁毓明意外地走进来，大家相顾黯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我们向他简单介绍了工作情况，他倾诉说：“你们这里不错，大家可以说说话，我一个人在家里真闷得慌我想过来。”我们几个人都真心地欢迎他，几个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吧过了几天，他终于没有来。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1979年初，我还在贵州黔西县的时候，一天，中共县委组织部忽然叫我去谈话，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因为这种机关找一个右派谈话，一般是没什么好事的。一位官员先调查我的历史，又问《大公报》有哪些右派，最后才问我认不认识袁毓明。兜了一个大圈子，半个小时之后，才问到正题：“你认为袁毓明应不应该改正﹖”我这才知道，他要改正了。我也明白，这只是走走形式。千里迢迢地征求一个右派分子的意见，值得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从《大公报》熟人处得知他故去的消息，但语焉不详。近年来，我辗转找到袁毓明的家人，打听到一些情况：1958年，袁毓明被遣送至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文联，给了一个副秘书长的名义。他工作很努力。想不到的是，“文革”中又遭折磨，受尽屈辱，忧郁成疾，于1973年病逝。终年只有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了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他很兴奋，以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时期即将到来，实则是此辈落网的日子已经不远。其后，他又在报社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肃反、对老报人的安排陈述了意见。不久，他即被大字报点名，并且开了批判斗争会，最后由公安部门公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时在1958年初。不久即被判刑。
毛健吾是1952年进入天津《进步日报》的。有一天，报社检查组来了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衣冠整洁，举止稳重。有人告诉我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人称“毛大刚”。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大都听说过《大刚报》和它的社长毛健吾，在湖广一带尤其有名。那是一张民办报纸，和《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报纸的光荣传统，敢于发言，勇于论政，宣扬抗战，反对投降，关注战场，体恤民生，揭发腐败，监督政府，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大刚报》初创时属于国民党部队系统，1937年11月创刊于郑州。毛健吾因为当时是这支部队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被任命为社长。报纸出版约七个月后，郑州危急，报社随着军队南撤到信阳。1938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决定报纸停办。9月，在经费无着的困境下，《大刚报》全体职工在毛健吾的领导下，决定将报纸改为民营报纸继续办下去。毛健吾出面号召，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他提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的口号。在办报方针上，提出以《大公报》为榜样，坚持民间特色。当年10月，报纸人员、设备迁到湖南衡阳，1938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复刊后战局暂告平静，报纸销路日增。
1939年起，报社先后办起大刚造纸厂、大刚印书馆、大刚书店等实业，用实业收入弥补新闻事业的开支，实行实业与文化并进的方针，报纸得以立足并得到相当的发展。其间，《大刚报》多次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机器被毁，人员伤亡，一度被迫在郊区简陋的房屋中安身，过着三餐无定时、居无定所的日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健吾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到1944年6月，在衡阳出版达五年半之久。湘桂战起，撤退到柳州、贵阳等处，继续出版。
几年间，毛健吾为《大刚报》敦聘了不少坚持进步立场的著名报人到社工作，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先后应聘担任过总编辑，他还请来熊佛西、邵荃麟、何家槐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编辑副刊。
报纸连续发表过多篇社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全力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杀敌的斗争，包括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报社开展过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捐集十万个救急包活动、捐献滑翔机活动，还印刷过航空版，由空军空投到沦陷区去，出版过《大刚晚报》。
《大刚报》曾以《青黄不接话豫灾》为题发表社论，揭露河南受灾实况，被检察官删去数百字，报纸以“开天窗”形式刊出，以示抗议。1944年报纸揭露湖南贪污腐败成风，被罚停刊三日。
毛健吾经常给报纸写社论写新闻。1943年，他为报纸撰写《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押。他工作勤快，苦干实干，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从1937年算起，毛健吾担任了十年社长，凡遇工作人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必然多方设法救助。十年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因思想政治问题被捕入狱。
抗战八年，《大刚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战胜了艰难困苦，抵制了各种压力，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健吾以为创办新闻托拉斯的梦想即将实现了。他拟定了一个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报纸的计划。计划首先出版上海版、汉口版和南京版。
他太天真了。除汉口版算是顺利出版外，上海版遭到拒绝，南京版迟迟不批。毛健吾饥不择食，竟然与虎谋皮，求助于当年中央政校的老师陈立夫和陈果夫。此时二陈正准备在南京出版报纸，而《大刚报》民间报纸的声誉正好利用，真乃天赐良机。二陈不仅答应解决出版问题，而且提供入股资金。陈立夫提出组成有限公司，原《大刚报》资产核定为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另由三行两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五百万元，合成五千万股，并批给十八万美元官价外汇以购置机器。圈套加诱饵，“二陈”就把他们的这位老门生收入彀中。新董事会中，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不少国民党党棍都当上了董事。《大刚报》虽然得于1946年1月在南京出版，但是大权一步步地落入二陈手中。
毛健吾后来发现自己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虽然在老同事的支持下，还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终于被排除在《大刚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悄然于1948年流落美国。他身在美国，仍然关心国内新闻界的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悍然封闭《新民报》时，他毅然参加了抗议签名的行列。
1949年毛健吾回到香港。他谢绝了香港大学邀请他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聘请，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四人一起宣布起义，随即回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领导上原拟分配他到政协机关，但是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三
1950年2月初一个晚上，我进天津《进步日报》当编辑。总编辑张琴老向我详细交代任务以后，第一个给我介绍的同事就是朱沛人。当天晚上，他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他身材不高，体格偏瘦，留着短背头，操南方调的普通话。此后，我们就比邻而居，共操编务了。他比我先到半年，对《进步日报》从发稿到组版的一套编辑程序十分熟练。我遇到什么问题向他求教时，他总是不吝赐教，比比划划地提出一些办法。
五十年代初，报纸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排铅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最后才印刷出版。那时的编辑发完稿子，要到排字房去，和排字工人一起拼版，直到看完大样，才算完工，常常长达十来个小时。工作中有些空闲，我们海阔天空地漫话古今中外。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抗战爆发，在浙江省一个地方参加报纸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他被邀请去任副总编辑。
朱沛人虽然在国民党报纸中身居要职，却没有一叶障目，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富强。1947年7月29日，报社另一副总编辑陆铿在报纸上揭发孔祥熙非法套汇，朱沛人予以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朱沛人也遭到训斥。1948年6月11日，他和陆铿联名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
1957年5月间的鸣放阶段，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几篇短文。他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合乎政府一再提出的鸣放号召的。但是，文章既不合乎他的身份，又不合乎上司的要求，乃被收入右派网中。又因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过要职，于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过激的举动。
袁毓明在《大公报》工作三年左右。那时我做地方记者，编辑部对他的反映如何，我不很了解，外地记者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主张记者的工作要目光四射，深入生活抓思想，不赞成刻舟求剑式的，背着一个题目下去，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对题目。他这些主张，人家都很赞成，有人将之归纳为“深抓”二字。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罪行有哪几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1957年9、10月间，《大公报》第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称他为《大公报》的纳吉，意思是说他像1956年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式的人物。说袁毓明是纳吉，显然是说他是向右派投降。这位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顷刻间成为革命的敌人。
报社“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我和高汾、单于越、石文华等被安排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里作旧《大公报》的抄录工作。有一天，袁毓明意外地走进来，大家相顾黯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我们向他简单介绍了工作情况，他倾诉说：“你们这里不错，大家可以说说话，我一个人在家里真闷得慌我想过来。”我们几个人都真心地欢迎他，几个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吧过了几天，他终于没有来。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1979年初，我还在贵州黔西县的时候，一天，中共县委组织部忽然叫我去谈话，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因为这种机关找一个右派谈话，一般是没什么好事的。一位官员先调查我的历史，又问《大公报》有哪些右派，最后才问我认不认识袁毓明。兜了一个大圈子，半个小时之后，才问到正题：“你认为袁毓明应不应该改正﹖”我这才知道，他要改正了。我也明白，这只是走走形式。千里迢迢地征求一个右派分子的意见，值得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从《大公报》熟人处得知他故去的消息，但语焉不详。近年来，我辗转找到袁毓明的家人，打听到一些情况：1958年，袁毓明被遣送至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文联，给了一个副秘书长的名义。他工作很努力。想不到的是，“文革”中又遭折磨，受尽屈辱，忧郁成疾，于1973年病逝。终年只有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了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他很兴奋，以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时期即将到来，实则是此辈落网的日子已经不远。其后，他又在报社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肃反、对老报人的安排陈述了意见。不久，他即被大字报点名，并且开了批判斗争会，最后由公安部门公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时在1958年初。不久即被判刑。
毛健吾是1952年进入天津《进步日报》的。有一天，报社检查组来了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衣冠整洁，举止稳重。有人告诉我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人称“毛大刚”。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大都听说过《大刚报》和它的社长毛健吾，在湖广一带尤其有名。那是一张民办报纸，和《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报纸的光荣传统，敢于发言，勇于论政，宣扬抗战，反对投降，关注战场，体恤民生，揭发腐败，监督政府，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大刚报》初创时属于国民党部队系统，1937年11月创刊于郑州。毛健吾因为当时是这支部队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被任命为社长。报纸出版约七个月后，郑州危急，报社随着军队南撤到信阳。1938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决定报纸停办。9月，在经费无着的困境下，《大刚报》全体职工在毛健吾的领导下，决定将报纸改为民营报纸继续办下去。毛健吾出面号召，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他提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的口号。在办报方针上，提出以《大公报》为榜样，坚持民间特色。当年10月，报纸人员、设备迁到湖南衡阳，1938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复刊后战局暂告平静，报纸销路日增。
1939年起，报社先后办起大刚造纸厂、大刚印书馆、大刚书店等实业，用实业收入弥补新闻事业的开支，实行实业与文化并进的方针，报纸得以立足并得到相当的发展。其间，《大刚报》多次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机器被毁，人员伤亡，一度被迫在郊区简陋的房屋中安身，过着三餐无定时、居无定所的日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健吾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到1944年6月，在衡阳出版达五年半之久。湘桂战起，撤退到柳州、贵阳等处，继续出版。
几年间，毛健吾为《大刚报》敦聘了不少坚持进步立场的著名报人到社工作，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先后应聘担任过总编辑，他还请来熊佛西、邵荃麟、何家槐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编辑副刊。
报纸连续发表过多篇社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全力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杀敌的斗争，包括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报社开展过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捐集十万个救急包活动、捐献滑翔机活动，还印刷过航空版，由空军空投到沦陷区去，出版过《大刚晚报》。
《大刚报》曾以《青黄不接话豫灾》为题发表社论，揭露河南受灾实况，被检察官删去数百字，报纸以“开天窗”形式刊出，以示抗议。1944年报纸揭露湖南贪污腐败成风，被罚停刊三日。
毛健吾经常给报纸写社论写新闻。1943年，他为报纸撰写《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押。他工作勤快，苦干实干，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从1937年算起，毛健吾担任了十年社长，凡遇工作人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必然多方设法救助。十年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因思想政治问题被捕入狱。
抗战八年，《大刚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战胜了艰难困苦，抵制了各种压力，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健吾以为创办新闻托拉斯的梦想即将实现了。他拟定了一个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报纸的计划。计划首先出版上海版、汉口版和南京版。
他太天真了。除汉口版算是顺利出版外，上海版遭到拒绝，南京版迟迟不批。毛健吾饥不择食，竟然与虎谋皮，求助于当年中央政校的老师陈立夫和陈果夫。此时二陈正准备在南京出版报纸，而《大刚报》民间报纸的声誉正好利用，真乃天赐良机。二陈不仅答应解决出版问题，而且提供入股资金。陈立夫提出组成有限公司，原《大刚报》资产核定为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另由三行两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五百万元，合成五千万股，并批给十八万美元官价外汇以购置机器。圈套加诱饵，“二陈”就把他们的这位老门生收入彀中。新董事会中，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不少国民党党棍都当上了董事。《大刚报》虽然得于1946年1月在南京出版，但是大权一步步地落入二陈手中。
毛健吾后来发现自己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虽然在老同事的支持下，还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终于被排除在《大刚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悄然于1948年流落美国。他身在美国，仍然关心国内新闻界的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悍然封闭《新民报》时，他毅然参加了抗议签名的行列。
1949年毛健吾回到香港。他谢绝了香港大学邀请他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聘请，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四人一起宣布起义，随即回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领导上原拟分配他到政协机关，但是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三
1950年2月初一个晚上，我进天津《进步日报》当编辑。总编辑张琴老向我详细交代任务以后，第一个给我介绍的同事就是朱沛人。当天晚上，他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他身材不高，体格偏瘦，留着短背头，操南方调的普通话。此后，我们就比邻而居，共操编务了。他比我先到半年，对《进步日报》从发稿到组版的一套编辑程序十分熟练。我遇到什么问题向他求教时，他总是不吝赐教，比比划划地提出一些办法。
五十年代初，报纸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排铅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最后才印刷出版。那时的编辑发完稿子，要到排字房去，和排字工人一起拼版，直到看完大样，才算完工，常常长达十来个小时。工作中有些空闲，我们海阔天空地漫话古今中外。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抗战爆发，在浙江省一个地方参加报纸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他被邀请去任副总编辑。
朱沛人虽然在国民党报纸中身居要职，却没有一叶障目，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富强。1947年7月29日，报社另一副总编辑陆铿在报纸上揭发孔祥熙非法套汇，朱沛人予以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朱沛人也遭到训斥。1948年6月11日，他和陆铿联名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
1957年5月间的鸣放阶段，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几篇短文。他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合乎政府一再提出的鸣放号召的。但是，文章既不合乎他的身份，又不合乎上司的要求，乃被收入右派网中。又因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过要职，于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