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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形势“新常态”运行下，2015年精准扶贫理论的确立无疑给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与路径。凤凰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从属武陵山片区区域扶贫开发攻坚规划的71个县市之一。在具有本区主要贫困状况与特殊困难特征的同时，却又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这使得扶贫工作在凤凰县的开展，既有区域共性，又有自身特性。通常的，扶贫工作的对象定义为低收入群体。目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创业在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商业模式创新，而较少涉及到将低收入创业者作为产业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到整体进行研究。本文对已有的创业扶贫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分析，并尝试分析低收入群体（贫困群体）创业对减贫的作用，即对地区扶贫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创业企业；旅游创业；扶贫绩效
一、 引言
长期以来，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依赖于国家政策与资金扶持，“输血”模式的边际效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步减弱。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到了必须开拓新思维、新路径采取新模式的时候。国际上，Prahalad（2003）[1]发掘并认定了BOP（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商业潜力。Bourguignon，f.[2]（2004），Kraay，A.（2004）[3]指出经济增长状况与贫困发生之间的强相关性。Roezlle，S.等（2000）[4]，VanSandt&Munksh.（2012）[5]认为依靠政府单方面扶贫的效率低下，通过政府、企业、商业机构的合作则是新的发展路径。Golja&Pozega（2012）[6]主张将BOP（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企业的价值链中去。Hart（2015）[7]则进一步指出培育BOP群体的创业对减贫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地作用。从国内的研究上来看，邢小强等（2010）[8]认为BOP群体是企业利益的关键组分之一。周伟，黄祥芳（2013）[9]认为应将政府导向的“输血”扶贫转变为市场导向的“造血”扶贫。黄承伟等（2015）[10]认为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社会扶贫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构成了当前创业扶贫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不过现有研究仍然单一集中在针对低收入群体即本文研究所指的贫困群体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或仅是把贫困群体作为产业链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将贫困群体视作独立的创业个体来研究其创业行为对减贫的作用。因而，深入探索贫困群体的创业发展规律，特别是创业行为对减贫效应亦即扶贫绩效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域概况
凤凰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内一个典型的贫困县。全县辖4乡13镇，总人口421557人。同时凤凰县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旅游强县、国家AAAA级景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行业蓬勃发展，从事旅游行业的常住居民众多，截止到2014年全县旅游收入已达80.98亿元。由此形成了凤凰县独特的扶贫工作格局，既具有全区主要贫困状况与特殊困难特征，又具备独占的优势旅游资源。因而，当地政府着力在本区发展旅游产业，以期整体经济指标的增长与民生环境的改善，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凤凰县统计年鉴，重点选择了2001-2014年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旅游企业数量、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典型指标。同时，部分未纳入到统计年鉴的数据，则通过笔者实地走访当地相关部门，调阅档案数据查询获得。在调查过程中，对旅游企业主、当地常住居民、旅游业从业者、登记在册的贫困人员、主管部门负责人等的典型代表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访谈以开放式提问的形式对凤凰县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旅游产业发展状况、现实贫困状况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未来的发展构想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通过深度访谈，较为全面的掌握了凤凰县旅游业发展与扶贫工作现状，检验数据的信度，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严谨性。
三、 凤凰县旅游创业企业与扶贫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凤凰县因其独具的旅游资源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改善就业形势，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摆脱贫困面貌，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显然是可行的。利用优势产业的发展，引导和促进贫困人群从传统产业中“走出来”，通过创业来实现减贫乃至致富则显得尤为紧迫与必须。
（一）凤凰县2001-2014年国民经济与旅游创业企业发展主要指标分析
笔者在进行研究分析前，尽可能的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来测度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实证数据易获得，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分析效度亦较高（如图1）。凤凰县作为景区进行开发的起点时间是2001年，自此开始将旅游产业作为全县支柱产业来进行发展。通常的，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基于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数据分析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具备较高的信度（如图2）。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凤凰县2001-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随人均GDP的上升而稳步上升，符合基本的经济运行预期规律。凤凰县以旅游业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而作为旅游业构成的主体之一，旅游企业的数量的变化则与旅游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分析旅游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本地旅游业发展态势。一方面，从区域全局来看，贫困人群（低收入群体）进行创业的行业路径选择、商业模式选择，从本地区主导产业入手进入难度较小，风险较低，获得创业成功的概率相对更大。近似的，可以将本地区旅游企业的增加量视作贫困群体从事创业活动而产生的新办企业数量。另一方面，在研究特定地区人口生活水平时，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进行测度，旅游企业的增加与旅游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产生影响。故而将以上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凤凰县旅游创业企业对地区经济指标的影响，即扶贫绩效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 8.0对已获取的时序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获取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其表达式为：y = w'x+e，e为误差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因调研所涉及的数据在统一计量单位后数值差异过大，故对所有时序数据做自然对数处理，缩小差值，便于计算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旅游创业企业数量与旅游收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基尼系数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实证结果可知，旅游创业企业的增长与发展，带动了旅游收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降低了所在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减贫效果显著。
四、 结论与建议
以凤凰县为例的连片特困地区旅游创业企业的扶贫绩效评价实证研究表明：在地区普遍贫困状况与扶贫现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利用本区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扶持贫困人群的创业行为。使之实现减贫、脱贫乃至致富是可行。旅游创业企业发展的显著减贫绩效对同属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其他区域带去了可以模仿的路径，树立了成功的榜样。不过，在连片特困地区大力推广创业扶贫仍有几点值得注意：（1）强化政策扶持：连片特困地区产业基础薄弱，贫困人群观念落后，推动贫困人群进行创业减贫就要求政府在既要引导其观念的改变，又要在财税、准入审批等部门加大对创业企业尤其是贫困人群创业所兴办企业的支持；（2）依托优势产业：地区的贫困现实决定了通过创业来减贫不是在每一个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成功的，薄弱的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创业者必须将有限的创业资源投入到成功概率最大，发展路径、商业模式最易选择的行业中去，即该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在凤凰县，优势特色支柱产业则是旅游业。同属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其他区域也亦应当因地制宜的选择自身所具备的优势特色产业来发展创业扶贫；（3）全面减贫不能完全依托创业企业的发展来实现，创业扶贫对不同纬度的贫困所起的减贫作用并不一致的显著，对于不显著的贫困维度扶贫，应充分发挥所在地主管部门与各级政府“一致行动”的优势来加以改变。（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校级），项目名称：精准扶贫视角下BOP创业企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扶贫效果的测度研究——以凤凰县为例，编号：JGY201506。
参考文献：
[1] Prahalad，C.K.，Hart，S.L..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Strategy + Business[J].2002（26）： 54-67.
[2] Bourguignon，F.，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Z].World Bank，Working Parper.2004.
[3] Kraay，A.，When is growth pro-poor？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0（1）.
[4] Rozelle，S.，Zhang，LX，Huang，J，k，China`s War on Poverty[Z].Working Paper No.60，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2000.
[5] VanSandt&Munksh.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Partnerships： A Road Less Travelled for Business， Governments， and Entrepreneur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2012（13）：321-332.
[6] Golja&Pozega. Changes in body composi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 country in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AnthropologischerAnzeiger[J].2012（3）：261-271.
[7] Jarrett Hart，DraganMiljkovic，SaleemShaik，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J]. Applied Economics， 2015， Vol.47 （12）， pp.1230-1247.
[8] 邢小强 周江华 仝允桓.面向低收入群体市场的创新研究，科学学研[J].2010（10）：1564-1570.
[9] 周伟 黄祥芳.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调查与扶贫研究，贵州社会科学[J].2013（3）：118-124.
[10] 黄承伟 刘欣.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5（01）：157-162.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创业企业；旅游创业；扶贫绩效
一、 引言
长期以来，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依赖于国家政策与资金扶持，“输血”模式的边际效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步减弱。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到了必须开拓新思维、新路径采取新模式的时候。国际上，Prahalad（2003）[1]发掘并认定了BOP（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商业潜力。Bourguignon，f.[2]（2004），Kraay，A.（2004）[3]指出经济增长状况与贫困发生之间的强相关性。Roezlle，S.等（2000）[4]，VanSandt&Munksh.（2012）[5]认为依靠政府单方面扶贫的效率低下，通过政府、企业、商业机构的合作则是新的发展路径。Golja&Pozega（2012）[6]主张将BOP（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企业的价值链中去。Hart（2015）[7]则进一步指出培育BOP群体的创业对减贫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地作用。从国内的研究上来看，邢小强等（2010）[8]认为BOP群体是企业利益的关键组分之一。周伟，黄祥芳（2013）[9]认为应将政府导向的“输血”扶贫转变为市场导向的“造血”扶贫。黄承伟等（2015）[10]认为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社会扶贫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构成了当前创业扶贫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不过现有研究仍然单一集中在针对低收入群体即本文研究所指的贫困群体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或仅是把贫困群体作为产业链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将贫困群体视作独立的创业个体来研究其创业行为对减贫的作用。因而，深入探索贫困群体的创业发展规律，特别是创业行为对减贫效应亦即扶贫绩效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域概况
凤凰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内一个典型的贫困县。全县辖4乡13镇，总人口421557人。同时凤凰县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旅游强县、国家AAAA级景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行业蓬勃发展，从事旅游行业的常住居民众多，截止到2014年全县旅游收入已达80.98亿元。由此形成了凤凰县独特的扶贫工作格局，既具有全区主要贫困状况与特殊困难特征，又具备独占的优势旅游资源。因而，当地政府着力在本区发展旅游产业，以期整体经济指标的增长与民生环境的改善，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凤凰县统计年鉴，重点选择了2001-2014年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旅游企业数量、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典型指标。同时，部分未纳入到统计年鉴的数据，则通过笔者实地走访当地相关部门，调阅档案数据查询获得。在调查过程中，对旅游企业主、当地常住居民、旅游业从业者、登记在册的贫困人员、主管部门负责人等的典型代表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访谈以开放式提问的形式对凤凰县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旅游产业发展状况、现实贫困状况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未来的发展构想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通过深度访谈，较为全面的掌握了凤凰县旅游业发展与扶贫工作现状，检验数据的信度，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严谨性。
三、 凤凰县旅游创业企业与扶贫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凤凰县因其独具的旅游资源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改善就业形势，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摆脱贫困面貌，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显然是可行的。利用优势产业的发展，引导和促进贫困人群从传统产业中“走出来”，通过创业来实现减贫乃至致富则显得尤为紧迫与必须。
（一）凤凰县2001-2014年国民经济与旅游创业企业发展主要指标分析
笔者在进行研究分析前，尽可能的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来测度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实证数据易获得，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分析效度亦较高（如图1）。凤凰县作为景区进行开发的起点时间是2001年，自此开始将旅游产业作为全县支柱产业来进行发展。通常的，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基于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数据分析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具备较高的信度（如图2）。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凤凰县2001-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随人均GDP的上升而稳步上升，符合基本的经济运行预期规律。凤凰县以旅游业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而作为旅游业构成的主体之一，旅游企业的数量的变化则与旅游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分析旅游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本地旅游业发展态势。一方面，从区域全局来看，贫困人群（低收入群体）进行创业的行业路径选择、商业模式选择，从本地区主导产业入手进入难度较小，风险较低，获得创业成功的概率相对更大。近似的，可以将本地区旅游企业的增加量视作贫困群体从事创业活动而产生的新办企业数量。另一方面，在研究特定地区人口生活水平时，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进行测度，旅游企业的增加与旅游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产生影响。故而将以上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凤凰县旅游创业企业对地区经济指标的影响，即扶贫绩效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 8.0对已获取的时序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获取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其表达式为：y = w'x+e，e为误差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因调研所涉及的数据在统一计量单位后数值差异过大，故对所有时序数据做自然对数处理，缩小差值，便于计算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旅游创业企业数量与旅游收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基尼系数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实证结果可知，旅游创业企业的增长与发展，带动了旅游收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降低了所在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减贫效果显著。
四、 结论与建议
以凤凰县为例的连片特困地区旅游创业企业的扶贫绩效评价实证研究表明：在地区普遍贫困状况与扶贫现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利用本区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扶持贫困人群的创业行为。使之实现减贫、脱贫乃至致富是可行。旅游创业企业发展的显著减贫绩效对同属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其他区域带去了可以模仿的路径，树立了成功的榜样。不过，在连片特困地区大力推广创业扶贫仍有几点值得注意：（1）强化政策扶持：连片特困地区产业基础薄弱，贫困人群观念落后，推动贫困人群进行创业减贫就要求政府在既要引导其观念的改变，又要在财税、准入审批等部门加大对创业企业尤其是贫困人群创业所兴办企业的支持；（2）依托优势产业：地区的贫困现实决定了通过创业来减贫不是在每一个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成功的，薄弱的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创业者必须将有限的创业资源投入到成功概率最大，发展路径、商业模式最易选择的行业中去，即该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在凤凰县，优势特色支柱产业则是旅游业。同属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其他区域也亦应当因地制宜的选择自身所具备的优势特色产业来发展创业扶贫；（3）全面减贫不能完全依托创业企业的发展来实现，创业扶贫对不同纬度的贫困所起的减贫作用并不一致的显著，对于不显著的贫困维度扶贫，应充分发挥所在地主管部门与各级政府“一致行动”的优势来加以改变。（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校级），项目名称：精准扶贫视角下BOP创业企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扶贫效果的测度研究——以凤凰县为例，编号：JGY201506。
参考文献：
[1] Prahalad，C.K.，Hart，S.L..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Strategy + Business[J].2002（26）： 54-67.
[2] Bourguignon，F.，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Z].World Bank，Working Parper.2004.
[3] Kraay，A.，When is growth pro-poor？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0（1）.
[4] Rozelle，S.，Zhang，LX，Huang，J，k，China`s War on Poverty[Z].Working Paper No.60，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2000.
[5] VanSandt&Munksh.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Partnerships： A Road Less Travelled for Business， Governments， and Entrepreneur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2012（13）：321-332.
[6] Golja&Pozega. Changes in body composi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 country in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AnthropologischerAnzeiger[J].2012（3）：261-271.
[7] Jarrett Hart，DraganMiljkovic，SaleemShaik，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J]. Applied Economics， 2015， Vol.47 （12）， pp.1230-1247.
[8] 邢小强 周江华 仝允桓.面向低收入群体市场的创新研究，科学学研[J].2010（10）：1564-1570.
[9] 周伟 黄祥芳.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调查与扶贫研究，贵州社会科学[J].2013（3）：118-124.
[10] 黄承伟 刘欣.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5（01）：15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