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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最广最深的人生，这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自然必须要有很强的艺术概括能力。鲁迅先生对于现实生活精湛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典型化能力是极其高明的，汲取鲁迅的艺术表现的经验，对于我们提高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典型化的能力要强，表现手法就必须丰富、多样。典型人物是各种各样的，作品里特定的现实生活也是五光十色的，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在鲁迅的人物画廊里，有着众多的典型性格，他们是那样生动而又那样新鲜地表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通过鲁迅的多样化表现手法，看看这些人物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先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狂人日记》是反封建的号角。“狂人”是在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中向封建营垒开第一枪的人物，而他又是以“狂人”的姿态出现的。对于这个人，人们要明白他是不是真的疯了，更要明白他是怎样开起第一枪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急于明白为什么应该和封建营垒决裂，向它开枪。于是，作者就来解剖“狂人”的内心，一次比一次深入地去解剖它，让人们看出他其实是战士，并非狂人，看出他的心理活动和行动中觉醒的表现，这觉醒又是社会斗争、阶级分化的结果，并非“狂人”的不可理解的行为。所以能获得这种效果，是因为这种逐步深入的解剖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去进行的，这中心就是“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作者通过对人物心理的解剖去解剖社会，露出社会制度的“吃人”的本相，人们就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站到“狂人”这一边来。在一个短篇里放出震撼人心的第一枪，它在艺术上有赖于这种单刀直入，层层突破，把心理描写和社会本质的揭露紧密地纠结在一起的方法。
请看：小说一开始就写“狂人”的觉醒，接着又从社会到家庭，揭露出封建统治对人的毒害，到了第六小节，“狂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了总结——“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要开始反抗了，但由于他来自封建营垒，不免对吃人者还存在着幻想，于是决定“要劝转吃人的人”。他先和一个少年争辩“吃人的事，对么”，又在内心树立起正面的主张，然后才去和他的大哥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劝转”的办法碰了壁，“狂人”又在思想上去深入地分析了封建制度的弊害以及自己所受的毒害，他面向社会了，于是，在乌云四合的天地间响起一声“救救孩子”的春雷……
这篇小说结构谨严，心理逻辑真实合理，极有层次。解剖的深入和描写的简洁，是这部短篇，也是鲁迅所有小说的共同特点。
同样是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伤逝》里，作者却采用了另一种办法。“狂人”的心理是作者单刀直入地解剖开来的，作者实际上是在无情地解剖着社会。涓生的内心活动，他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则是通过他的生活遭遇的变迁而逐渐显露出来的。手法的不同决定于主题和创造人物的需要。《伤逝》固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反映出那个社会给予人们的只是贫困和幸福的破灭，但它的着眼点则在于考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动向，它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在狭隘的个人小圈子里幸福生活的幻灭。他们有过反封建的要求，但动力仅仅是争取爱情自由，于是也就满足于这一点，停步不前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他们自身的弱点，“幸福”像肥皂泡般消失了，只有在这时候，经过反省，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觉醒的可能。作者就根据这种现实生活的规律来描写人物的思想进程，随着生活的变化而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作者对人物同情、惋惜而又有所批判，因此而产生悱恻凄厉的笔调，它的气氛显然不同于大声疾呼、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
这两篇小说是采用“日记”的形式来描写人物的，人物在向读者用“自我介绍”，大多是所谓“内心独白”；内心活动多于行动，作者不妨“畅所欲言”。《孔乙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明白的呐喊，也并不婉转陈词，而是沉默的控诉。作者让形象本身向读者示意。作品开始是介绍环境，然后十分自然地转到孔乙己的出场。这时，作者多方面地表现他的人物，于是我们看到孔乙己的社会地位和出身教养，看到他和周围人们的关系，知道了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态度，又了解到他的品质的另一面——对孩子的态度。当我们基本了解了这个人，并且通过他了解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以后，作者就立刻让我们来看孔乙己的结局：腿被打折了，对于“偷”字已经“不十分分辩”了，最后是在人间消失了——是生活的结局也是精神的结局。
作者为什么要从客观上来描写呢？这是因为这个悲剧性的小人物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只剩下了最简单的生活欲望，在他的内心里，不但不可能有反抗的要求，而且也早失去了、或者竟向来不曾有过对生活作一番研究的意愿，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他的性格。对于这样的人，作者只好如实地把他刻画出来，让读者去研究他和他生活着的社会。作者的笔锋似乎带有谐趣，然而反映深切，寓意沉痛。“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客观描写，也是直抒胸臆。作者的热烈的感情深深蕴藏在对现实的冷静描绘中，《孔乙己》于是成了艺术上的珍品。
也是写一个小人物，《阿Q正传》的手法又自不同。这是更为重大的主题，人物性格的内容也更为复杂，如果像《孔乙己》那样把社会生活和人物的经历凝聚在一个画面里，就不能担负预定的任务。作者因而安排一个又一个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电影镜头”来表现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一个特定环境中所引起的各种反映，来表现典型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道路。作者用的是裁取片断缀成整体的办法，在结构章法上和形象塑造上并没有东拼西凑的现象，相反地，人物性格的描写，经过无数镜头的缀合，是越来越丰富和完整了。这是因为作者用一根线把许多珍珠串连了起来，这根主线便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他的革命要求。小说里每一个镜头的闪现，都在为点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实质上的失败和表现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揭示其悲剧命运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于是，通过阿Q精神胜利法的“优胜”、“恋爱的悲剧”、谋求“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不准革命”到最后的“大团圆”，我们看到了这个典型性格的悲剧的一生。
可见，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是适应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再现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鲁迅所以能在最短的篇幅里写出最广最深的人生，在艺术描写上有赖于这种的集中和凝练。寥寥几笔，含意无穷，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特色之一，鲁迅继承和发展了它，使它成功地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观察服务，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境地。于是，在鲁迅的作品里，就经常出现用几句话乃至几个字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及其命运的妙笔。
在《孔乙己》里，作者写孔乙己出场的第一句描写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就使我们了解到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且从开始就隐约预测出他的悲惨结局，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人终究会被生活的浪潮所吞噬。《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当朋友问起他近年来的经历时，他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只一句话，就活活画出一个锐气完全销蚀的知识分子颓唐的心情和怯弱的性格，而且点明了当时社会对于人们的压迫，特别是在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上所加的重负。接着，吕纬甫又自比蜂蝇，几年来的遭遇不过是“绕了一点小圈子”，这就更鲜明地衬托出了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作者写到他最初对于传闻中的辛亥革命的恐惧时，只用了一句话：阿Q立意要“造反”，唱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在路上走，这时候，“老Q”，赵太爷怯怯的“低声的叫”，和作品开始赵太爷怒骂“阿Q，你这浑小子”对照起来，是截然不同的。称呼和态度的改变，既表现了赵太爷这个人物的另一种“阿Q精神”，也显示出辛亥革命的风声在最初对于农村（城市也一样）当权派的震动；读者把它和后面的描写参照起来看，更可以体会到，辛亥革命本来是能够打掉地主阶级合流了，它就更加深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后果不满的感觉。类似的例子，还有《故乡》里闰土对“我”的称呼由“迅哥儿”而变为“老爷”，在一个称呼里，反映了两个阶级间的“厚壁障”。
鲁迅曾经说过，画人物要着力去画人的眼睛。以上的例子就是“画眼睛”的实证。有人根据鲁迅的这个说法，真的去研究鲁迅是怎样描写人的眼睛的，其实却是失掉鲁迅的原意了。所谓画眼睛，是指用简练的、形象的笔法去突出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上述的几处都是最好的范例。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凝练是以深刻为基础的。正如鲁迅所说，他描写人物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细想，一挥而就”（《〈出关〉的“关”》）。传神之笔是在“烂熟于心”之后出现的，因此，必须深入地观察和研究生活，然后才有可能作集中概括的表现。
最后，简单地谈谈鲁迅短篇小说的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擅长白描。不加藻饰，而情态逼真。给予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祝福》中关于祥林嫂的几次外形的描写。作者在这里决不是单纯地描写人物的外形，而是通过它来表现人物命运的变化。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时，是刚死了“当家人”出来做工的。她“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她虽然开始受到生活的打击，但还没有历尽人生的艰辛。工作很繁重，“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见她是个多么善良、纯朴的人。接着却接连遭到大的变故，第二个男人死了，儿子也被狼吃了，她再来帮佣时，“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重大的打击在她身上布下了阴影。然而打击接踵而来，她捐了门槛，以为已经赎清了有过两个男人的“罪名”，不料鲁四太太依然不让她去拿祭祀的工具，“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直到最后——“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外形的几次改变，就是这个女人悲剧一生的缩影。这种反复的集中的描写，也加强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使读者的同情和悲愤分外的深沉。
还有那一篇《示众》，全文都是人物外形和动作的描绘，我们掩卷闭目，便会在脑海中显出一幅生动的速写画，通过那一连串无言的动作，使我们看出作者为了部分落后群众的对人对事的麻木状态而如何焦虑。此外，像在《肥皂》中四铭在院子里踱方步的描写，显出这个人物空虚而又狂妄的丑态，《高老夫子》中写高老夫子“像木匠牵着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也充满了对于这个人的鄙视，至于《离婚》中七大人的摩“屁塞”，闻鼻烟，更是活画出封建官僚不堪的嘴脸。总之，鲁迅描写人物，总根据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和作者自己对人物的或爱或憎的情感，选择最精确最生动的形象来表现。不用说，这仍然要求首先对现实生活“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才有所选择、创作的可能。在这里，要求作者有敏锐的眼力和细心的态度，注意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在创作时就能得心应手地创造出生动的形象。
典型化的能力要强，表现手法就必须丰富、多样。典型人物是各种各样的，作品里特定的现实生活也是五光十色的，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在鲁迅的人物画廊里，有着众多的典型性格，他们是那样生动而又那样新鲜地表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通过鲁迅的多样化表现手法，看看这些人物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先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狂人日记》是反封建的号角。“狂人”是在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中向封建营垒开第一枪的人物，而他又是以“狂人”的姿态出现的。对于这个人，人们要明白他是不是真的疯了，更要明白他是怎样开起第一枪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急于明白为什么应该和封建营垒决裂，向它开枪。于是，作者就来解剖“狂人”的内心，一次比一次深入地去解剖它，让人们看出他其实是战士，并非狂人，看出他的心理活动和行动中觉醒的表现，这觉醒又是社会斗争、阶级分化的结果，并非“狂人”的不可理解的行为。所以能获得这种效果，是因为这种逐步深入的解剖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去进行的，这中心就是“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作者通过对人物心理的解剖去解剖社会，露出社会制度的“吃人”的本相，人们就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站到“狂人”这一边来。在一个短篇里放出震撼人心的第一枪，它在艺术上有赖于这种单刀直入，层层突破，把心理描写和社会本质的揭露紧密地纠结在一起的方法。
请看：小说一开始就写“狂人”的觉醒，接着又从社会到家庭，揭露出封建统治对人的毒害，到了第六小节，“狂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了总结——“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要开始反抗了，但由于他来自封建营垒，不免对吃人者还存在着幻想，于是决定“要劝转吃人的人”。他先和一个少年争辩“吃人的事，对么”，又在内心树立起正面的主张，然后才去和他的大哥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劝转”的办法碰了壁，“狂人”又在思想上去深入地分析了封建制度的弊害以及自己所受的毒害，他面向社会了，于是，在乌云四合的天地间响起一声“救救孩子”的春雷……
这篇小说结构谨严，心理逻辑真实合理，极有层次。解剖的深入和描写的简洁，是这部短篇，也是鲁迅所有小说的共同特点。
同样是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伤逝》里，作者却采用了另一种办法。“狂人”的心理是作者单刀直入地解剖开来的，作者实际上是在无情地解剖着社会。涓生的内心活动，他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则是通过他的生活遭遇的变迁而逐渐显露出来的。手法的不同决定于主题和创造人物的需要。《伤逝》固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反映出那个社会给予人们的只是贫困和幸福的破灭，但它的着眼点则在于考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动向，它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在狭隘的个人小圈子里幸福生活的幻灭。他们有过反封建的要求，但动力仅仅是争取爱情自由，于是也就满足于这一点，停步不前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他们自身的弱点，“幸福”像肥皂泡般消失了，只有在这时候，经过反省，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觉醒的可能。作者就根据这种现实生活的规律来描写人物的思想进程，随着生活的变化而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作者对人物同情、惋惜而又有所批判，因此而产生悱恻凄厉的笔调，它的气氛显然不同于大声疾呼、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
这两篇小说是采用“日记”的形式来描写人物的，人物在向读者用“自我介绍”，大多是所谓“内心独白”；内心活动多于行动，作者不妨“畅所欲言”。《孔乙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明白的呐喊，也并不婉转陈词，而是沉默的控诉。作者让形象本身向读者示意。作品开始是介绍环境，然后十分自然地转到孔乙己的出场。这时，作者多方面地表现他的人物，于是我们看到孔乙己的社会地位和出身教养，看到他和周围人们的关系，知道了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态度，又了解到他的品质的另一面——对孩子的态度。当我们基本了解了这个人，并且通过他了解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以后，作者就立刻让我们来看孔乙己的结局：腿被打折了，对于“偷”字已经“不十分分辩”了，最后是在人间消失了——是生活的结局也是精神的结局。
作者为什么要从客观上来描写呢？这是因为这个悲剧性的小人物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只剩下了最简单的生活欲望，在他的内心里，不但不可能有反抗的要求，而且也早失去了、或者竟向来不曾有过对生活作一番研究的意愿，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他的性格。对于这样的人，作者只好如实地把他刻画出来，让读者去研究他和他生活着的社会。作者的笔锋似乎带有谐趣，然而反映深切，寓意沉痛。“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客观描写，也是直抒胸臆。作者的热烈的感情深深蕴藏在对现实的冷静描绘中，《孔乙己》于是成了艺术上的珍品。
也是写一个小人物，《阿Q正传》的手法又自不同。这是更为重大的主题，人物性格的内容也更为复杂，如果像《孔乙己》那样把社会生活和人物的经历凝聚在一个画面里，就不能担负预定的任务。作者因而安排一个又一个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电影镜头”来表现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一个特定环境中所引起的各种反映，来表现典型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道路。作者用的是裁取片断缀成整体的办法，在结构章法上和形象塑造上并没有东拼西凑的现象，相反地，人物性格的描写，经过无数镜头的缀合，是越来越丰富和完整了。这是因为作者用一根线把许多珍珠串连了起来，这根主线便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他的革命要求。小说里每一个镜头的闪现，都在为点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实质上的失败和表现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揭示其悲剧命运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于是，通过阿Q精神胜利法的“优胜”、“恋爱的悲剧”、谋求“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不准革命”到最后的“大团圆”，我们看到了这个典型性格的悲剧的一生。
可见，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是适应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再现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鲁迅所以能在最短的篇幅里写出最广最深的人生，在艺术描写上有赖于这种的集中和凝练。寥寥几笔，含意无穷，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特色之一，鲁迅继承和发展了它，使它成功地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观察服务，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境地。于是，在鲁迅的作品里，就经常出现用几句话乃至几个字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及其命运的妙笔。
在《孔乙己》里，作者写孔乙己出场的第一句描写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就使我们了解到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且从开始就隐约预测出他的悲惨结局，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人终究会被生活的浪潮所吞噬。《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当朋友问起他近年来的经历时，他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只一句话，就活活画出一个锐气完全销蚀的知识分子颓唐的心情和怯弱的性格，而且点明了当时社会对于人们的压迫，特别是在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上所加的重负。接着，吕纬甫又自比蜂蝇，几年来的遭遇不过是“绕了一点小圈子”，这就更鲜明地衬托出了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作者写到他最初对于传闻中的辛亥革命的恐惧时，只用了一句话：阿Q立意要“造反”，唱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在路上走，这时候，“老Q”，赵太爷怯怯的“低声的叫”，和作品开始赵太爷怒骂“阿Q，你这浑小子”对照起来，是截然不同的。称呼和态度的改变，既表现了赵太爷这个人物的另一种“阿Q精神”，也显示出辛亥革命的风声在最初对于农村（城市也一样）当权派的震动；读者把它和后面的描写参照起来看，更可以体会到，辛亥革命本来是能够打掉地主阶级合流了，它就更加深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后果不满的感觉。类似的例子，还有《故乡》里闰土对“我”的称呼由“迅哥儿”而变为“老爷”，在一个称呼里，反映了两个阶级间的“厚壁障”。
鲁迅曾经说过，画人物要着力去画人的眼睛。以上的例子就是“画眼睛”的实证。有人根据鲁迅的这个说法，真的去研究鲁迅是怎样描写人的眼睛的，其实却是失掉鲁迅的原意了。所谓画眼睛，是指用简练的、形象的笔法去突出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上述的几处都是最好的范例。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凝练是以深刻为基础的。正如鲁迅所说，他描写人物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细想，一挥而就”（《〈出关〉的“关”》）。传神之笔是在“烂熟于心”之后出现的，因此，必须深入地观察和研究生活，然后才有可能作集中概括的表现。
最后，简单地谈谈鲁迅短篇小说的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擅长白描。不加藻饰，而情态逼真。给予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祝福》中关于祥林嫂的几次外形的描写。作者在这里决不是单纯地描写人物的外形，而是通过它来表现人物命运的变化。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时，是刚死了“当家人”出来做工的。她“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她虽然开始受到生活的打击，但还没有历尽人生的艰辛。工作很繁重，“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见她是个多么善良、纯朴的人。接着却接连遭到大的变故，第二个男人死了，儿子也被狼吃了，她再来帮佣时，“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重大的打击在她身上布下了阴影。然而打击接踵而来，她捐了门槛，以为已经赎清了有过两个男人的“罪名”，不料鲁四太太依然不让她去拿祭祀的工具，“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直到最后——“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外形的几次改变，就是这个女人悲剧一生的缩影。这种反复的集中的描写，也加强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使读者的同情和悲愤分外的深沉。
还有那一篇《示众》，全文都是人物外形和动作的描绘，我们掩卷闭目，便会在脑海中显出一幅生动的速写画，通过那一连串无言的动作，使我们看出作者为了部分落后群众的对人对事的麻木状态而如何焦虑。此外，像在《肥皂》中四铭在院子里踱方步的描写，显出这个人物空虚而又狂妄的丑态，《高老夫子》中写高老夫子“像木匠牵着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也充满了对于这个人的鄙视，至于《离婚》中七大人的摩“屁塞”，闻鼻烟，更是活画出封建官僚不堪的嘴脸。总之，鲁迅描写人物，总根据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和作者自己对人物的或爱或憎的情感，选择最精确最生动的形象来表现。不用说，这仍然要求首先对现实生活“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才有所选择、创作的可能。在这里，要求作者有敏锐的眼力和细心的态度，注意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在创作时就能得心应手地创造出生动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