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午，在北京举办的“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发布会”上，重庆市前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提出，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的需求，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求。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营商环境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大经济体关注的重心，亦成为一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也是营商环境最好的检验者。
　　其实，中国改善营商环境取得的成绩，国际社会有目共睹。在世界银行2017年营商环境排行榜上，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名列78位，比上年提升6位，优于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取消注册资本制、便利公司设立等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成果得到广泛认同。
　　但也必须承认，在推进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要求政府进行自我改革，各方面对标国际标准。目前，国内12个自贸区已引进对标WTO、FTA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标准，试验成功后要复制、扩大辐射到全国，让全国各地营商环境都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
　　加入WTO，签订FTA协议，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协议签订国之间的营商环境大体一致。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怎么降低关税、准入壁垒等问题;而对地方而言，则更要面对挑战。中国正在进行的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是零壁垒的试验，也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政府自我革命的试验。
　　如何进行这种自我革命？第一，要以简政放权吸引企业投资，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市场公平;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营商环境;要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制定财税支持政策、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便利人才出入境、优化营商环境等，尽量减少限制性措施。
　　第二，要自我约束，“法无授权（政府）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皆可为”。要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所有企业在同一个参照的框架中，给企业以创新空间，释放束缚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第三，对内外资实行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采取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他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遵从同样的游戏规则。对国企尤其不应该有政策偏好。
　　建立自贸区不是为了那几平方或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推进营商环境国际化也非仅为吸引外资。这就是中央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背后的改革深意：一方面通过先行先试，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投资和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给地方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要摆脱政策依赖，以创新有为、善作善成呼应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
　　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优质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竞争环境复杂，一些国家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大打贸易战，这更增加了改善营商环境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