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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前期,中央政权和大多数地方政权为军阀所掌握。军阀政治是一种不依靠意识形态统治的强权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阀本身是没有思想意识的。军阀的思想意识虽然不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也不代表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思想结构的全貌,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分离这一军阀政治所特有的现象。
关键词:民国前期;军阀;军阀意识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86-03
民国前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一种新的社会势力陡然崛起,他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这就是军阀。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者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而恰恰对军阀的思想意识关注较少。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思想结构的全貌,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分离这一军阀政治所特有的现象。
一、杂糅古今的国家意识
民国前期,中央政权始终为几个大军阀所控制,有些军阀还直接出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且他们在多数时间里得到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承认。但是大多数军阀的国家意识是不明晰的,是古今杂糅的。
首先,以传统的封建意识运转近代形式的国家机器。
民国初年,一些军阀对逊清仍念念不忘。“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城南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他的心目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1]。而张勋、赵惟熙等军阀则一直留着辫子。
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军阀从袁、张复辟的失败中得到了启发,他们都小心维护着共和政体,存共和之名,取专制之实。实际上,民国前期的国会基本上是军阀的政治工具。但是,“残存的国会虽然没有立法和制衡政府的作用,却仍被一些人看作法统的象征和民意代表。”[2]国会的存在也使得共和政体有了事实依据,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也由军阀操纵国会而得以产生和离职。因此,也具备了合法的身份。
其次,绝大多数军阀都有卖国行径,同时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模糊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军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大肆出卖国家利权。据已公布的资料,段琪瑞向日本进行各项贷款总额达3.8亿日元[3],从而达成多宗政治交易。但他们卖国也有一个限度,即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中国在形式上还要由他们统治。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是近代卖国之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次日,袁世凯在接见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时,表示“中国决不作高丽第二。”[4](P559)既是有意表示愤怒,以试探日本,同时也确是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之后,袁世凯授意陆征祥、曹汝霖同日本公使以秘密会议的形式进行谈判,持续时间近三个月,谈判次数达25次。这一“艰难”过程是其帝王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斗争的真实写照。后来,梁启超说“袁氏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5]实际上,袁并非无民族国家意识,只不过帝王意识更强一些罢了。
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后来的军阀基本上都承袭袁世凯的衣钵,只不过他们实力不及袁,并能以袁为鉴。在签署对德和约问题上,吴佩孚曾发过轰动一时的“删电”,他说:“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又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6]。张作霖虽依靠日本,但对于日本蚕食东北的用心也时刻加以防备。1916年7月,中央政府批准日本提出的在郑家屯等五处设立领事分馆的请求,张作霖以“辗转相循,必致法权、警权均落外人之手”[7](P210)为由坚决反对。诸如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把军阀说成是爱国者,但从他们的言辞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们或多或少是具有一些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
二、因循守旧的宗法意识
军阀在维系和运作其或大或小的军事集团时,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宗法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
首先,大大小小林立的派系本身就体现着不同的“宗”。
袁世凯在世时,北洋军阀是当时最大的宗派。南方则出现了滇系、桂系、粤系等军阀。但这些派系在实力上与北洋派是不对等的。同时,北洋内部又存在皖、直、奉系之分。这些宗派,从纵向看,中小军阀在保持自己“宗”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依附或在名义上加入大军阀的宗派;从横向看,实力接近的各宗派互不隶属。各宗派之间虽然也有各种关联,甚至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有意进行某种联合,如结成姻亲等,但这种联合是以各军阀不能模糊对自己“宗”的归属感为前提的。
其次,各个派系内部宗法色彩强烈。
每个军阀集团就像一个封建大家庭。只不过这个家庭主要靠一种被外界和自我双重强化的宗法意识来维系,同时又借助于血缘、姻亲、师生、结义兄弟等关系和上下之间的施以恩惠与报以忠诚的方法来巩固。每一派系内部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首领,其地位如同一个封建的族长。
这时的军队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来自传统的封建家庭,军队中不同的军阶和待遇,与封建家庭等级尊卑的宗法伦理极其相似。同时,军队的战斗功用要求下级对上级指挥的绝对服从,这种宗法意识又被无形中加强了。实际上,军阀们还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来加强这种关系,主要是血缘和婚姻。张作霖在张学良年仅20岁时就让其担任卫队旅旅长,“25岁时晋升陆军中将”,人称“少帅”[7](P113)。直系击败皖系后,曹锟让他的两个弟弟曹锐、曹锳分别出任直隶省长和第26师师长;唐继尧也让其两个弟弟唐继禹、唐继枝代省长兼军队指挥和师长。至于联姻,袁世凯最典型,“他让段祺瑞和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和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以巩固其与北洋系中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的关系。”[8](P34)除此以外,师生、同乡、结义兄弟等也往往成为加强宗法意识的手段。这样,宗法意识就在军阀体系内部被层层加强,同时也造成了军阀派系间界限分明,这又从外部强化了军阀内部的强烈的归属感。
再次,军阀们还极力提倡宗法意识。
袁世凯极力向官兵们灌输“袁宫保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观念。吴佩孚教导部下要“下事上以忠”,忠于名分。吴本人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做的,曹锟“指使吴佩孚跟张作霖打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劝他拥护段祺瑞,吴以‘大义名分’不能大乱为由加以拒绝。”[9]
最后,有实力的军阀还会想方设法控制中央政权。因为几千年的宗法传统中,中央政权被认为是宗法社会的最高权威。
三、去虚取实的实利意识
实利意识在近代中国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引导中国人在观念上走向近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军阀的实利意识更多的是从个人或派系的利益而非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重视的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而非创造。
首先,实利意识是军阀混战的根源。
从这一时期军阀们争夺的主要地区我们可以看出实利的重要性。北方各系总会竭力争取对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控制权。南方军阀,则竭力巩固和发展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同时,在南北军阀之争中,控制中央的军阀要打击南方军阀总会想尽办法控制具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武汉和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军阀们也会出现暂时的联合,这种联合也是以实利为基础的。如段祺瑞曾成功地联合了北洋各派势力共同打击南方,其基础是许以曹锟、张作霖以现实的和征南后的实际利益。当战争进行中,利益分配不均时,曹锟、张作霖便很快串通一气打击皖系。后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其次,中央和地方军阀还通过非战争手段争夺财源。
1915年后,各地军阀便开始大规模的截留本该上缴中央的土地税、盐税、厘金、交通税等大宗款项,与中央争夺财源。同时,军阀还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开辟新的财源,如征收鸦片税、赌博税,发行公债、军用票等。齐锡生认为:“1920年后,鸦片成为许多军人日益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对某些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8](P151),如广西。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阀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加强对“关余”的控制,大量举借外债。这种争夺还导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军阀之间财政系统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最后,军阀的实利意识还表现为不慕虚名,专取实利。
段祺瑞推翻张勋,“再造共和”后,有人认为其完全有能力问鼎总统一职,但段却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做了总统,自己“屈居”总理以掌实权。1918年,湖南战役进行中,段祺瑞改授第三师师长曹锟为两湖巡阅使,但曹锟因其无兵权且远离直隶基地拒而不受。
四、武力万能的尚武意识
军阀的尚武意识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依据和思想根源。晚清以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军事起家的汉族大员的经历无疑给了民初军阀以启示。1912年,袁世凯乘辛亥革命之机,蹶而再起,纵横捭阖,最终取得最高权力,北洋系是他最大的凭借。因此,袁世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将本属国家的军队视为私有,进而将整个国家也私而有之了。这更加坚定了后继军阀们武力万能的信念。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学习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以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观点在很多激进主义者中流行。这种社会思潮崇尚的是民族的武力,而非个人或集团的武力,但却对军阀的尚武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军阀的文化程度大多较低。但他们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耳熟能详,极为推崇。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封建军事战争、农民起义的内容也成为军阀们尚武意识的一个来源。
军阀的尚武意识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行动上。“据1923年8月孤军杂志统计,仅在1921-1922年10年间就有大小内战179次”[10]。同时,军阀们一直都不失时机地扩充兵员。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兵员已增至约144万人,比1916年增加50多万[4](P30)。军阀们还形成了一种风气,即不论其政治地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的权力已经登峰造极,但他仍然成立了“模范团”,并自任团长。做了政府总理的段祺瑞也一意孤行,要编练一支“参战军”,作为其直接控制的军事武装。
总之,尚武是最能体现军阀特点的一种意识。军阀尚武,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一种资本,只不过当它投入到再生产中时,所带来的血淋淋的场面和对立面没有货币资本容易被掩盖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民国初年军阀意识的大概轮廓。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不成体系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虽然具备主导和干涉政权的能力,但他们的意识却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而这种现状是不符合中国社会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因此也注定了军阀政治在中国不能长久。
参考文献:
[1]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505.
[2]张亦工,夏岱岱.割掉辫子的中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26.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30.
[4]李 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6]李 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2.
[7]胡玉海.奉系纵横[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8][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9]陈志让.军绅政权[M].北京:三联书店,1980:145-146.
[10]胡维革.中国近代史断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51.
责任编辑:张新颜
关键词:民国前期;军阀;军阀意识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86-03
民国前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一种新的社会势力陡然崛起,他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这就是军阀。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者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而恰恰对军阀的思想意识关注较少。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思想结构的全貌,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分离这一军阀政治所特有的现象。
一、杂糅古今的国家意识
民国前期,中央政权始终为几个大军阀所控制,有些军阀还直接出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且他们在多数时间里得到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承认。但是大多数军阀的国家意识是不明晰的,是古今杂糅的。
首先,以传统的封建意识运转近代形式的国家机器。
民国初年,一些军阀对逊清仍念念不忘。“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城南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他的心目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1]。而张勋、赵惟熙等军阀则一直留着辫子。
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军阀从袁、张复辟的失败中得到了启发,他们都小心维护着共和政体,存共和之名,取专制之实。实际上,民国前期的国会基本上是军阀的政治工具。但是,“残存的国会虽然没有立法和制衡政府的作用,却仍被一些人看作法统的象征和民意代表。”[2]国会的存在也使得共和政体有了事实依据,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也由军阀操纵国会而得以产生和离职。因此,也具备了合法的身份。
其次,绝大多数军阀都有卖国行径,同时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模糊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军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大肆出卖国家利权。据已公布的资料,段琪瑞向日本进行各项贷款总额达3.8亿日元[3],从而达成多宗政治交易。但他们卖国也有一个限度,即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中国在形式上还要由他们统治。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是近代卖国之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次日,袁世凯在接见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时,表示“中国决不作高丽第二。”[4](P559)既是有意表示愤怒,以试探日本,同时也确是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之后,袁世凯授意陆征祥、曹汝霖同日本公使以秘密会议的形式进行谈判,持续时间近三个月,谈判次数达25次。这一“艰难”过程是其帝王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斗争的真实写照。后来,梁启超说“袁氏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5]实际上,袁并非无民族国家意识,只不过帝王意识更强一些罢了。
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后来的军阀基本上都承袭袁世凯的衣钵,只不过他们实力不及袁,并能以袁为鉴。在签署对德和约问题上,吴佩孚曾发过轰动一时的“删电”,他说:“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又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6]。张作霖虽依靠日本,但对于日本蚕食东北的用心也时刻加以防备。1916年7月,中央政府批准日本提出的在郑家屯等五处设立领事分馆的请求,张作霖以“辗转相循,必致法权、警权均落外人之手”[7](P210)为由坚决反对。诸如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把军阀说成是爱国者,但从他们的言辞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们或多或少是具有一些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
二、因循守旧的宗法意识
军阀在维系和运作其或大或小的军事集团时,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宗法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
首先,大大小小林立的派系本身就体现着不同的“宗”。
袁世凯在世时,北洋军阀是当时最大的宗派。南方则出现了滇系、桂系、粤系等军阀。但这些派系在实力上与北洋派是不对等的。同时,北洋内部又存在皖、直、奉系之分。这些宗派,从纵向看,中小军阀在保持自己“宗”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依附或在名义上加入大军阀的宗派;从横向看,实力接近的各宗派互不隶属。各宗派之间虽然也有各种关联,甚至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有意进行某种联合,如结成姻亲等,但这种联合是以各军阀不能模糊对自己“宗”的归属感为前提的。
其次,各个派系内部宗法色彩强烈。
每个军阀集团就像一个封建大家庭。只不过这个家庭主要靠一种被外界和自我双重强化的宗法意识来维系,同时又借助于血缘、姻亲、师生、结义兄弟等关系和上下之间的施以恩惠与报以忠诚的方法来巩固。每一派系内部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首领,其地位如同一个封建的族长。
这时的军队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来自传统的封建家庭,军队中不同的军阶和待遇,与封建家庭等级尊卑的宗法伦理极其相似。同时,军队的战斗功用要求下级对上级指挥的绝对服从,这种宗法意识又被无形中加强了。实际上,军阀们还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来加强这种关系,主要是血缘和婚姻。张作霖在张学良年仅20岁时就让其担任卫队旅旅长,“25岁时晋升陆军中将”,人称“少帅”[7](P113)。直系击败皖系后,曹锟让他的两个弟弟曹锐、曹锳分别出任直隶省长和第26师师长;唐继尧也让其两个弟弟唐继禹、唐继枝代省长兼军队指挥和师长。至于联姻,袁世凯最典型,“他让段祺瑞和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和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以巩固其与北洋系中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的关系。”[8](P34)除此以外,师生、同乡、结义兄弟等也往往成为加强宗法意识的手段。这样,宗法意识就在军阀体系内部被层层加强,同时也造成了军阀派系间界限分明,这又从外部强化了军阀内部的强烈的归属感。
再次,军阀们还极力提倡宗法意识。
袁世凯极力向官兵们灌输“袁宫保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观念。吴佩孚教导部下要“下事上以忠”,忠于名分。吴本人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做的,曹锟“指使吴佩孚跟张作霖打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劝他拥护段祺瑞,吴以‘大义名分’不能大乱为由加以拒绝。”[9]
最后,有实力的军阀还会想方设法控制中央政权。因为几千年的宗法传统中,中央政权被认为是宗法社会的最高权威。
三、去虚取实的实利意识
实利意识在近代中国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引导中国人在观念上走向近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军阀的实利意识更多的是从个人或派系的利益而非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重视的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而非创造。
首先,实利意识是军阀混战的根源。
从这一时期军阀们争夺的主要地区我们可以看出实利的重要性。北方各系总会竭力争取对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控制权。南方军阀,则竭力巩固和发展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同时,在南北军阀之争中,控制中央的军阀要打击南方军阀总会想尽办法控制具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武汉和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军阀们也会出现暂时的联合,这种联合也是以实利为基础的。如段祺瑞曾成功地联合了北洋各派势力共同打击南方,其基础是许以曹锟、张作霖以现实的和征南后的实际利益。当战争进行中,利益分配不均时,曹锟、张作霖便很快串通一气打击皖系。后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其次,中央和地方军阀还通过非战争手段争夺财源。
1915年后,各地军阀便开始大规模的截留本该上缴中央的土地税、盐税、厘金、交通税等大宗款项,与中央争夺财源。同时,军阀还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开辟新的财源,如征收鸦片税、赌博税,发行公债、军用票等。齐锡生认为:“1920年后,鸦片成为许多军人日益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对某些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8](P151),如广西。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阀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加强对“关余”的控制,大量举借外债。这种争夺还导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军阀之间财政系统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最后,军阀的实利意识还表现为不慕虚名,专取实利。
段祺瑞推翻张勋,“再造共和”后,有人认为其完全有能力问鼎总统一职,但段却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做了总统,自己“屈居”总理以掌实权。1918年,湖南战役进行中,段祺瑞改授第三师师长曹锟为两湖巡阅使,但曹锟因其无兵权且远离直隶基地拒而不受。
四、武力万能的尚武意识
军阀的尚武意识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依据和思想根源。晚清以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军事起家的汉族大员的经历无疑给了民初军阀以启示。1912年,袁世凯乘辛亥革命之机,蹶而再起,纵横捭阖,最终取得最高权力,北洋系是他最大的凭借。因此,袁世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将本属国家的军队视为私有,进而将整个国家也私而有之了。这更加坚定了后继军阀们武力万能的信念。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学习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以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观点在很多激进主义者中流行。这种社会思潮崇尚的是民族的武力,而非个人或集团的武力,但却对军阀的尚武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军阀的文化程度大多较低。但他们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耳熟能详,极为推崇。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封建军事战争、农民起义的内容也成为军阀们尚武意识的一个来源。
军阀的尚武意识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行动上。“据1923年8月孤军杂志统计,仅在1921-1922年10年间就有大小内战179次”[10]。同时,军阀们一直都不失时机地扩充兵员。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兵员已增至约144万人,比1916年增加50多万[4](P30)。军阀们还形成了一种风气,即不论其政治地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的权力已经登峰造极,但他仍然成立了“模范团”,并自任团长。做了政府总理的段祺瑞也一意孤行,要编练一支“参战军”,作为其直接控制的军事武装。
总之,尚武是最能体现军阀特点的一种意识。军阀尚武,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一种资本,只不过当它投入到再生产中时,所带来的血淋淋的场面和对立面没有货币资本容易被掩盖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民国初年军阀意识的大概轮廓。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不成体系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虽然具备主导和干涉政权的能力,但他们的意识却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而这种现状是不符合中国社会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因此也注定了军阀政治在中国不能长久。
参考文献:
[1]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505.
[2]张亦工,夏岱岱.割掉辫子的中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26.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30.
[4]李 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6]李 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2.
[7]胡玉海.奉系纵横[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8][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9]陈志让.军绅政权[M].北京:三联书店,1980:145-146.
[10]胡维革.中国近代史断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51.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