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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文物局文物评审专家、广州大学建筑学院汤国华教授在指导沙面南街16-18号原东方汇理银行建筑修葺工程时，惊奇地发现二楼的一个房间内，两个室内门套和一个壁炉均做了火焰状装饰，一眼判断出属于古代波斯帝国特色。笔者循着汤教授发现的这一线索继续追踪，在沙面岛上找到一系列巴斯人建筑，为清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见证。
说起“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从古到今，国际贸易在这个城市几乎从未中断过。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中东玻璃器，证明至少在秦末汉初时，广州就已跟中西亚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1757年，乾隆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钦定广州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开始“一口通商”时代。195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创办。即使在艰辛岁月，周总理仍排除万难，亲临广州协调各方，使广交会能如期进行。
18世纪以来，有一群来自印度的商人在广州扎根耕耘。这是一个神秘而特殊的族群——巴斯人（Parsi或Parsee）。今日广州黄埔船厂里仍保留着他们的集体墓地。巴斯人是古代波斯人的后代，信奉拜火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部分信徒移居印度西部海岸。这个族群富于进取精神，重视教育，擅长经商，在西方势力侵入印度后，他们定居孟买、加尔各答等地，并追随英国商人来华贸易。他们是广州十三行时代重要的洋商群体，被称为“港脚”商人。从1861年起，他们就在沙面租界留下了不少建筑。这些建筑证明，巴斯商人群体在鸦片战争后仍留在广州。
当时的广州人把巴斯人叫做“白头”，因为他们的服饰有白布缠头的特点，以此与欧洲人相区别。到1840年前后，中国官方文书也直接把巴斯人称为“白头人”。1829年，巴斯人在澳门建立墓园，门口铭牌写着中文“白头坟”，门外马路叫“白头马路”。在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巴斯人俱乐部叫做“白头总会”。
初到广州
1840年以前，广州口岸的巴斯商人约占来华外商的1/3。1828年至1840年间，侨居广州的巴斯人达40人至50人。巴斯商人有着突出的经商、金融才能。1756年巴斯商人希尔治·治瓦治·瑞迪满力（HeerjeeJeewajeeReadymoney）率先来到广州经商。1819年，瑞迪满力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银行“广州银行”（CantonBank），并发行有防伪水印的第一套银行钞票。这意味着，早在鸦片战争前30年，广州就已经出现了近代银行。巴斯人还在早期的东藩汇理银行（丽如银行）、渣打银行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汇丰银行最早一批股东中也有巴斯人的身影。
巴斯商人来到广州，最重要的业务是把印度棉花运销中国。印度有着4000多年种植棉花的历史，质量好，产量高，弥补了中国棉花产量的不足，棉花贸易也成为利润极其丰厚的生意。怡和洋行大概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洋行，这家洋行后来以经营航运、地产著称。
1840年以后，巴斯商人仍留在广州十三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十三行被焚毁，巴斯商人一度转移到珠江对面的河南鳌洲（今海珠区南华西街鳌洲社区）。1861年，英、法两国租下沙面租界。沙面本是沉积而成的沙洲，清政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帮英、法把这一片沙洲填筑为陆地。据沙面工部局主席史密斯在日志中的记载，1861年沙面第一次土地拍卖时，实力雄厚的巴斯商人把底价4000美元的沙面南街地块炒到5000美元至8000美元。在沙面形成初期，巴斯人已购买了临江最好的土地。
巴伦治洋行
跨过沙面东桥，走进沙面南街，过了法国领事馆旧址（今外事博物馆），16-18号就是汤教授发现拜火教房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继续西行，沙面南街24号是一栋三层后期折衷主义建筑，希腊山花下面有一行英文：“PallonjeeHouse”（巴伦治屋）。“Pallonjee”是典型的巴斯人名字。巴伦治洋行是巴斯商人在广州最早开设的商行之一，1794年开始营业，主营商品是丝绸、香料、棉纱等。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巴伦治洋行（Messrs.CawasjeePallanjee&Co.）是香港一家古老而出名的印度行号，也是第一家在香港开办事处的印度公司，原为孟买架赊治·巴文治公司的子公司。这家子公司于1794年由考瓦斯治·巴伦治（CawasjeePallanjee）在广州建立，生意兴旺。鸦片战争开始后，公司被迫移至澳门，但葡萄牙人不欢迎其他外国人，遂于1841年迁至香港，后来成为香港的重要纱商。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巴伦治洋行怎么说，香港就怎么做。”它主导了棉纱的生产方向。一战后不久，公司开始走下坡路，20世纪中叶时，该洋行渐渐为人所遗忘。
虽然沙面的“Pallonjee”與学者考究的“Pallanjee”在拼写上有一字之差，但发音几乎一致，笔者相信，沙面的这座巴伦治屋就是巴伦治洋行的广州分行，后来可能因抵押贷款逾期未还，被汇丰银行收回，变成了汇丰银行宿舍。
咪打住宅
20世纪初年，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建筑师伯捷在广州执业，他与美国建筑师帕内合作开设事务所“治平洋行”，留下了大量地标式作品，大元帅府旧址即是其一。百年之后，伯捷在沙面的建筑作品仍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座便是咪打住宅。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着不少帕内亲自拍摄的广州老照片，每张都附有手写文字标注。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座三层三个连续拱券建筑，这明显是沙面南街30号，图书馆的说明是：“1905年治平洋行为M.N.Nukha先生的房子做设计进行加建。名字的拼写不太清楚，很可能是Nukha。”
遗憾的是，图书馆在辨认手写体英文时出错。在原有的手写文字标注中，姓名后面跟着个括号，写着“加尔各答”，整句英文应该是：“ResidenceforMr.M.N.MehtaCalcutta）Shameen，Canton”，即“来自加尔各答的咪打先生在广州沙面的住宅”。在那个时代，巴斯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主要城市，方便从事对外贸易。 咪打住宅屋主的全名是孖湾治·那那皮·咪打（MerwanjeeNanabhoyMehta）。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巴斯人名字。咪打于185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在本地读高中，之后到加尔各答的大学深造，21岁创办昌利洋行，从事远东贸易。在经商25年中，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在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到宏大规模。
昌利洋行于1905年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也就是在这一年，咪打买下了沙面南街30号原两层建筑，请建筑师伯捷帮他扩建为三层，并在屋顶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山花，使得原本有些呆板的建筑有了灵动之感，可惜的是，这个山花如今已经消失。1911年，《两广官报》列出沙面《洋商行栈字号清单》，其中一间写的就是“乜打（即昌利洋行）”。咪打在沙面还拥有其它房屋。在1910年代的英文地图中，今沙面北街91-99号位置有一建筑物叫做“昌利排屋”（MehtaTerrace），显然也是咪打名下物业。他的传记被《印度人物百科全书》收录，可以算是印度名人之一。
“沙面第一楼”
沙面一街3号是规模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被文物界、媒体誉为“沙面第一楼”。据广州大学建筑史专家彭长歆研究，这也是建筑师伯捷的作品。大楼每层均设置多个壁炉，栏杆图案别具一格，极尽豪华，外墙装饰图案具有神秘色彩。2007年，这座大楼曾被租户非法改造，破坏了建筑内部的壁炉、花阶砖等构件与装饰。
过去，这座“沙面第一楼”长期被误称为“东方汇理银行”。之所以有此错误，是因为学者陈炳松在198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外国洋行在广州布局的今昔概况》。文中写道：“法国亦有一家银行，其地址座落沙面一街三号，现在是广州海运管理局办公大楼。”笔者查阅《广州市志》卷四《交通邮电志》，交通部广州海运管理局位于沙面南街16-18号，也即是汤国华教授发现拜火教房间的那座建筑。
笔者查阅多个年度的英文《行名录》《全国银行年鉴》以及《广州商业行名录》，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广州分行当年一直在沙面南街16-18号（即法租界7号、珠江路18号），没有证据表明它曾遷址沙面一街3号。在1910年代的沙面英文地图上，沙面一街3号的这座建筑叫做“BomanjeeBuilding”，中文名应为“马文治大厦”。《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也把“Bomanjee&Co.”称为“马文治洋行”。1926年上海出版的《中国商务名录》中，马文治洋行的大股东是加兰治（N.B.Karanjee）。加兰治家族还同时拥有沙面大街19-29号“加兰治排屋”（KaranjeeTerrace），就在马文治大厦后面。据《沙面日记》记载，加兰治排屋是整个沙面最早架设电灯的建筑。
《纽约时报》名记者哈雷特·阿班曾回忆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期他住在沙面的情形：“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克斯和托弗雷德瑞克·泰森的帮助下，我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当时的泰森标准石油的员工，被总部派驻广东。在那种情况下，公司大多数的外籍职员被调离了沙面岛，业务全部中止了。公司在沙面岛的保曼基大厦（BomanjeeBuilding）租了好几套公寓，每套都装得十分讲究。泰森将其中一套转租给我，价格相当低。”“保曼基大厦”是直译，正确译法应是“马文治大厦”。
从各年度的《行名录》中，笔者还查到“ClubLusitano”，即葡人俱乐部，也称西洋会馆，曾设在大厦内。显然，马文治大厦曾分开租给不同用户，各种闲杂人等均可出入。在广州收藏家周俊荣先生收藏的一张老照片上，这座建筑英文标注写的是“Hotel”，可以认为，马文治大厦后来曾改成酒店，商住两用。
结语
巴斯人在广州经商，积累了很多财富，也十分热心慈善事业。创办于1835年的广州博济医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沙面的巴斯人几乎每年都向博济医院捐款，使医院可以向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922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哈维医生来到医院，并带来了一部手提X光机。不久，巴斯商人毕爹利（M.J.Patell）来看病，用X光机查出了胆结石，医院成功为他做了手术。毕爹利十分感激，随后向医院捐赠了一台大型X光设备，医院由此得以成立放射科。仅在1923年一年里，放射科就为病人做了1000次检查，可谓造福人群。毕爹利洋行当年位于沙面法租界22号，毕爹利家族是最早定居孟买的巴斯商人，先为葡萄牙人服务，后又为英国人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世袭的Patell（贵族）称号，遂以此为姓。
后来，沙面的巴斯人迁居香港，也有不少人回到印度。近年的一项统计表明，香港目前还有数百巴斯人。他们在铜锣湾礼顿道101号兴建了一座善乐施大厦，留出少数楼层作为拜火教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会址，定期进行礼拜活动，其余楼层用于出租。
巴斯商人在广州沙面留下了众多建筑，却一向不为世人所知。笔者认为，我们应考虑对这些建筑作全面调研，尽量保留其原有的建筑装饰元素，对价值较高的建筑提升保护级别，增设说明牌，进一步彰显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说起“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从古到今，国际贸易在这个城市几乎从未中断过。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中东玻璃器，证明至少在秦末汉初时，广州就已跟中西亚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1757年，乾隆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钦定广州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开始“一口通商”时代。195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创办。即使在艰辛岁月，周总理仍排除万难，亲临广州协调各方，使广交会能如期进行。
18世纪以来，有一群来自印度的商人在广州扎根耕耘。这是一个神秘而特殊的族群——巴斯人（Parsi或Parsee）。今日广州黄埔船厂里仍保留着他们的集体墓地。巴斯人是古代波斯人的后代，信奉拜火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部分信徒移居印度西部海岸。这个族群富于进取精神，重视教育，擅长经商，在西方势力侵入印度后，他们定居孟买、加尔各答等地，并追随英国商人来华贸易。他们是广州十三行时代重要的洋商群体，被称为“港脚”商人。从1861年起，他们就在沙面租界留下了不少建筑。这些建筑证明，巴斯商人群体在鸦片战争后仍留在广州。
当时的广州人把巴斯人叫做“白头”，因为他们的服饰有白布缠头的特点，以此与欧洲人相区别。到1840年前后，中国官方文书也直接把巴斯人称为“白头人”。1829年，巴斯人在澳门建立墓园，门口铭牌写着中文“白头坟”，门外马路叫“白头马路”。在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巴斯人俱乐部叫做“白头总会”。
初到广州
1840年以前，广州口岸的巴斯商人约占来华外商的1/3。1828年至1840年间，侨居广州的巴斯人达40人至50人。巴斯商人有着突出的经商、金融才能。1756年巴斯商人希尔治·治瓦治·瑞迪满力（HeerjeeJeewajeeReadymoney）率先来到广州经商。1819年，瑞迪满力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银行“广州银行”（CantonBank），并发行有防伪水印的第一套银行钞票。这意味着，早在鸦片战争前30年，广州就已经出现了近代银行。巴斯人还在早期的东藩汇理银行（丽如银行）、渣打银行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汇丰银行最早一批股东中也有巴斯人的身影。
巴斯商人来到广州，最重要的业务是把印度棉花运销中国。印度有着4000多年种植棉花的历史，质量好，产量高，弥补了中国棉花产量的不足，棉花贸易也成为利润极其丰厚的生意。怡和洋行大概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洋行，这家洋行后来以经营航运、地产著称。
1840年以后，巴斯商人仍留在广州十三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十三行被焚毁，巴斯商人一度转移到珠江对面的河南鳌洲（今海珠区南华西街鳌洲社区）。1861年，英、法两国租下沙面租界。沙面本是沉积而成的沙洲，清政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帮英、法把这一片沙洲填筑为陆地。据沙面工部局主席史密斯在日志中的记载，1861年沙面第一次土地拍卖时，实力雄厚的巴斯商人把底价4000美元的沙面南街地块炒到5000美元至8000美元。在沙面形成初期，巴斯人已购买了临江最好的土地。
巴伦治洋行
跨过沙面东桥，走进沙面南街，过了法国领事馆旧址（今外事博物馆），16-18号就是汤教授发现拜火教房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继续西行，沙面南街24号是一栋三层后期折衷主义建筑，希腊山花下面有一行英文：“PallonjeeHouse”（巴伦治屋）。“Pallonjee”是典型的巴斯人名字。巴伦治洋行是巴斯商人在广州最早开设的商行之一，1794年开始营业，主营商品是丝绸、香料、棉纱等。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巴伦治洋行（Messrs.CawasjeePallanjee&Co.）是香港一家古老而出名的印度行号，也是第一家在香港开办事处的印度公司，原为孟买架赊治·巴文治公司的子公司。这家子公司于1794年由考瓦斯治·巴伦治（CawasjeePallanjee）在广州建立，生意兴旺。鸦片战争开始后，公司被迫移至澳门，但葡萄牙人不欢迎其他外国人，遂于1841年迁至香港，后来成为香港的重要纱商。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巴伦治洋行怎么说，香港就怎么做。”它主导了棉纱的生产方向。一战后不久，公司开始走下坡路，20世纪中叶时，该洋行渐渐为人所遗忘。
虽然沙面的“Pallonjee”與学者考究的“Pallanjee”在拼写上有一字之差，但发音几乎一致，笔者相信，沙面的这座巴伦治屋就是巴伦治洋行的广州分行，后来可能因抵押贷款逾期未还，被汇丰银行收回，变成了汇丰银行宿舍。
咪打住宅
20世纪初年，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建筑师伯捷在广州执业，他与美国建筑师帕内合作开设事务所“治平洋行”，留下了大量地标式作品，大元帅府旧址即是其一。百年之后，伯捷在沙面的建筑作品仍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座便是咪打住宅。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着不少帕内亲自拍摄的广州老照片，每张都附有手写文字标注。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座三层三个连续拱券建筑，这明显是沙面南街30号，图书馆的说明是：“1905年治平洋行为M.N.Nukha先生的房子做设计进行加建。名字的拼写不太清楚，很可能是Nukha。”
遗憾的是，图书馆在辨认手写体英文时出错。在原有的手写文字标注中，姓名后面跟着个括号，写着“加尔各答”，整句英文应该是：“ResidenceforMr.M.N.MehtaCalcutta）Shameen，Canton”，即“来自加尔各答的咪打先生在广州沙面的住宅”。在那个时代，巴斯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主要城市，方便从事对外贸易。 咪打住宅屋主的全名是孖湾治·那那皮·咪打（MerwanjeeNanabhoyMehta）。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巴斯人名字。咪打于185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在本地读高中，之后到加尔各答的大学深造，21岁创办昌利洋行，从事远东贸易。在经商25年中，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在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到宏大规模。
昌利洋行于1905年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也就是在这一年，咪打买下了沙面南街30号原两层建筑，请建筑师伯捷帮他扩建为三层，并在屋顶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山花，使得原本有些呆板的建筑有了灵动之感，可惜的是，这个山花如今已经消失。1911年，《两广官报》列出沙面《洋商行栈字号清单》，其中一间写的就是“乜打（即昌利洋行）”。咪打在沙面还拥有其它房屋。在1910年代的英文地图中，今沙面北街91-99号位置有一建筑物叫做“昌利排屋”（MehtaTerrace），显然也是咪打名下物业。他的传记被《印度人物百科全书》收录，可以算是印度名人之一。
“沙面第一楼”
沙面一街3号是规模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被文物界、媒体誉为“沙面第一楼”。据广州大学建筑史专家彭长歆研究，这也是建筑师伯捷的作品。大楼每层均设置多个壁炉，栏杆图案别具一格，极尽豪华，外墙装饰图案具有神秘色彩。2007年，这座大楼曾被租户非法改造，破坏了建筑内部的壁炉、花阶砖等构件与装饰。
过去，这座“沙面第一楼”长期被误称为“东方汇理银行”。之所以有此错误，是因为学者陈炳松在198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外国洋行在广州布局的今昔概况》。文中写道：“法国亦有一家银行，其地址座落沙面一街三号，现在是广州海运管理局办公大楼。”笔者查阅《广州市志》卷四《交通邮电志》，交通部广州海运管理局位于沙面南街16-18号，也即是汤国华教授发现拜火教房间的那座建筑。
笔者查阅多个年度的英文《行名录》《全国银行年鉴》以及《广州商业行名录》，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广州分行当年一直在沙面南街16-18号（即法租界7号、珠江路18号），没有证据表明它曾遷址沙面一街3号。在1910年代的沙面英文地图上，沙面一街3号的这座建筑叫做“BomanjeeBuilding”，中文名应为“马文治大厦”。《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也把“Bomanjee&Co.”称为“马文治洋行”。1926年上海出版的《中国商务名录》中，马文治洋行的大股东是加兰治（N.B.Karanjee）。加兰治家族还同时拥有沙面大街19-29号“加兰治排屋”（KaranjeeTerrace），就在马文治大厦后面。据《沙面日记》记载，加兰治排屋是整个沙面最早架设电灯的建筑。
《纽约时报》名记者哈雷特·阿班曾回忆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期他住在沙面的情形：“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克斯和托弗雷德瑞克·泰森的帮助下，我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当时的泰森标准石油的员工，被总部派驻广东。在那种情况下，公司大多数的外籍职员被调离了沙面岛，业务全部中止了。公司在沙面岛的保曼基大厦（BomanjeeBuilding）租了好几套公寓，每套都装得十分讲究。泰森将其中一套转租给我，价格相当低。”“保曼基大厦”是直译，正确译法应是“马文治大厦”。
从各年度的《行名录》中，笔者还查到“ClubLusitano”，即葡人俱乐部，也称西洋会馆，曾设在大厦内。显然，马文治大厦曾分开租给不同用户，各种闲杂人等均可出入。在广州收藏家周俊荣先生收藏的一张老照片上，这座建筑英文标注写的是“Hotel”，可以认为，马文治大厦后来曾改成酒店，商住两用。
结语
巴斯人在广州经商，积累了很多财富，也十分热心慈善事业。创办于1835年的广州博济医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沙面的巴斯人几乎每年都向博济医院捐款，使医院可以向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922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哈维医生来到医院，并带来了一部手提X光机。不久，巴斯商人毕爹利（M.J.Patell）来看病，用X光机查出了胆结石，医院成功为他做了手术。毕爹利十分感激，随后向医院捐赠了一台大型X光设备，医院由此得以成立放射科。仅在1923年一年里，放射科就为病人做了1000次检查，可谓造福人群。毕爹利洋行当年位于沙面法租界22号，毕爹利家族是最早定居孟买的巴斯商人，先为葡萄牙人服务，后又为英国人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世袭的Patell（贵族）称号，遂以此为姓。
后来，沙面的巴斯人迁居香港，也有不少人回到印度。近年的一项统计表明，香港目前还有数百巴斯人。他们在铜锣湾礼顿道101号兴建了一座善乐施大厦，留出少数楼层作为拜火教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会址，定期进行礼拜活动，其余楼层用于出租。
巴斯商人在广州沙面留下了众多建筑，却一向不为世人所知。笔者认为，我们应考虑对这些建筑作全面调研，尽量保留其原有的建筑装饰元素，对价值较高的建筑提升保护级别，增设说明牌，进一步彰显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