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知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我考入外文系就读。等待开学期间，前往上海与正在经营《民生》周刊的兄长相叙。他要我务必常读四种期刊：《民主》、《周报》、《文萃》和《世界知识》。这都是当年蒋管区有名的进步刊物。国际问题名家荟萃、图文并茂的世知顿时深深吸引了我。自此，我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是世知开拓了我的国际视野，增长了国际知识，培育了我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七十年再回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知是我日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蒙老师。
　　解放后，世知移师北京，由外交部主管。我于1952年调入外交部欧非司，主攻法国调研。首任欧非司长宦乡是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也是当时世知的大手笔。他那“立等可取”的神来之笔，其实是以扎实的资料积累作基础的。他常亲自动手搜集整理资料。我曾打过一阵子下手，摘录他圈定的报刊资料。深受身边榜样的鼓舞，我这个调研新兵，基于学习、锻练的考虑，也不时向世知寄点小稿投石问路。熟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遂从忠实的读者进而成为忠实的作者。
　　当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庐山会议后，在一次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运动中，由于我在世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一些国际问题文章，被指责为“经营自留地”而挨批。言之可叹！不过，事后我仍不知悔改，稍事收敛，依然我行我素。
　　1977年我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西欧研究室。从国别（法国）调研向地区（西欧）调研转型，进一步扩展了研究和写作的空间。当时“文革”后刚刚复刊的世知社与研究所正好同设在外交学院院内，因此，常到世知编辑室走动，与几位编辑过从颇密。这一来，撰稿、约稿也就常态化了。以后长时间内，无论是出国工作期间还是随后离而不休的日子，这种常态化一直得以延续下来。其间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许是80年代初，蒙读者厚爱，我曾有幸忝为“读者最喜爱的作者”。
　　在我从事的国际问题调研的漫长岁月里，世知既是良师益友，又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园地。为世知撰稿，从题材的选择、观点的表述到文字的运用，较之内部调研报告，可以少一些瞻前顾后，多一些自由施展的空间，深感对活跃调研思路、锻练写作能力、提升文字水平，均大有裨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在职期间，我先后使用了“张帆”、“季寅”的笔名。
　　1983～1987年我从巴黎寄往世知的稿件，常常以“本刊特约撰稿人季寅”的名义在首页刊出。有人揣测，这个有点怪怪的名字，是某写作组合的笔名。事实上，鉴于“张帆”这个笔名已渐为周围的人所知，加之巴黎主要侨报《欧洲时报》以显著位置转载我在世知刊出的文章，为妥善计，就换了一个较为生僻的笔名。
　　这一时期，我在世知发表的文章有的为《北京周刊》翻译转载。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委员、“法国民众联盟”防务委员会主席让·玛丽—达耶读了《北京周报》转载的《西欧的处境和作用》一文（载世知1983年第2期），颇有同感，特致函《北京周报》，对作者“对西欧的深刻认知和入木三分的剖析”表示赞许。当时我适在我驻法国使馆工作，这封辗转到我手里的信，成了我与这位防务专家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的契机。从此我们不时见面就欧洲形势和军事防务问题交换看法，得益匪浅。这是世知这块园地带给我的意外收获。同时，透过这件小事也可略见世知的外溢影响。
　　如今年事已高，国际问题写作业已封笔。我又回复到世知的忠实读者的身份。不过，岁月抹不去记忆。在半个多世纪的温馨回忆中，几代资深编辑的熟悉的身影又宛然浮现在我眼前。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