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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这引发了空前高涨的环保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保护环境最终的、也最具有强制力的救济手段——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其中，正确认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了解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分析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障碍性因素，逐步探索构建现阶段下的环境诉讼制度成为研究重点。而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障碍性因素；初步探索
当前，我国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和环境敏感期共存、环境风险高发期和环境维权意识升级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寻找一种法律武器捍卫环境公共利益必要且紧迫。其中，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作为正在成长过程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由于其自身的超前性、公益性及时代的局限性，其建立或完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因此，我们需要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一、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障碍性因素
（一）在法律规定上，公民环境权的空白及具体制度的缺失。
（1）结合外国的实践可知，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在环境立法中都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立法支撑，而我国当前的环境立法中还没专门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权利的存在是救济的前提，诉讼法是程序法，需要对应相应的实体权利，司法运作必须根据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为裁判。环境权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体权利前提，环境权应当优先于环境公益诉讼被立法承认，然后出于权利的保障，才存在实施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两者有先后关系。在现行的宪法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环境权，规范的缺失直接导致我们环境公益诉讼失去保护的对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将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的“控告”权利，做扩大化解释，将其理解为向政府有关部门告发以及向司法机关起诉，然而这种理解是非常牵强的，既没有宪法依据，也没有法律认可。
（2）国家现有法律支持环境公益诉讼，法院在处理原告资格上也有所松动，最引人瞩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彻底结束了环境公益诉讼于法无据的局面，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提供了立法支撑。但是这些原则性和间接性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科学详尽的界定，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具有偶然性且举步维艰，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
（二）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和文化难以融合。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就是50年左右，是一个已经存在但非常崭新的制度。它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存在着显著区别。首先，传统的诉讼制度维护的是个人的私权益，诉权的获得者需与案件本身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环境公共利益的原告追求的利益本质上是属于全人类的或者是与一定生态系统或环境单位相联系的共同体所享有的。其次，传统的诉讼制度在案件中往往只是涉及原告、被告、中立的审判机关三类主体，而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不论是何种情况，客观上都存在着审判机关、环境危害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对环境负有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原告四类主体。本质上的冲突性使得其很难在传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宰的诉讼体系中建立稳定、系统的制度，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上就是许多环境公益诉讼被拒之门外。这一点不难从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发展历程发现。
（三）运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巨大的成本。
一方面，与一般的诉讼一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深度与广度的难以确定性阻碍着整个诉讼过程的进行。总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巨额的社会成本支出，并需要社会能够承担这些庞大的成本。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不富裕，目前尚不能承担这种庞大的社会成本。
二、面对现阶段的有限条件，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应有的有益探索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公众或环保组织在知晓了企业污染、破坏环境的信息后，应该首先通知和告知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这些机构不作为和滥作为的情况下，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只有这些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公民和环保组织才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督促、监督他们。检察机关可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行政处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检察机关认为尚不足保护环境公益的，可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未在建议期限内履行职责进行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可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监督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面对环境污染，应先进行行政处罚；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申请法院非诉强制执行，行政处罚执行到位后，环境污染仍没有得到控制，环境公益仍遭受损害的，方可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二）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企业和政府部门不良环境行为的信息公开后，可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压力，推动环境监管部门使执法权保护环境。因此，充分发挥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功能，可以避免一些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推动企业和行政机关主动改正自身的环境不良行为，也就可以减少环境公益诉讼次数，甚或不需要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次，对那些可能影响环境并危及民众健康的项目和排污行为，环境监管部门在做出行政许可之前，组织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公众应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参与权，更有利于环境监管部门作出正确的环境决策，以避免因错误的环境决策而损害环境，从而减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频次。
总之，本文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方面主张以现有法的局部增删改及进行司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具体的体现为：一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程序；二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单项法律的修订，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三通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设定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程序。立法内容上，宜以检察机关和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主导，倡导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到以后各种条件发展成熟，再逐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化，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胡传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因素研究—以云南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2012
[2]吴胜亮.环境公益诉讼的冷思考[D].湖南大学，2008
[3]胡中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限度[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24（6）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障碍性因素；初步探索
当前，我国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和环境敏感期共存、环境风险高发期和环境维权意识升级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寻找一种法律武器捍卫环境公共利益必要且紧迫。其中，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作为正在成长过程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由于其自身的超前性、公益性及时代的局限性，其建立或完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因此，我们需要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一、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障碍性因素
（一）在法律规定上，公民环境权的空白及具体制度的缺失。
（1）结合外国的实践可知，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在环境立法中都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立法支撑，而我国当前的环境立法中还没专门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权利的存在是救济的前提，诉讼法是程序法，需要对应相应的实体权利，司法运作必须根据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为裁判。环境权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体权利前提，环境权应当优先于环境公益诉讼被立法承认，然后出于权利的保障，才存在实施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两者有先后关系。在现行的宪法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环境权，规范的缺失直接导致我们环境公益诉讼失去保护的对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将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的“控告”权利，做扩大化解释，将其理解为向政府有关部门告发以及向司法机关起诉，然而这种理解是非常牵强的，既没有宪法依据，也没有法律认可。
（2）国家现有法律支持环境公益诉讼，法院在处理原告资格上也有所松动，最引人瞩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彻底结束了环境公益诉讼于法无据的局面，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提供了立法支撑。但是这些原则性和间接性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科学详尽的界定，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具有偶然性且举步维艰，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
（二）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和文化难以融合。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就是50年左右，是一个已经存在但非常崭新的制度。它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存在着显著区别。首先，传统的诉讼制度维护的是个人的私权益，诉权的获得者需与案件本身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环境公共利益的原告追求的利益本质上是属于全人类的或者是与一定生态系统或环境单位相联系的共同体所享有的。其次，传统的诉讼制度在案件中往往只是涉及原告、被告、中立的审判机关三类主体，而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不论是何种情况，客观上都存在着审判机关、环境危害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对环境负有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原告四类主体。本质上的冲突性使得其很难在传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宰的诉讼体系中建立稳定、系统的制度，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上就是许多环境公益诉讼被拒之门外。这一点不难从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发展历程发现。
（三）运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巨大的成本。
一方面，与一般的诉讼一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深度与广度的难以确定性阻碍着整个诉讼过程的进行。总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巨额的社会成本支出，并需要社会能够承担这些庞大的成本。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不富裕，目前尚不能承担这种庞大的社会成本。
二、面对现阶段的有限条件，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应有的有益探索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公众或环保组织在知晓了企业污染、破坏环境的信息后，应该首先通知和告知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这些机构不作为和滥作为的情况下，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只有这些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公民和环保组织才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督促、监督他们。检察机关可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行政处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检察机关认为尚不足保护环境公益的，可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未在建议期限内履行职责进行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可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监督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面对环境污染，应先进行行政处罚；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申请法院非诉强制执行，行政处罚执行到位后，环境污染仍没有得到控制，环境公益仍遭受损害的，方可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二）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企业和政府部门不良环境行为的信息公开后，可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压力，推动环境监管部门使执法权保护环境。因此，充分发挥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功能，可以避免一些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推动企业和行政机关主动改正自身的环境不良行为，也就可以减少环境公益诉讼次数，甚或不需要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次，对那些可能影响环境并危及民众健康的项目和排污行为，环境监管部门在做出行政许可之前，组织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公众应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参与权，更有利于环境监管部门作出正确的环境决策，以避免因错误的环境决策而损害环境，从而减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行频次。
总之，本文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方面主张以现有法的局部增删改及进行司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具体的体现为：一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程序；二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单项法律的修订，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三通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设定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程序。立法内容上，宜以检察机关和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主导，倡导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到以后各种条件发展成熟，再逐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化，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胡传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因素研究—以云南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2012
[2]吴胜亮.环境公益诉讼的冷思考[D].湖南大学，2008
[3]胡中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限度[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