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此人，其生也晚。他若生在晚清，必是康梁门下，做一番维新保皇的大事。再往前生两千年，生在汉代，他便是个经生，那就除了毛诗还有刘诗，或者《春秋》另出一部刘传。
　　我的意思是，刘涛的禀赋、根底、品性，其实都更近于古。如此一个古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如今又做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认识刘涛，算来已有八年。他的文章其实并不曾多看，只看这个人，觉得端端正正正。没有飞扬浮躁，没有小机灵小机巧，行得稳、靠得住。这样一个年轻人，自然是上进努力的，我知道他读了很多书，写得也多，所以，前些日刘涛来电，嘱我为他在《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专辑写一篇文字，虽是俗务缠身，想了想终不忍拒，而且也正好有个契机，迫着自己向年轻人学习。
　　然后便是做功课。刘涛寄来一包书，打开一看，五本之多。细细读了两本，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以下简称《体系之变》），另一本是评论集，关于70后作家的《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其他各本只好大略观之。
　　读《体系之变》吃了一惊，原知道刘涛读书多，而且是个读古书的，却不知他读得如此多、如此深。晚清民初一段思想史，是话语场上熟透的话头，但就我而言，其实也是人云亦云，并未系统地下过功夫。刘涛以“个人—家—国—天下”为经纬将那一段梳理一遍，脉络历然，井井有条，这对我正是忽然开了方便法门，只顾了圈圈点点、抄抄写写。
　　掩卷谈谈体会，大略言之，晚清时值天坼地裂，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诸贤要在全新的相对性世界图景下为中华民族另寻安顿，所谓制礼作乐，在当时固然是当局者迷，各凭己意，于黑暗中摸索，但事后看来，原有的“个人—家—国—天下”体系的瓦解以及种种重建方案，确是一个根本的着力之处。刘涛的分析或许还不够精细体贴，但纲举目张，大气魄里自有大气象。
　　由这本书也能看出了刘涛迥异同侪的兴趣和根底。谈晚清、谈康梁，都免不了要回到道统中去，特别是公羊学、《大学》《礼记》等等，而刘涛给人的感觉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此间乐，因为此为家。他与原典之间自有一种会心，气息相通，所以，这些于他不是“知识”，而是由知识而为生命的根底。当然，也看得出他受了刘小枫，进而受了施特劳斯、施密特的影响，而以刘涛持重之性，受人影响绝非等闲事，恐怕多半是一辈子的事，从此施氏之希腊，便是刘涛之先秦。
　　刘涛的为学路径后来便一目了然。他接连出了两本文集，总题都是“通三统”，这是公羊学家的说法，也是康有为当日写《大同书》的志向，说起来魏巍乎大哉。刘涛存其大而取其小，他所谓的“三统”是晚清、民国、当下，或者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他说：“今天的诸多问题发端于晚清，欲理解现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现在的状况。”①他是希望跨越学科界限，打通近代以来的文学，在近代和晚清以来中国生活和文化巨大转型的视野中看取、衡量和估定种种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如此架构和眼光，说起来理当如此，真做起来甚难。眼目所及，当代文学批评中，特别是在具体作品的批评中能够贯彻此意的，实在不多。做得好的，更不多。我猜测，刘涛是有一种舍我其谁之感的，当仁不让、自强不息，咬定青山不放松，管他东西南北风。对晚清、现代，他本就用力甚勤，近几年，却花了大功夫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写了很多文章，以至于黄德海话里有话说：“志向的要求大，学术的堂庑深，时代的格局广，自身的要求高，有时候便不免会显出现下的作品小、浅、窄、低，人物一路弱下来，有些几乎填不进这个庞大的建筑。我在想，刘涛会不会有足履的不适之感的？”②
　　——其实德海自己也没少评“现下”的作品，他的话专对刘涛而说，其实是点出了“通三统”的一个意料之外和之中的困局。谈晚清、现代，水落石出，龙腾虎跃。而一路下来到了现下，海水尚未退去，撒一张大网，鱼鳖虾蟹皆在焉，有时难免会觉得是以屠龙之技行庖厨之事。
　　但话说回来，刘涛做此事，本来先怀了一份齐物之感。龙也罢，虾也罢，他的目的本不在大小高下，龙与虾各有消息，以观民风、以察世变，正不妨齐而观之。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通”。在这方面，逢到刘涛忽然兴起，那便是曲径通幽。
　　比如，他谈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谈着谈着从朱文颖那个与历史疏离的苏州忽然荡出一笔：
　　苏州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潮流，国人对之无限向往，可举两个文学作品中细节作为旁证。一、李劼人《死水微澜》中成都人形容物之“低调奢华上档次”所用语为“苏气”，可见当时苏州在中国的地位。俗语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亦可见一斑。……二、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妓女出长台时，总放风出去说，回苏州老家，以此自重，抬高身价。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苏州被大兵篦过几次，哀鸿遍野，元气大伤。富商巨贾多迁居上海，苏州南京遭受重创。费穆《小城之春》写苏州往事，大战过后，苏州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让人叹息。③
　　——这便是“通”。于若无其事之间点出了朱文颖笔下个人的“细小南方”其实还应该放回历史语境中见出它的“庞大”。
　　也正是在这批现下作品的评论中，刘涛让人看出了他的“古人”风骨。这个80后，原来是以道统自命的，平时恂恂如也，但关节处常常是一语封门，毫不假借。
　　比如关于杜拉斯：“杜拉斯不重视‘年龄’，岂可也，少年做少年之事，有少年之戒，老年则有老年应行之事与戒，否则贻人为老不尊之口实。”④
　　比如谈到金仁顺的《桃花》《梧桐》：“母女乃人倫之大者，但小说写母女之间的故事真是千奇百怪。人走正途，取道中庸，则人不偏颇，性情亦平正，而一旦不走正途，千奇百怪的事都会发生。”⑤
　　又比如，谈到李浩《如归旅店》中父亲的议论：“无论来不来（按指日本人），我们都得过日子，我们不能让如归旅店垮掉。”刘涛正色道：“民间社会超脱，但这个观点不能轻易说，否则容易为卖国主义张目。”⑥ 　　诸如此类处，绝非一般的社会学批评或道德批评。刘涛所站的其实是孔孟、《毛诗》《公羊》的立场。截断众流，回归本原，此其志也。他哪里是要通晚清到现下的“三统”，直是要通到这个民族最初的“制礼作乐”上去。而他所关切的也不仅是文學，终究还是世道人心，是从个人到天下如何安顿。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刘涛原是走着一条寂寞艰辛的路。前几日读胡兰成致唐君毅的信，二人为学取径渐有分歧，胡写道：
　　窃以道有微有显，故孔子言仁，必有事以表之，而孟子亦言性必及命，仁义常并举，此所以能推，且皎皎与世人共显见也。自宋儒始多言性理，虽亦言推，而亦惟言推之理，罕言推之事，遂自成一理学，然彼时矫佛学之余弊，盖有不得不然者，且彼时历史典章文物之正，可与万民显见者固具存，故虽理学中分派别，但一般人则对于无论朱陆之言皆能无惑，以为皆是对的。而今日则不然。清末以来，典章制度皆变动未成定，乃至对历史及眼前事物皆荡失无信，然后更怀疑及于先圣之学，而欲以西洋哲学以代之。故今日哲学，必微显并举，而以显证微，与宋明理学之着力处有同有不同也。⑦
　　胡氏其人不可取，其言不无可取。显微之间，确是说到了当日几位新儒家的痛处。窃以为，如何显微并举而能“推”，也正是刘涛这条路的关键所在。所谓推，是推己及人，是推圣人之道而及红尘烟火之世人、而及晚清以来极为复杂的历史经验、而及这个时代的众声喧嚣。此一“推”如推石上山，如引水向上，至难、至苦。但“推”无疑是值得的，刘涛斯人也而有斯才斯志，勉之！
　　2016年11月28日0时于国二招
　　【注释】
　　①刘涛：《“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导言，见《“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黄德海：《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序，见《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2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
　　③刘涛：《两个时代，一种精神——读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见《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刘涛：《〈情人〉在中国的一种流变——读安妮宝贝〈告别薇安〉》，见《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刘涛：《先锋、历史、现实——金仁顺小说的三个关键词》，见《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刘涛：《“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李浩论》，见《瞧，这些人——“70后”作家论》，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胡兰成：《第三十封，1954年3月27日》，见薛仁明编《天下事，犹未晚——胡兰成致唐君毅书八十七封》，144页，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