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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经纪人陈健添揭秘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原来是最受欢迎乐队的最不受欢迎经纪人。”陈健添（Leslie Chan）看着窗外，苦笑着说。他是Beyond乐队在1986年至1993年期间的经纪人。1985年12月，他签下当时还在香港地下乐坛苦苦挣扎的Beyond。如今，他在微博上写道：“如果你们问我这个问题：‘作为Beyond的经纪人，你最大的回忆是什么？’我会非常坦白地跟你们讲：‘很不幸，我没有太多快乐的回忆。’”
陈健添，Beyond前经纪人，香港星探级的老板，最早发掘了Beyond、王菲、黑豹乐队等，也是内地传奇性唱片公司“红星音乐生产社”创办人。今年是Beyond成军30周年，也是主唱黄家驹去世10周年。陈健添计划出版三本书，一本是黄家驹的写真集，另外两本是他写的Beyond传记的上下册，名为《真的Beyond历史》。其中上册已经出版，详细记述了他签下Beyond直到1988年底这段时期的故事，涉及Beyond如何从一支专辑销量只有2000张（《再见理想》）的地下乐队，变成一支销量2万张（《秘密警察》）、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乐队。书中的一大看点，是他和Beyond四位成员关于合约方面的矛盾。而下册将记录Beyond的辉煌时期，及主唱黄家驹在1993年6月30日的意外去世。下册计划分7章，他已写完大约三分之一，争取今年内出版。
今年6月，Beyond的两位成员黄贯中与黄家强曾在微博上展开一场骂战，陈健添也卷入其中。陈健添与黄家强关系的不和表露无遗。他形容三位成员的个性是“中肯”，“真实”和“虚伪”。至于如何对号入座，他说：“你自己去联系吧。”
过去20年，陈健添与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这三位Beyond成员完全没有联系。但他与那些围绕在Beyond身边的人仍然保持联系，并期待与Beyond重新建立友情。“从前20年我们浪费了我们的友谊，我不希望再浪费20年。当然这个不是出现在3个人的身上，我觉得黄家强肯定跟我20年后都是这样。这是比较遗憾的现实。”
陈健添与Beyond在1988年曾因Sony唱片利用合约漏洞挖墙脚一事，闹得十分不愉快。但随着1989年《Beyond IV》的成功，乐队与他的矛盾随之被抛诸脑后。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92年。Beyond签约日本公司Amuse，赴日本发展，陈健添把经纪约交给Amuse，但仍然保留Beyond经纪人的职位，负责Beyond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事务。当年4月在香港的一次饭局，被陈健添称为“最后的晚餐”，自此他的地位被“隐形”，并不再和乐队来往。1993年4月，Amuse与Beyond一起将陈健添告上法庭，希望取回陈健添手中的歌曲版权，这场官司直到1994年中才和解。
陈健添在被Amuse与Beyond边缘化后，于1992年，赴北京成立“红星音乐生产社”，推出了郑钧、田震、许巍等歌手。他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随后淡出唱片业。
“我从1992年以后基本上都没有听Beyond的歌，因为每次听到他们的音乐就想起来从前的事情，想起来那些官司。我最少有10年都不想听他们，一听我就生气，愤怒。大概5年前开始，这种感觉慢慢改变了，也了解了大概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想得罪日本人。”陈健添说，“我在澳大利亚，通常不会跟人家讲我是Beyond的经纪人，我会跟人家讲，我在大陆做过红星。红星也有不好的回忆，但是总的来讲，我很骄傲做过红星。因为后来他们（Beyond）的那些言论，制造了太多仇恨。很多粉丝上来就说你全家死什么的，是非常不好的回忆。”
你和Beyond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跟Beyond的经纪人关系最早从1985年12月开始，一直续约。最后一个经纪人约是在1992年1月1日生效。那个合同是1年半，结束的时间刚好是家驹去世的那一天。
这么巧？
还有一张是Beyond跟华纳的唱片约，也是在1993年6月30号结束。等于两份跟家驹有关的合约都是在那一天结束，非常巧。
Beyond为什么会签给日本公司？
很老实讲，他们给的条件实在是非常好。而且有机会去发展日本的市场，也是个挑战，所以他们都同意。
在你的书里写到，1988年时你和乐队已经有了矛盾，为什么之后还能继续合作？
1989年中开始，我们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其实作为艺人肯定有那种很强的自我。没有自我的人，做不了巨星。每个艺人开始膨胀的时候，做经纪人的只能接受。他们有什么压力不可能随便找人骂，也不可能四个人互相骂，最简单的发泄就是骂骂经纪人，骂骂唱片公司。通常我都不大理他们。每次续约的时候没有强迫性，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帮你们做事，他们也觉得Leslie还可以—可能他们不会说最好—就跟Leslie再续吧。他们也不想找其他人，终归你要找一个新的经纪人回来，要重新去适应。
1993年家驹去世之后，你和Beyond就没有再续约了？
没有了，1993年4月，日本人先来起诉我；一个礼拜之后，Beyond来起诉我。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闹剧。
他们起诉你什么？
起诉也没有什么实在的，都是日本人在后面搞事情，他们想把我这些版权都拿过去。因为从1986到1991年，6年内Beyond所有的歌曲版权都是我的公司的。日本人就利用这个点跟Beyond说，其实那些版权你可以不用签给Leslie，你们可以自己去保留的。我想解释一下，在那个时候，一个歌手或者作曲人写了一个作品，基本上版权都是交给出版公司。后来这个趋势开始改变，是差不多1990年的时候，从欧美开始，有一些名气较大的歌手或者艺人，他们自己控制（词曲）版权。日本人就是利用这个点，去煽动Beyond。
官司结果呢？
我记得家驹去世之后，在香港出殡，Amuse的老板有过来。出殡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有一个老外助理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老板想跟你见面”。我想可能因为家驹去世，这个官司的事情就不打了。我到了以后，他说，家驹已经不在了，希望你能把所有歌的版权还给Beyond。我就讲，可以啊，假如Amuse也把所有的版权还给Beyond，我会把我的东西还给Beyond。他听完之后马上站起来走了。这个事情一直拖到1994年中，他们提出和解。 煽动Beyond起诉你，日本人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很简单，他们觉得Beyond很厉害啊，从利益上来讲，这是一块很大的肉。Beyond拿到以后不会自己做的，很可能拿到之后让Amuse做代理。
家驹去世的时候，你在哪里？
他发生意外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也没看新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家驹在日本做演出，从台上掉下来，他讲得不太清楚，我以为是一个很矮的舞台，我说有什么事？顶多断了腿。后来了解清楚之后，我就回香港，跟其他家驹的朋友联系，问他们要不要一起过去（日本）看。我约了几个人，有一个朋友叫王日平。第二个叫梁国中，阿中，跟家驹是同学，一直都像哥们儿一样。还有家驹的一个女朋友，就是“喜欢你”写的那个女朋友，但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好像是跟她丈夫一起去的。我们是29号晚上到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晚上我跟阿中一个房间，结果他打鼾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我完全没法睡。第二天我就说，阿中，我不跟你一间房了，我自己开一间睡，所以第二天我是一个人的房间。
我们30号差不多中午去了医院，先在大堂等，不是随便到了就能上病房的。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他们说你们可以上来了。在那1个小时里面，有两个人从上面下来，第一个是单立文，他是家驹的好朋友，也是Blue Jeans的贝斯手。后来又看到日本公司里面的一个人下来，那个人就是在中间搞很多小动作的人，他看到我在这里，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出现。后来我们进电梯，出去还没走两步，还在电梯口，就有个日本人说了一大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翻译说，对不起，现在决定不能给你们探访。我就知道是日本人在搞鬼。没办法，大家很失望。当天就出去走走吧。我们在外面逛，突然下雨，然后天就很黑。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太多。逛到晚上，大家回饭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看电视，不懂日文。看新闻，突然看到家驹的照片，我说这边对家驹那么重视，新闻都会播。看完就睡觉。其实那时他已经走了，但是我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一帮人到了机场，办完手续，王日平才跟我讲：“Leslie，昨天有个事情没跟你讲，怕你太难过，家驹已经走了。”假如那天我没有去，阿中，王日平，还有他女朋友，肯定能见到最后一面。感觉好像就是家驹在等我们过来。结果没办法，人家不给见。
得知家驹去世的消息是什么心情？
空白。反正就是觉得，昨天走了，怪不得看到电视里在说，然后就是一片空白。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后悔把他们送到日本？
老实说也不是我的决定，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经纪人的角色，我只是去谈一个最好的条件给他们。不是我说签就签，是他们最后决定签不签。
是不是Beyond四人时期的词曲版权都在你这里？
也不是，1993年（《乐与怒》）我没有拿他们的。其实那张（词曲版权）也是我的，因为我跟他们的合同是到1993年6月。和解的时候，我的律师就问我，为什么1993年那张唱片的版权你不要。我说虽然合约上面归我，但是我跟他们已经闹成那个情况了。加上1992年那张唱片（《继续革命》）我是有参与一些工作的，我觉得应该保留版权，1993年那张唱片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参与什么工作，没有投入。我不想好像我欠他们那么多东西。但从法律来讲，我是完全可以要求归我的。
Beyond的版权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
我把版权转让给了环球唱片，现在我手头上已经没有Beyond的词曲版权。从1998、1999年已经没有什么收入，每年钱越来越少。后来，环球提出了不错的价钱，我就卖给他们了。一张唱片里有两种版权，第一是歌曲的作曲作词版权，那个是环球的。第二个版权是母带的版权。有部分现场演出的版权是我的。那些都是打完官司以后，Beyond他们认可，送给我的。其实很搞笑，他们后来会骂，为什么你发这个东西，什么现场（录音）啊，demo啊。其实严格来讲，我跟他们那个合同，我不是有100%的权利去发行。问题是在1993年打官司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收入，日本人每月该给我的费用完全不给，然后我每个月要付律师费，平均来讲都要7万到8万港币一个月，我的钱从何而来？没有钱。我就问律师，这些现场（录音）我能不能发？因为律师费很高，我要想办法付钱。打一个官司，从起诉到法院开庭，一般要1年半到2年的排期。中间如果双方没有什么文件来往，就简单。但是Amuse的策略就是不停有东西来，我说你什么就要你回信，就是要烧钱。假如你没有钱烧，你就会输掉官司。那个时候律师给我的说法，是当然这个（权利）不是100%，但是我要是出版这些东西，我会输的可能比较低。在和解以前，我发了一两张现场专辑。到和解时，条件也是他们提出的，从前的事互不追究，包括那些已经发行的现场的东西。为什么他们后来看到我再发行东西又骂这个骂那个，其实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签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作用在哪里。
现在你再版了《亚拉伯跳舞女郎》和《永远等待》的盒装纪念版，销量如何？
（只卖了）1000套。你相不相信？还好我做那几张是给自己纪念的东西，卖得不多也无所谓。
Beyond卖得最好的一张是不是《乐与怒》？
假如家驹没有去世，应该不是。其实《乐与怒》在香港刚出版的时候，华纳跟我讲，“海阔天空”送到电台，电台的人说这个歌不行，要换歌。家驹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乐与怒》才卖了两万多，很不理想的数量。以Beyond来说，他们应该一出来就要卖5万张。结果家驹去世，一下卖到25万，然后30万。我们能说什么？
“海阔天空”现在大家都还在唱。
当时电台的反应是一般，那个时候电台的高层讲，你们看看再选一首歌上来。这是真实的事情。
你对三个人如今的个人发展有什么看法？
从他们三个人的音乐来看，世荣最有骨气，阿Paul最有火气，家强最有财气，钱财的“财”，或者是福气吧。
怎么讲？
家驹去世的时候其实日本公司也赔了不少钱（给家驹的父亲）。当然家强会说我没有拿钱啊。但是我举个例子来讲，那时候媒体说赔了7000万港币（10亿日元）。他父亲拿1000万已经完全够他用一辈子，所以很自然，会把钱分给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且肯定给儿子多一点。从另外的角度看吧，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报道说，黄家强有多少物业。你看看，黄贯中有多少物业，叶世荣有多少物业？假如他父亲没有给钱，他应该是跟黄贯中差不多，而且他出唱片还少，做演出还少。 前Beyond成员刘志远曾经透露他离开乐队是因为和黄家强不和，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志远跟我讲，其实当时不是单单一个争女朋友的事情，那个就是导火线。他说其实一早，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很不高兴了。他举例说他们1986年去台北做演出，那个时候刚起步，做完演出，刘志远自己拿着吉他走，结果就被家强骂，为什么你要自己拿乐器，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拿的，我们是艺人，你要给他们那些“下人”拿。刘志远就很生气，那时候只有3个Roadie，要拿4把吉他、贝斯，吉他效果器，还有世荣一些鼓的东西，怎么可能拿那么多东西。再加上一个情况就是，刘志远觉得，要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完全比你黄家强强几倍，然后你还挑我这个挑我那个，所以那些东西就是不断地存在心里，很不愉快。
刘志远离开Beyond不久，Beyond就凭借“大地”开始走红了，他有没有后悔？
当然他很坦白地说，会呀，每次去银行打开那个存折，很后悔。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开始做幕后，越做越好。他说也没有后悔，假如在一个不愉快的情况下面工作，给更多的钱，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讲了一点我是从来不知道的，就是他在乐队里面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回忆。刚开始进去玩音乐可能有点享受，过一段时间每天都在重复，他就越来越讨厌那种生活，他发觉自己非常不喜欢做台前的，最讨厌做访问，最讨厌上电视台。所以严格来讲他也没有后悔离开Beyond。
你也做过王菲的经纪人，1992年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她？
我是她的第一个经纪人，大概是从1989年到1991年。其实到1992年时，我是想跟王菲续约的，问题是日本人跟我之间有个规定，我不能随便再签其他艺人，除非Amuse同意。那个时候我就跟Amuse讲，我想跟王菲续约，她是很有潜力的，但是日本人没看出王菲那种潜力，就说，“算了Leslie，你集中精神做Beyond吧。”他们不给我再签其他艺人。
很可惜。你和Beyond的关系是什么时候闹僵的？
从1992年的四五月份。其实中间我有去日本的，他们那趟是回来做宣传，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有个“最后的对话”。那天晚上跟日本人吃饭，是“最后的晚餐”，就是因为那顿饭，他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日本人就开始做手脚。
Beyond讲的？
对。而且故意在日本人面前问那些问题。他们不应该在那一顿饭问，他们应该回来问我。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你问我，那么多年下来怎么想，（我觉得）那些都是天意。好像有一个天意在讲，Leslie，你跟Beyond的关系其实早晚应该结束了，家驹可能会离开我们，你现在的责任就是去北京，北京有一帮人等着你过去。
那次饭局说了什么？
家驹叫翻译问日本人，现在谁是我们的经纪人？日本人听了之后很愕然，想了一下说，你们的经纪人是Amuse。第二句他还问，那Leslie现在做什么？日本人稍微停了一下说，Leslie是顾问。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四个人打电话，骂他们。没找到家驹，可能家驹故意把电话关了，知道我会打电话骂他们。
你认为家驹是故意的，还是天真？
不是故意。其实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前，我跟他们在日本最后一次见面是2月，那个时候他们在录音，临走之前跟他们讲过一番话，他们没有记住，很遗憾，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个性，很多时候像小孩那样。
你现在还会想念家驹吗？
不会太刻意去想，但是想起来会觉得非常可惜。
“我原来是最受欢迎乐队的最不受欢迎经纪人。”陈健添（Leslie Chan）看着窗外，苦笑着说。他是Beyond乐队在1986年至1993年期间的经纪人。1985年12月，他签下当时还在香港地下乐坛苦苦挣扎的Beyond。如今，他在微博上写道：“如果你们问我这个问题：‘作为Beyond的经纪人，你最大的回忆是什么？’我会非常坦白地跟你们讲：‘很不幸，我没有太多快乐的回忆。’”
陈健添，Beyond前经纪人，香港星探级的老板，最早发掘了Beyond、王菲、黑豹乐队等，也是内地传奇性唱片公司“红星音乐生产社”创办人。今年是Beyond成军30周年，也是主唱黄家驹去世10周年。陈健添计划出版三本书，一本是黄家驹的写真集，另外两本是他写的Beyond传记的上下册，名为《真的Beyond历史》。其中上册已经出版，详细记述了他签下Beyond直到1988年底这段时期的故事，涉及Beyond如何从一支专辑销量只有2000张（《再见理想》）的地下乐队，变成一支销量2万张（《秘密警察》）、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乐队。书中的一大看点，是他和Beyond四位成员关于合约方面的矛盾。而下册将记录Beyond的辉煌时期，及主唱黄家驹在1993年6月30日的意外去世。下册计划分7章，他已写完大约三分之一，争取今年内出版。
今年6月，Beyond的两位成员黄贯中与黄家强曾在微博上展开一场骂战，陈健添也卷入其中。陈健添与黄家强关系的不和表露无遗。他形容三位成员的个性是“中肯”，“真实”和“虚伪”。至于如何对号入座，他说：“你自己去联系吧。”
过去20年，陈健添与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这三位Beyond成员完全没有联系。但他与那些围绕在Beyond身边的人仍然保持联系，并期待与Beyond重新建立友情。“从前20年我们浪费了我们的友谊，我不希望再浪费20年。当然这个不是出现在3个人的身上，我觉得黄家强肯定跟我20年后都是这样。这是比较遗憾的现实。”
陈健添与Beyond在1988年曾因Sony唱片利用合约漏洞挖墙脚一事，闹得十分不愉快。但随着1989年《Beyond IV》的成功，乐队与他的矛盾随之被抛诸脑后。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92年。Beyond签约日本公司Amuse，赴日本发展，陈健添把经纪约交给Amuse，但仍然保留Beyond经纪人的职位，负责Beyond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事务。当年4月在香港的一次饭局，被陈健添称为“最后的晚餐”，自此他的地位被“隐形”，并不再和乐队来往。1993年4月，Amuse与Beyond一起将陈健添告上法庭，希望取回陈健添手中的歌曲版权，这场官司直到1994年中才和解。
陈健添在被Amuse与Beyond边缘化后，于1992年，赴北京成立“红星音乐生产社”，推出了郑钧、田震、许巍等歌手。他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随后淡出唱片业。
“我从1992年以后基本上都没有听Beyond的歌，因为每次听到他们的音乐就想起来从前的事情，想起来那些官司。我最少有10年都不想听他们，一听我就生气，愤怒。大概5年前开始，这种感觉慢慢改变了，也了解了大概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想得罪日本人。”陈健添说，“我在澳大利亚，通常不会跟人家讲我是Beyond的经纪人，我会跟人家讲，我在大陆做过红星。红星也有不好的回忆，但是总的来讲，我很骄傲做过红星。因为后来他们（Beyond）的那些言论，制造了太多仇恨。很多粉丝上来就说你全家死什么的，是非常不好的回忆。”
你和Beyond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跟Beyond的经纪人关系最早从1985年12月开始，一直续约。最后一个经纪人约是在1992年1月1日生效。那个合同是1年半，结束的时间刚好是家驹去世的那一天。
这么巧？
还有一张是Beyond跟华纳的唱片约，也是在1993年6月30号结束。等于两份跟家驹有关的合约都是在那一天结束，非常巧。
Beyond为什么会签给日本公司？
很老实讲，他们给的条件实在是非常好。而且有机会去发展日本的市场，也是个挑战，所以他们都同意。
在你的书里写到，1988年时你和乐队已经有了矛盾，为什么之后还能继续合作？
1989年中开始，我们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其实作为艺人肯定有那种很强的自我。没有自我的人，做不了巨星。每个艺人开始膨胀的时候，做经纪人的只能接受。他们有什么压力不可能随便找人骂，也不可能四个人互相骂，最简单的发泄就是骂骂经纪人，骂骂唱片公司。通常我都不大理他们。每次续约的时候没有强迫性，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帮你们做事，他们也觉得Leslie还可以—可能他们不会说最好—就跟Leslie再续吧。他们也不想找其他人，终归你要找一个新的经纪人回来，要重新去适应。
1993年家驹去世之后，你和Beyond就没有再续约了？
没有了，1993年4月，日本人先来起诉我；一个礼拜之后，Beyond来起诉我。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闹剧。
他们起诉你什么？
起诉也没有什么实在的，都是日本人在后面搞事情，他们想把我这些版权都拿过去。因为从1986到1991年，6年内Beyond所有的歌曲版权都是我的公司的。日本人就利用这个点跟Beyond说，其实那些版权你可以不用签给Leslie，你们可以自己去保留的。我想解释一下，在那个时候，一个歌手或者作曲人写了一个作品，基本上版权都是交给出版公司。后来这个趋势开始改变，是差不多1990年的时候，从欧美开始，有一些名气较大的歌手或者艺人，他们自己控制（词曲）版权。日本人就是利用这个点，去煽动Beyond。
官司结果呢？
我记得家驹去世之后，在香港出殡，Amuse的老板有过来。出殡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有一个老外助理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老板想跟你见面”。我想可能因为家驹去世，这个官司的事情就不打了。我到了以后，他说，家驹已经不在了，希望你能把所有歌的版权还给Beyond。我就讲，可以啊，假如Amuse也把所有的版权还给Beyond，我会把我的东西还给Beyond。他听完之后马上站起来走了。这个事情一直拖到1994年中，他们提出和解。 煽动Beyond起诉你，日本人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很简单，他们觉得Beyond很厉害啊，从利益上来讲，这是一块很大的肉。Beyond拿到以后不会自己做的，很可能拿到之后让Amuse做代理。
家驹去世的时候，你在哪里？
他发生意外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也没看新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家驹在日本做演出，从台上掉下来，他讲得不太清楚，我以为是一个很矮的舞台，我说有什么事？顶多断了腿。后来了解清楚之后，我就回香港，跟其他家驹的朋友联系，问他们要不要一起过去（日本）看。我约了几个人，有一个朋友叫王日平。第二个叫梁国中，阿中，跟家驹是同学，一直都像哥们儿一样。还有家驹的一个女朋友，就是“喜欢你”写的那个女朋友，但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好像是跟她丈夫一起去的。我们是29号晚上到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晚上我跟阿中一个房间，结果他打鼾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我完全没法睡。第二天我就说，阿中，我不跟你一间房了，我自己开一间睡，所以第二天我是一个人的房间。
我们30号差不多中午去了医院，先在大堂等，不是随便到了就能上病房的。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他们说你们可以上来了。在那1个小时里面，有两个人从上面下来，第一个是单立文，他是家驹的好朋友，也是Blue Jeans的贝斯手。后来又看到日本公司里面的一个人下来，那个人就是在中间搞很多小动作的人，他看到我在这里，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出现。后来我们进电梯，出去还没走两步，还在电梯口，就有个日本人说了一大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翻译说，对不起，现在决定不能给你们探访。我就知道是日本人在搞鬼。没办法，大家很失望。当天就出去走走吧。我们在外面逛，突然下雨，然后天就很黑。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太多。逛到晚上，大家回饭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看电视，不懂日文。看新闻，突然看到家驹的照片，我说这边对家驹那么重视，新闻都会播。看完就睡觉。其实那时他已经走了，但是我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一帮人到了机场，办完手续，王日平才跟我讲：“Leslie，昨天有个事情没跟你讲，怕你太难过，家驹已经走了。”假如那天我没有去，阿中，王日平，还有他女朋友，肯定能见到最后一面。感觉好像就是家驹在等我们过来。结果没办法，人家不给见。
得知家驹去世的消息是什么心情？
空白。反正就是觉得，昨天走了，怪不得看到电视里在说，然后就是一片空白。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后悔把他们送到日本？
老实说也不是我的决定，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经纪人的角色，我只是去谈一个最好的条件给他们。不是我说签就签，是他们最后决定签不签。
是不是Beyond四人时期的词曲版权都在你这里？
也不是，1993年（《乐与怒》）我没有拿他们的。其实那张（词曲版权）也是我的，因为我跟他们的合同是到1993年6月。和解的时候，我的律师就问我，为什么1993年那张唱片的版权你不要。我说虽然合约上面归我，但是我跟他们已经闹成那个情况了。加上1992年那张唱片（《继续革命》）我是有参与一些工作的，我觉得应该保留版权，1993年那张唱片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参与什么工作，没有投入。我不想好像我欠他们那么多东西。但从法律来讲，我是完全可以要求归我的。
Beyond的版权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
我把版权转让给了环球唱片，现在我手头上已经没有Beyond的词曲版权。从1998、1999年已经没有什么收入，每年钱越来越少。后来，环球提出了不错的价钱，我就卖给他们了。一张唱片里有两种版权，第一是歌曲的作曲作词版权，那个是环球的。第二个版权是母带的版权。有部分现场演出的版权是我的。那些都是打完官司以后，Beyond他们认可，送给我的。其实很搞笑，他们后来会骂，为什么你发这个东西，什么现场（录音）啊，demo啊。其实严格来讲，我跟他们那个合同，我不是有100%的权利去发行。问题是在1993年打官司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收入，日本人每月该给我的费用完全不给，然后我每个月要付律师费，平均来讲都要7万到8万港币一个月，我的钱从何而来？没有钱。我就问律师，这些现场（录音）我能不能发？因为律师费很高，我要想办法付钱。打一个官司，从起诉到法院开庭，一般要1年半到2年的排期。中间如果双方没有什么文件来往，就简单。但是Amuse的策略就是不停有东西来，我说你什么就要你回信，就是要烧钱。假如你没有钱烧，你就会输掉官司。那个时候律师给我的说法，是当然这个（权利）不是100%，但是我要是出版这些东西，我会输的可能比较低。在和解以前，我发了一两张现场专辑。到和解时，条件也是他们提出的，从前的事互不追究，包括那些已经发行的现场的东西。为什么他们后来看到我再发行东西又骂这个骂那个，其实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签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作用在哪里。
现在你再版了《亚拉伯跳舞女郎》和《永远等待》的盒装纪念版，销量如何？
（只卖了）1000套。你相不相信？还好我做那几张是给自己纪念的东西，卖得不多也无所谓。
Beyond卖得最好的一张是不是《乐与怒》？
假如家驹没有去世，应该不是。其实《乐与怒》在香港刚出版的时候，华纳跟我讲，“海阔天空”送到电台，电台的人说这个歌不行，要换歌。家驹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乐与怒》才卖了两万多，很不理想的数量。以Beyond来说，他们应该一出来就要卖5万张。结果家驹去世，一下卖到25万，然后30万。我们能说什么？
“海阔天空”现在大家都还在唱。
当时电台的反应是一般，那个时候电台的高层讲，你们看看再选一首歌上来。这是真实的事情。
你对三个人如今的个人发展有什么看法？
从他们三个人的音乐来看，世荣最有骨气，阿Paul最有火气，家强最有财气，钱财的“财”，或者是福气吧。
怎么讲？
家驹去世的时候其实日本公司也赔了不少钱（给家驹的父亲）。当然家强会说我没有拿钱啊。但是我举个例子来讲，那时候媒体说赔了7000万港币（10亿日元）。他父亲拿1000万已经完全够他用一辈子，所以很自然，会把钱分给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且肯定给儿子多一点。从另外的角度看吧，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报道说，黄家强有多少物业。你看看，黄贯中有多少物业，叶世荣有多少物业？假如他父亲没有给钱，他应该是跟黄贯中差不多，而且他出唱片还少，做演出还少。 前Beyond成员刘志远曾经透露他离开乐队是因为和黄家强不和，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志远跟我讲，其实当时不是单单一个争女朋友的事情，那个就是导火线。他说其实一早，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很不高兴了。他举例说他们1986年去台北做演出，那个时候刚起步，做完演出，刘志远自己拿着吉他走，结果就被家强骂，为什么你要自己拿乐器，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拿的，我们是艺人，你要给他们那些“下人”拿。刘志远就很生气，那时候只有3个Roadie，要拿4把吉他、贝斯，吉他效果器，还有世荣一些鼓的东西，怎么可能拿那么多东西。再加上一个情况就是，刘志远觉得，要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完全比你黄家强强几倍，然后你还挑我这个挑我那个，所以那些东西就是不断地存在心里，很不愉快。
刘志远离开Beyond不久，Beyond就凭借“大地”开始走红了，他有没有后悔？
当然他很坦白地说，会呀，每次去银行打开那个存折，很后悔。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开始做幕后，越做越好。他说也没有后悔，假如在一个不愉快的情况下面工作，给更多的钱，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讲了一点我是从来不知道的，就是他在乐队里面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回忆。刚开始进去玩音乐可能有点享受，过一段时间每天都在重复，他就越来越讨厌那种生活，他发觉自己非常不喜欢做台前的，最讨厌做访问，最讨厌上电视台。所以严格来讲他也没有后悔离开Beyond。
你也做过王菲的经纪人，1992年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她？
我是她的第一个经纪人，大概是从1989年到1991年。其实到1992年时，我是想跟王菲续约的，问题是日本人跟我之间有个规定，我不能随便再签其他艺人，除非Amuse同意。那个时候我就跟Amuse讲，我想跟王菲续约，她是很有潜力的，但是日本人没看出王菲那种潜力，就说，“算了Leslie，你集中精神做Beyond吧。”他们不给我再签其他艺人。
很可惜。你和Beyond的关系是什么时候闹僵的？
从1992年的四五月份。其实中间我有去日本的，他们那趟是回来做宣传，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有个“最后的对话”。那天晚上跟日本人吃饭，是“最后的晚餐”，就是因为那顿饭，他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日本人就开始做手脚。
Beyond讲的？
对。而且故意在日本人面前问那些问题。他们不应该在那一顿饭问，他们应该回来问我。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你问我，那么多年下来怎么想，（我觉得）那些都是天意。好像有一个天意在讲，Leslie，你跟Beyond的关系其实早晚应该结束了，家驹可能会离开我们，你现在的责任就是去北京，北京有一帮人等着你过去。
那次饭局说了什么？
家驹叫翻译问日本人，现在谁是我们的经纪人？日本人听了之后很愕然，想了一下说，你们的经纪人是Amuse。第二句他还问，那Leslie现在做什么？日本人稍微停了一下说，Leslie是顾问。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四个人打电话，骂他们。没找到家驹，可能家驹故意把电话关了，知道我会打电话骂他们。
你认为家驹是故意的，还是天真？
不是故意。其实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前，我跟他们在日本最后一次见面是2月，那个时候他们在录音，临走之前跟他们讲过一番话，他们没有记住，很遗憾，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个性，很多时候像小孩那样。
你现在还会想念家驹吗？
不会太刻意去想，但是想起来会觉得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