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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601788.SH）乌龙指事件发生后，成功解救了被围剿在舆论风口浪尖上长达半年的平安证券。此后，再无媒体或业内人士关注和质疑平安证券保荐的上市公司造假、连降六级、3亿元赔偿金等问题的后续进展，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成为这半年来资本市场上的绝对主角。
乌龙指事件并未因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而结束，其后遗症远未消除，不仅是光大证券原策略投资部总经理杨剑波把证监会告上了法庭，而且光大证券内部的人事结构的大调整也仍然在继续。
光大证券先是清洗了问题部门，而自营业务与投行老人都先后被免职。仅半年的时间，光大证券的人事大调整牵涉数十核心部门共39名负责人，其中包括金融市场总部、固定收益部、运营管理部、信息技术部、多地营业部等多个部门。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针对光大证券内部人事结构的调整采访了杨剑波，他对记者称：“老总换了下面人员当然也会更换，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我认为现在人员结构的调整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后，内部资源的内耗是否会导致一些优秀人才的流失，体制的僵化是否能够让拥有新技术的人才继续发展新业务呢？而监管的漏洞是否也会使这些新业务停滞不前呢？
光大证券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真的能让光大证券自此摆脱乌龙指事件的阴影吗？翻看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出相同的案例，如199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最后以事件主角万国证券公司与申银证券重组而告终，而重组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自此没有逃脱过“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的魔咒。
大换血的人事调整
2012年，光大证券对自营业务进行架构调整，其内部负责自营业务的部门覆盖金融市场总部和策略投资部。但在2013年8月，这两个部门先后陷入“乌龙指事件”中。
先是策略投资部发生了8·16乌龙指事件，三天后，金融市场总部也发生失误操作，其在银行间本币交易系统进行现券买卖点击成交报价时，误将“12附息国债15”债券卖价收益率报高至4.20%，债券面额为1000万元，后被交易对手点击成交。
因被卷入8·16乌龙指事件，光大证券前总裁徐浩明、前董秘梅键、前助理总裁杨赤忠和原策略投资部负责人杨剑波四人主动请辞，最终都被证监会处以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行政处罚。
从8月底至9月初，光大证券董事会决定让董事长袁长清代行总裁职责；副总裁薛峰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而2014年以来，光大证券高管层发生大调整，薛峰兼任党委书记和总裁、胡世明任助理总裁兼董秘、梅键任总裁助理、王勇任首席风险官、陈宏任市场总监、徐丽峰任投行总监。
3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峰。根据3月26日内部名单显示，光大证券解聘梅键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一职，换由陈宏兼任。陈宏目前任市场总监，其曾任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策略投资部）总经理，光大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EO，对经纪业务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公司另外聘任徐丽峰担任投行总监，其曾任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此次人事变动中，光大证券免去金融市场总部董事总经理张晓华、债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姚克铭，聘任叶振宇为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此外，投行高管也在发生剧烈变动。据了解，光大证券投行部涵盖各地小分队、创新融资部、并购融资部。而上海投行“小分队”也出现人事调整，分别聘任朱闽川、易春蕾、董宇、徐頔担任上海四部副总经理、上海二部投行副总裁、上海五部副总经理、上海五部高级项目经理。
光大证券的人事变动力度，在其他业务部门中变动也不小。如在运营管理方面，运营管理总部总经理陈忠义被免职，光大证券聘任邬卫中担任董事总经理。据悉，邬卫中过去长期在光大期货任职，历任风险官、副总经理。另外，光大证券聘请林纪庆、郑毅分别担任债券销售部总经理、固定收益一部副总经理。
受挫于自营业务、投行业务，光大证券有意寻找新的发力点——创新业务。公告显示，光大证券还筹备成立个股期权部、战略发展部，以期新一年打“翻身仗”。
从市场数据来看，一年以来，光大证券股价大幅缩水。截至4月16日收盘价为8.13元，相较2013年8月16日收盘价12.12元而言，市值蒸发132亿元，占目前总市值的46%。
无论光大证券的人事调整怎么变动，乌龙指事件留下的后遗症还需要一步步才能解决，我们不妨从曾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来看，光大证券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否会让其摆脱困境。
万国证券之覆辙
“万国证券，证券王国”，大家都记得当年万国证券在上海虹桥机场竖起的那块著名的广告牌。这一切的缔造者都来自备受争议的万国证券原总裁管金生。
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事件的主角万国证券公司，称得上是券商中的巨无霸，该公司1994年交易量占上海市场的18%，雄居首位。事件发生后万国被合并，国债期货业务被取消，总裁管金生被判刑，上交所总裁尉文渊被免职。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曾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令万国证券这个在当时国内堪称优秀的“证券王国”陷入灭顶之灾。万国证券受到了严肃的查处，它的股票发行资格被中国证监会取消，最终只能与其当时在市场上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合并，组成了新的申银万国证券。
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叱咤风云的“教父”级人物，“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后，他最终以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因为当时并没合适的法律对这一行为定罪，最终不得已用这两个几乎不太沾边的罪名给管金生判了刑。 “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1995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查处。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6年4月，万国证券最终也不能摆脱与申银证券公司合并的命运。事件最终以管金生入狱、尉文渊离任结束。2004年管金生被批准保外就医。
1997年7月2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免，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在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15年后，当年万国的魄力、申银的风采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人事变动、并不出彩的财务报表和上市路上的股权问题。数据显示，2009年申银万国全年净利润为38.95亿元，这与有着相同背景的国泰君安相比，整整落后了25亿元。
南方证券被破产
1995年“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爆发，“冤家”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申银无恙。提出重组万国证券方案的是当时申银证券的总裁阚治东，1996年申银和万国合并，阚治东出任总裁。他曾与管金生、尉文渊并称“上海滩证券三猛人”。
1997年，阚治东却遭遇了重大挫折。由于1996年沪深两地因为金融中心地位之争，上演了一出席卷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二级市场大战。事后，两地诸多金融机构遭到调查，最终阚治东因“负领导责任”于1997年6月被迫离开申银万国证券。
2002年6月，阚治东服从组织安排，带着“拯救南方证券”的梦想出任南方证券总裁。
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时，南方证券账面累计亏损已达23.5亿元，尚不包括自营和代客理财的巨额浮亏和未入账的巨额实亏，也不包括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实际损失。
临危受命的阚治东当务之急是扭转南方证券持续亏损局面，拿出2002年一张及格的“成绩报告单”给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股东，争取支持，使之有喘息之机。
针对南方证券管理成本过高和资金链绷紧的问题，阚治东首先实行的是缩短管理战线、精简管理人员的改革，并同步推进增资扩股和发行金融债及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三大融资计划化解资金压力，同时将风险较大的保本保底的代客理财业务由80亿元压缩到27亿元。
2003年上半年，南方证券盈利3000万元。阚治东的作为曾获得业界良性评价：“老阚把南方证券这台车刹住了，南方证券过去做什么都没有规矩，老阚来后规矩多了。”
接近过阚治东的人曾公开向媒体介绍，当年申银万国证券合并，上海市政府任命阚治东为合并设立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裁，当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万国证券的问题不好解决。但由于有一定授权，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很快在中国证券行业中再次崭露头角。
由此，阚治东得出一条经验：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客观存在的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赋予我多大的管理权限？而在阚治东任职南方证券期间，似乎并没有得到深圳市政府关于资金、政策等一系列拯救南方证券的承诺兑现，而当时南方证券公司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最终，阚治东多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提出辞职，2003年12月8日，深圳市委组织部批准阚治东离职。而南方证券却以阚治东的离任为爆发点，进入史无前例的“接管时代”。
2004年1月2日，是中国证券市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成立的行政接管领导小组开始对南方证券全面接管。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首例。
值得注意的是，接管“宣言”明确表明，南方证券违法违纪。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南方证券公司关闭，但其证券业务继续经营，由深圳市政府组织的清算组即日进场。8月，在承担央行80亿元再贷款的前提下，中国建银投资以3.5亿元的代价收购了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投证券。南方证券就此正式破产。
2006年3月2日，深圳市公安局突然以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罪逮捕阚治东，在看守所关押了21天之后，阚治东获准取保候审。2007年4月30日，案件撤诉，阚治东重获真正自由。比起管金生，阚治东是幸运的。
券商们的教训
除万国证券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和南方证券的破产以外，中国证券市场这20多年来，券商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直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
1997年，广发证券公司违规炒作“南油物业”股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违规炒作“陆家嘴”股票；海通证券违规炒作“上海石化”股票。结果这几家公司的自营业务被暂停，国债回购业务受损，几家公司的总裁被免职，银行行长被撤职。
2000年，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操纵“陕国投”股价。证券公司操纵股价大多与券商违规拆借、违规透支、挪用银行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行为联系在一起。
2002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撤销鞍山证券公司的公告，公告中称：“鉴于鞍山证券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撤销该公司。”于是鞍山证券成为国内券商退市第一家。
2003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不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根据《证券法》第201条，大连证券公司成为首家被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证券经营机构。”
据介绍，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1988年设立。公司成立后，证券业务一度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内控制度不完善，少数高管人员缺乏法律意识，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致使公司资不抵债，经营风险剧增。大连证券是证券公司因少数高管人员违法违规经营而走到破产边缘的典型案例。 2003年6月7日，央行宣布：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决定于当日起撤销该公司，并停止其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
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组成的清算组在清算公告发布的当日进驻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是财政部独资的惟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以资产庞大、业务量大、政策性强、风格凶悍而令人侧目。
2003年11月25日，鉴于佳木斯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中国证监会决定自即日起撤销佳木斯证券，佳木斯证券所属佳木斯、上海、天津证券营业部由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并继续经营。佳木斯证券自然人债务的合法本金及合法利息依法予以偿付。
2003年12月5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由于新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自12月5日起撤销新华证券。新华证券撤销后，新华证券的证券业务及所属证券营业部，由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托管，证券营业部托管后继续经营。新华证券自然人债务合法本金及合法利息将依法偿付。
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由于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
这一系列券商集体陷落事件折射出券商普遍存在着管理失控、经营粗放、理念陈旧、水平低下的现象。不断引爆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许多公司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又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这种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隐患的大暴露。
2007年，中国证监会历时三年的中国证券公司风险治理收官，共处置31家高风险公司，19家公司因违法违规被关闭，104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均达标。
2007年，证监会开始实施券商评级制度，并于2009年公布了《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而最近五年以来，2013年平安证券连降六级的处罚是最为严厉的处罚了，其他证券公司还没有因为评级不合格退出证券市场的。
监管规范化与制度缺失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后，中国证监会在短短两周内迅速公布调查结果，并抛出5亿元的巨额罚款，舆论对此一片叫好声。
然而，重拳出击并不代表无懈可击，面对光大乌龙指事件中折射出的制度缺陷和诚信缺失，市场在拍手称快的同时，是否应该更多思考一些问题？
上海证监局、上交所事先对交易知情，但并不阻止，和中金所热线指导下完成的所谓的“内幕交易”。中国证监会在有充足时间告知错单交易信息为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并未告知，反而在事后认定为内幕交易，并予以处罚。行政机关任意处罚的戒尺在谁手中？
在资本市场上，监管部门最基本的责任是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最不该做的就是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固然，在初创阶段，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恢复投资者信心是完全必要的，国外也不乏政府入市干预的先例。可是回过头看中国资本市场24年的发展历程，政府干预贯穿始末。
在资本市场初创期，为了避开姓资姓社和私有化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早期规划者设计了国有股和法人股暂不能上市流通的模式。这不仅违反了同股同权的公平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均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状况导致国有企业并未因“改制上市”而有效转换其经营机制，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其核心问题就是制衡机制缺位。那种集裁判和运动员于一身，既吹哨子又打球的比赛一直在上演着。
从完全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是市场成熟发展的必然选择，可问题在于，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之初就诞生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其最集中的表现便是国有垄断。不论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基本上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也正因为此，有错了也不一定要罚，而病入膏肓者也不可能死，也极力阻碍新生力量进入。
有目共睹的是，证券公司积重难返，上市公司明目张胆造假圈钱，但却从未有过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这正是证券市场上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不解决券商的体制问题，不经过脱胎换骨式的再造，下一个光大证券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光大证券不过是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标本”，是国内诸多券商现实状态的“缩影”。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莫过于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了。这可以算得上是股市的一道“独特风景”，堪称“中国特色”。
然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和路径依赖，一味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文件规定形式来推进往往适得其反、南辕北辙。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传统的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模式还能一直走下去吗？
乌龙指事件并未因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而结束，其后遗症远未消除，不仅是光大证券原策略投资部总经理杨剑波把证监会告上了法庭，而且光大证券内部的人事结构的大调整也仍然在继续。
光大证券先是清洗了问题部门，而自营业务与投行老人都先后被免职。仅半年的时间，光大证券的人事大调整牵涉数十核心部门共39名负责人，其中包括金融市场总部、固定收益部、运营管理部、信息技术部、多地营业部等多个部门。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针对光大证券内部人事结构的调整采访了杨剑波，他对记者称：“老总换了下面人员当然也会更换，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我认为现在人员结构的调整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后，内部资源的内耗是否会导致一些优秀人才的流失，体制的僵化是否能够让拥有新技术的人才继续发展新业务呢？而监管的漏洞是否也会使这些新业务停滞不前呢？
光大证券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真的能让光大证券自此摆脱乌龙指事件的阴影吗？翻看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出相同的案例，如199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最后以事件主角万国证券公司与申银证券重组而告终，而重组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自此没有逃脱过“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的魔咒。
大换血的人事调整
2012年，光大证券对自营业务进行架构调整，其内部负责自营业务的部门覆盖金融市场总部和策略投资部。但在2013年8月，这两个部门先后陷入“乌龙指事件”中。
先是策略投资部发生了8·16乌龙指事件，三天后，金融市场总部也发生失误操作，其在银行间本币交易系统进行现券买卖点击成交报价时，误将“12附息国债15”债券卖价收益率报高至4.20%，债券面额为1000万元，后被交易对手点击成交。
因被卷入8·16乌龙指事件，光大证券前总裁徐浩明、前董秘梅键、前助理总裁杨赤忠和原策略投资部负责人杨剑波四人主动请辞，最终都被证监会处以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行政处罚。
从8月底至9月初，光大证券董事会决定让董事长袁长清代行总裁职责；副总裁薛峰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而2014年以来，光大证券高管层发生大调整，薛峰兼任党委书记和总裁、胡世明任助理总裁兼董秘、梅键任总裁助理、王勇任首席风险官、陈宏任市场总监、徐丽峰任投行总监。
3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峰。根据3月26日内部名单显示，光大证券解聘梅键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一职，换由陈宏兼任。陈宏目前任市场总监，其曾任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策略投资部）总经理，光大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EO，对经纪业务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公司另外聘任徐丽峰担任投行总监，其曾任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此次人事变动中，光大证券免去金融市场总部董事总经理张晓华、债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姚克铭，聘任叶振宇为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此外，投行高管也在发生剧烈变动。据了解，光大证券投行部涵盖各地小分队、创新融资部、并购融资部。而上海投行“小分队”也出现人事调整，分别聘任朱闽川、易春蕾、董宇、徐頔担任上海四部副总经理、上海二部投行副总裁、上海五部副总经理、上海五部高级项目经理。
光大证券的人事变动力度，在其他业务部门中变动也不小。如在运营管理方面，运营管理总部总经理陈忠义被免职，光大证券聘任邬卫中担任董事总经理。据悉，邬卫中过去长期在光大期货任职，历任风险官、副总经理。另外，光大证券聘请林纪庆、郑毅分别担任债券销售部总经理、固定收益一部副总经理。
受挫于自营业务、投行业务，光大证券有意寻找新的发力点——创新业务。公告显示，光大证券还筹备成立个股期权部、战略发展部，以期新一年打“翻身仗”。
从市场数据来看，一年以来，光大证券股价大幅缩水。截至4月16日收盘价为8.13元，相较2013年8月16日收盘价12.12元而言，市值蒸发132亿元，占目前总市值的46%。
无论光大证券的人事调整怎么变动，乌龙指事件留下的后遗症还需要一步步才能解决，我们不妨从曾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来看，光大证券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否会让其摆脱困境。
万国证券之覆辙
“万国证券，证券王国”，大家都记得当年万国证券在上海虹桥机场竖起的那块著名的广告牌。这一切的缔造者都来自备受争议的万国证券原总裁管金生。
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事件的主角万国证券公司，称得上是券商中的巨无霸，该公司1994年交易量占上海市场的18%，雄居首位。事件发生后万国被合并，国债期货业务被取消，总裁管金生被判刑，上交所总裁尉文渊被免职。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曾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令万国证券这个在当时国内堪称优秀的“证券王国”陷入灭顶之灾。万国证券受到了严肃的查处，它的股票发行资格被中国证监会取消，最终只能与其当时在市场上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合并，组成了新的申银万国证券。
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叱咤风云的“教父”级人物，“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后，他最终以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因为当时并没合适的法律对这一行为定罪，最终不得已用这两个几乎不太沾边的罪名给管金生判了刑。 “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1995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查处。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6年4月，万国证券最终也不能摆脱与申银证券公司合并的命运。事件最终以管金生入狱、尉文渊离任结束。2004年管金生被批准保外就医。
1997年7月2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免，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在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15年后，当年万国的魄力、申银的风采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人事变动、并不出彩的财务报表和上市路上的股权问题。数据显示，2009年申银万国全年净利润为38.95亿元，这与有着相同背景的国泰君安相比，整整落后了25亿元。
南方证券被破产
1995年“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爆发，“冤家”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申银无恙。提出重组万国证券方案的是当时申银证券的总裁阚治东，1996年申银和万国合并，阚治东出任总裁。他曾与管金生、尉文渊并称“上海滩证券三猛人”。
1997年，阚治东却遭遇了重大挫折。由于1996年沪深两地因为金融中心地位之争，上演了一出席卷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二级市场大战。事后，两地诸多金融机构遭到调查，最终阚治东因“负领导责任”于1997年6月被迫离开申银万国证券。
2002年6月，阚治东服从组织安排，带着“拯救南方证券”的梦想出任南方证券总裁。
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时，南方证券账面累计亏损已达23.5亿元，尚不包括自营和代客理财的巨额浮亏和未入账的巨额实亏，也不包括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实际损失。
临危受命的阚治东当务之急是扭转南方证券持续亏损局面，拿出2002年一张及格的“成绩报告单”给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股东，争取支持，使之有喘息之机。
针对南方证券管理成本过高和资金链绷紧的问题，阚治东首先实行的是缩短管理战线、精简管理人员的改革，并同步推进增资扩股和发行金融债及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三大融资计划化解资金压力，同时将风险较大的保本保底的代客理财业务由80亿元压缩到27亿元。
2003年上半年，南方证券盈利3000万元。阚治东的作为曾获得业界良性评价：“老阚把南方证券这台车刹住了，南方证券过去做什么都没有规矩，老阚来后规矩多了。”
接近过阚治东的人曾公开向媒体介绍，当年申银万国证券合并，上海市政府任命阚治东为合并设立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裁，当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万国证券的问题不好解决。但由于有一定授权，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很快在中国证券行业中再次崭露头角。
由此，阚治东得出一条经验：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客观存在的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赋予我多大的管理权限？而在阚治东任职南方证券期间，似乎并没有得到深圳市政府关于资金、政策等一系列拯救南方证券的承诺兑现，而当时南方证券公司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最终，阚治东多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提出辞职，2003年12月8日，深圳市委组织部批准阚治东离职。而南方证券却以阚治东的离任为爆发点，进入史无前例的“接管时代”。
2004年1月2日，是中国证券市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成立的行政接管领导小组开始对南方证券全面接管。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首例。
值得注意的是，接管“宣言”明确表明，南方证券违法违纪。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南方证券公司关闭，但其证券业务继续经营，由深圳市政府组织的清算组即日进场。8月，在承担央行80亿元再贷款的前提下，中国建银投资以3.5亿元的代价收购了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投证券。南方证券就此正式破产。
2006年3月2日，深圳市公安局突然以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罪逮捕阚治东，在看守所关押了21天之后，阚治东获准取保候审。2007年4月30日，案件撤诉，阚治东重获真正自由。比起管金生，阚治东是幸运的。
券商们的教训
除万国证券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和南方证券的破产以外，中国证券市场这20多年来，券商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直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
1997年，广发证券公司违规炒作“南油物业”股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违规炒作“陆家嘴”股票；海通证券违规炒作“上海石化”股票。结果这几家公司的自营业务被暂停，国债回购业务受损，几家公司的总裁被免职，银行行长被撤职。
2000年，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操纵“陕国投”股价。证券公司操纵股价大多与券商违规拆借、违规透支、挪用银行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行为联系在一起。
2002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撤销鞍山证券公司的公告，公告中称：“鉴于鞍山证券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撤销该公司。”于是鞍山证券成为国内券商退市第一家。
2003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不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根据《证券法》第201条，大连证券公司成为首家被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证券经营机构。”
据介绍，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1988年设立。公司成立后，证券业务一度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内控制度不完善，少数高管人员缺乏法律意识，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致使公司资不抵债，经营风险剧增。大连证券是证券公司因少数高管人员违法违规经营而走到破产边缘的典型案例。 2003年6月7日，央行宣布：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决定于当日起撤销该公司，并停止其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
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组成的清算组在清算公告发布的当日进驻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是财政部独资的惟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以资产庞大、业务量大、政策性强、风格凶悍而令人侧目。
2003年11月25日，鉴于佳木斯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中国证监会决定自即日起撤销佳木斯证券，佳木斯证券所属佳木斯、上海、天津证券营业部由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并继续经营。佳木斯证券自然人债务的合法本金及合法利息依法予以偿付。
2003年12月5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由于新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自12月5日起撤销新华证券。新华证券撤销后，新华证券的证券业务及所属证券营业部，由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托管，证券营业部托管后继续经营。新华证券自然人债务合法本金及合法利息将依法偿付。
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由于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
这一系列券商集体陷落事件折射出券商普遍存在着管理失控、经营粗放、理念陈旧、水平低下的现象。不断引爆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许多公司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又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这种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隐患的大暴露。
2007年，中国证监会历时三年的中国证券公司风险治理收官，共处置31家高风险公司，19家公司因违法违规被关闭，104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均达标。
2007年，证监会开始实施券商评级制度，并于2009年公布了《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而最近五年以来，2013年平安证券连降六级的处罚是最为严厉的处罚了，其他证券公司还没有因为评级不合格退出证券市场的。
监管规范化与制度缺失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后，中国证监会在短短两周内迅速公布调查结果，并抛出5亿元的巨额罚款，舆论对此一片叫好声。
然而，重拳出击并不代表无懈可击，面对光大乌龙指事件中折射出的制度缺陷和诚信缺失，市场在拍手称快的同时，是否应该更多思考一些问题？
上海证监局、上交所事先对交易知情，但并不阻止，和中金所热线指导下完成的所谓的“内幕交易”。中国证监会在有充足时间告知错单交易信息为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并未告知，反而在事后认定为内幕交易，并予以处罚。行政机关任意处罚的戒尺在谁手中？
在资本市场上，监管部门最基本的责任是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最不该做的就是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固然，在初创阶段，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恢复投资者信心是完全必要的，国外也不乏政府入市干预的先例。可是回过头看中国资本市场24年的发展历程，政府干预贯穿始末。
在资本市场初创期，为了避开姓资姓社和私有化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早期规划者设计了国有股和法人股暂不能上市流通的模式。这不仅违反了同股同权的公平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均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状况导致国有企业并未因“改制上市”而有效转换其经营机制，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其核心问题就是制衡机制缺位。那种集裁判和运动员于一身，既吹哨子又打球的比赛一直在上演着。
从完全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是市场成熟发展的必然选择，可问题在于，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之初就诞生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其最集中的表现便是国有垄断。不论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基本上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也正因为此，有错了也不一定要罚，而病入膏肓者也不可能死，也极力阻碍新生力量进入。
有目共睹的是，证券公司积重难返，上市公司明目张胆造假圈钱，但却从未有过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这正是证券市场上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不解决券商的体制问题，不经过脱胎换骨式的再造，下一个光大证券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光大证券不过是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标本”，是国内诸多券商现实状态的“缩影”。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莫过于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了。这可以算得上是股市的一道“独特风景”，堪称“中国特色”。
然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和路径依赖，一味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文件规定形式来推进往往适得其反、南辕北辙。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传统的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模式还能一直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