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芳与吴正文，这对地质界伉俪同为王鸿祯的学生。他们对于王老师的崇敬，不仅来自对先生学识的景仰，更来自日常工作所见的点点滴滴。“毕业后我们虽然与王鸿祯老师同属一个系，但因所在教研室不同而很少来往，真正深入了解王先生还是在1973年到1976年我们共同参加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的时候。那是我国首次编制的洲际性地质图，由国家地质总局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和西北地质矿产研究所抽调近20名科技人员完成。当时，王老师已年近六十，但每天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学校所在地五道口到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上班，来回20多公里，风雨无阻。他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装着师母为他准备的饭菜，中午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凉饭菜加开水下肚，中午实在累了也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但他从没有半点怨言。1976年，为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亚洲地质图，领导临时决定编写一份英文简要说明。为此，王老师夜以继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会上，地科联世界地质图编图组看到了亚洲地质图和这篇以亚洲地质图编图组名义编写的单印本，立即邀请我国参加编图工作。尽管王老师本人并未去澳大利亚参加会议，而且1：500万亚洲地质图在1981年与其他地质图件一起获全国科技一等奖时，王老师在获奖名单上还被列在后几位，但他从未计较过。”
　　 在地质学界，王鸿祯的严谨也是出了名的。
　　 学生时代曾经长期协助王鸿祯清抄整理稿件和画图的王训练说：“王鸿祯老师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成稿，但成稿后会不厌其烦地修改，一直修改到已经印刷不能再修改为止。王老师的论著基本上都是经过无数次修改锤炼而成的，这也是王老师不少科研成果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字上都堪称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王鸿祯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把我名列第一，必须由我执笔，或由我写1/2以上;如果把我名列在后，必须经我审读或让我参与讨论。否则我不能署名”。王鴻祯20世纪80年代带的研究生梁传茂回忆说：“那时我们写了论文，常拿去给王先生润色，但要他署名，他却从来不肯。”桃李满天下的王鸿祯曾说：“署名的规则在国外要求很严，在国内只能靠道德自律。我这样做，我的学生就不会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