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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是租来的，剧本是自编的，演员是临时的，道具全靠DIY，27岁的Wanny和她的朋友们就这样赶在“世界末日”前，办起了第一个“论坛剧场”。虽然是戏剧表演，虽然演出只有两个小时，但排练时，Wanny和她的朋友们需要去到社区和不同的居民交流，了解每个人面临的不同压迫。作为“被压迫者的剧场”，论坛剧场的目的是希望激发出反思和论辩，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
场地是租来的，剧本是自编的，演员是临时的，道具全靠DIY，27岁的Wanny和她的朋友们就这样赶在“世界末日”前，办起了第一个“论坛剧场”。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六，广州万寿路素社直街一栋白色小楼里，挤满了年轻的面孔。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期待着“木棉剧团”带来的惊喜。
在广州本地，木棉剧团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艺文团体。八年前，一班来自广州不同公益组织、企业及媒体的朋友组成了这个专注于民众戏剧的NGO，为普通市民带来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演出。
欢迎大家上台做主角
临时搭建的舞台没有花哨的装饰，在观众的翘首以盼下，女主角“小文”登场了。顶着29岁的年纪，她尴尬地站在台上：青春期被强势的父母扼杀了初恋，如今又被亲朋好友逼迫相亲。她没有“say NO”的权利，就这样半推半就地走进了婚姻。一边是刻板的父亲、爱哭的母亲和总把“我是为你好”挂在嘴边的婶婶，另一边则是一个不爱的丈夫和茫然的未来。
“小文”真的无路可走了吗？难道女大一定要嫁？
大家愤愤不平之际，Wanny突然站起来对着观众道：“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有很多疑问。有时候不一定是父母朋友在压迫我们，可能我们也对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欢迎所有人都上台来做一回主角，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法，说不定真的能改变结果。”
丑客（Joker，即主持人）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台下的骚动。
真新鲜，竟然有人愿意让观众去推翻剧本。人们小声嘀咕了一阵，很快便有志愿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人走上台建议“小文”去找社工倾诉，有人尝试去动员亲友，还有人索性与演员们“杠上了”，先是一番口沫横飞的交锋，再“给对方几颗糖吃”，几个回合下来，竟然成功说服了“母亲”，女主角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快的掌声。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出现“happy ending”，观众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看来效果还不错，Wanny满意地笑了起来。
被赋权的观众
观众的介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剧情？这大概是Wanny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虽然剧本的模式是固定的，但是我们会把足够的空间留给观众。在论坛剧场里，观众被赋予了权力，他们被认为是理性而有能力的。演员们会先听观众说，然后在台上配合协助。成为角色的观众（也称观演者）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新的模式。”
当然，这种赋权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故事里天马行空。作为一套自成系统的戏剧形式，论坛剧场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观演者必须是戏剧行动的主角，且观演者必须以自己生活中的“本色”来演主角。
通常情况下，演员们会先演出一个特定的情境，呈现某种压迫。这种压迫可能来自不同的种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演员们通过戏剧表演制造出一个缺口，再由观众去完成后续的解放之路。所以，如果观演者没有相同的经歷或者并不是按照真实的情景演出，那么会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教另一个人该怎么做。在现实情境中，这些“忠告”极可能毫无用处。
因此，论坛剧场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去驱使观演者反抗那不得不屈服的高墙，而是希望激发出反思和论辩，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种表演方式的创新，对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演员的定位常常是自我矛盾的，不能超越角色本身，又不能固守金科玉律。他们要让观演者感到反抗压迫并不那么容易，为剧情制造阻碍，但又要成为拉拉队，鼓励观众突破压迫。他们要能够接住抛来的绣球，还要知道如何张弛、何时进退。
“这的确是个挑战。”Wanny坦承，剧团里的所有演员都是非科班出身，所以必须采用非业余手法。一个最有效的排练方法就是“坐针毡”——扮演者坐在中间，其他人向他提出与角色相关的问题，扮演者必须根据角色的身份做出回答，比如成长经历、生活趣事等。这对演员理解角色很有帮助。
不过，除了角色本身，更重要的是理解角色背后的议题。“比如女大当嫁的主题，实际上与整个社会背景有关，探讨的是男权和女权的问题。别看我们的演出只有两个小时，排练时我们需要去到社区和不同的居民交流，了解每个人面临的不同压迫，有些来自制度，有些来自文化、有些来自人本身。只有把这些东西吃透了，演出来的才够真实。”
教育戏剧大师：奥古斯都·博奥
历史上，论坛剧场的诞生亦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渊源。
上世纪50年代，一个出生在里约热内卢的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念完化学工程后，因为热爱剧场工作，加入了巴西圣保罗的阿利那剧团。彼时，欧洲大陆的教育戏剧实践者们正在寻找扩大观众参与戏剧的可能。远在南美的这个年轻小伙开始展开了新形式的剧场实验，对传统剧场造成了冲击。
他便是享誉世界的戏剧大师奥古斯都·博奥。
那时的博奥常在表演结束后邀请观众讨论当天的演出，这样观众就不仅是个观看者，也成了回应者。上世纪60年代初，博奥创新出了一种方法，观众可以中断舞台上的演出，然后向剧中经历压迫的演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演员再根据观众的提议重新表演。不过，在一次表演过程中，一位女性观众对于演员完全不理解她的提议感到十分生气，她跑上舞台，演出了自己真正的意图。
这次奇妙的经历，让博奥大受启发：原来观众不仅是回应者，也能成为观演者。他的剧场实验由此转型。
博奥开始邀请观众到舞台上，演出他们自己的想法。他发现，观众通过参与演出获得了真正的能力，他们不再只是想象如何改变剧情，更能将全部的建议付诸于实际，创造出真正的行动成果。 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正处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1964年3月，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的古拉特政权，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造成了巴西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灾难”。博奥的文化行动被当时的军政府视为了“政治威胁”。1971年，博奥在阿利那剧团表演完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逮捕、拷问，最终被放逐到了阿根廷。
1973年，他在异国他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著作《压迫者剧场》，书中的观点打破了表演者与观者之间的鸿沟，震惊世界。这部著作奠定了他的戏剧理论基础，也推动了戏剧革命的到来，影响了文艺界整整20年。而后博奥辗转到了欧洲，并坚持教授他的剧场方法，还设立了多个压迫者剧场中心。1981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受压迫者剧场节，引起了巨大反响。
1986年，军人政府倒台后，经历了15年流亡生活的博奥重新回到了巴西，并在发源地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压迫者剧场中心，专门让市民学习、讨论和表达有关公民身份、文化和各种形式的压迫问题。
2008年，奥古斯都·博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戏剧大使”的称号。这个被世人评价为“哈姆雷特”的戏剧人坚信，戏剧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的优点，也照出了我们的缺陷。时至今日，博奥和他的戏剧理念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
华人世界的追随者
近年来，博奥的戏剧理念在亚洲地区有了大批追随者。
来自新加坡的郭庆亮是“戏剧盒”的艺术总监，也是华人地区最早实践论坛剧场的先驱。在他的带领下，戏剧盒成为了当地最具批判力的剧团。
郭庆亮个子不高，相貌平平，自小在芽笼地区（新加坡的红灯区）长大，父亲是一名铁工，母亲则是家庭主妇。他没有上过艺术学校，没有修过戏剧课程，完全是“一个半路出家来搞艺术的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种族问题、左翼历史以及底层劳工的生活状况十分关心。时至今日，由他发起的论坛剧场演出已经多达200场，有探讨家暴问题的《打完了吗？》，有探讨老年问题的《明天》以及探讨离校青少年问题的《蝇响》等。其中，探讨种族与恐怖主义的《是恶作剧还是犯罪？！》深受好评，重演了无数次，也参演了2009年在奥地利举办的世界论坛剧场节。
为了推广论坛剧场，培育年轻的剧场人才，这几年他陆续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内地开展工作坊。2011年9月，木棉剧团也请到了郭庆亮来广州亲自举行名为《沉默不再》的工作坊。通过简单的游戏和点拨，一个让内地和香港都认为重得不容易拿起的“论坛剧场”变得容易亲近。那天，郭庆亮对Wanny他们说：“论坛剧场不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为了让我们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句话，香港独立剧场工作者、戏剧导师梁伟杰也说过。
梁伟杰2008年曾到英国伦敦跟随博奥、朱利安（博奥的女儿）、艾德利安·杰克逊等论坛剧场大师学习。在他看来，论坛剧场是个可以安全地进行改变和实验的地方，虽然有些方法在現实中并不一定行得通。论坛剧场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通过戏剧表演，让公众了解真相，让那些很少有机会提出反对声音的人上台去发声。
自1997年以来，梁伟杰一直致力于论坛剧场、一人一故事剧场、即兴剧场、面具木偶扎作等戏剧表演和艺术教育工作。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一场探讨弱能人士歧视问题的论坛剧场演出。当时演员的剧本是通过餐厅吃饭、搭公车、去影音店看CD、到学校学电脑四个场景来展现一个手脚抽搐的弱能人士一天中的遭遇。他去餐厅吃饭被老板赶走；去搭公车，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愿和他同坐；去看CD，保安员像看贼一样全程监视他；去学电脑因为拖慢了教学进度，最终只能无奈地离去。
故事演完后，丑客问：“换做是你会怎么做？”突然，一名有些智力障碍的年轻女孩站了起来，她走上台，在“餐厅”坐下，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吃饭。”没有人招呼她，她又重复一遍，“我要吃饭。”老板过来刁难走，她还是坚持道：“我要吃饭。”她说话的声音并不流利，短短的四个字被重复了许多遍。在场的观众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实习生陈大宏、时恩对本文亦有贡献）
场地是租来的，剧本是自编的，演员是临时的，道具全靠DIY，27岁的Wanny和她的朋友们就这样赶在“世界末日”前，办起了第一个“论坛剧场”。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六，广州万寿路素社直街一栋白色小楼里，挤满了年轻的面孔。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期待着“木棉剧团”带来的惊喜。
在广州本地，木棉剧团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艺文团体。八年前，一班来自广州不同公益组织、企业及媒体的朋友组成了这个专注于民众戏剧的NGO，为普通市民带来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演出。
欢迎大家上台做主角
临时搭建的舞台没有花哨的装饰，在观众的翘首以盼下，女主角“小文”登场了。顶着29岁的年纪，她尴尬地站在台上：青春期被强势的父母扼杀了初恋，如今又被亲朋好友逼迫相亲。她没有“say NO”的权利，就这样半推半就地走进了婚姻。一边是刻板的父亲、爱哭的母亲和总把“我是为你好”挂在嘴边的婶婶，另一边则是一个不爱的丈夫和茫然的未来。
“小文”真的无路可走了吗？难道女大一定要嫁？
大家愤愤不平之际，Wanny突然站起来对着观众道：“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有很多疑问。有时候不一定是父母朋友在压迫我们，可能我们也对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欢迎所有人都上台来做一回主角，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法，说不定真的能改变结果。”
丑客（Joker，即主持人）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台下的骚动。
真新鲜，竟然有人愿意让观众去推翻剧本。人们小声嘀咕了一阵，很快便有志愿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人走上台建议“小文”去找社工倾诉，有人尝试去动员亲友，还有人索性与演员们“杠上了”，先是一番口沫横飞的交锋，再“给对方几颗糖吃”，几个回合下来，竟然成功说服了“母亲”，女主角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快的掌声。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出现“happy ending”，观众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看来效果还不错，Wanny满意地笑了起来。
被赋权的观众
观众的介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剧情？这大概是Wanny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虽然剧本的模式是固定的，但是我们会把足够的空间留给观众。在论坛剧场里，观众被赋予了权力，他们被认为是理性而有能力的。演员们会先听观众说，然后在台上配合协助。成为角色的观众（也称观演者）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新的模式。”
当然，这种赋权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故事里天马行空。作为一套自成系统的戏剧形式，论坛剧场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观演者必须是戏剧行动的主角，且观演者必须以自己生活中的“本色”来演主角。
通常情况下，演员们会先演出一个特定的情境，呈现某种压迫。这种压迫可能来自不同的种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演员们通过戏剧表演制造出一个缺口，再由观众去完成后续的解放之路。所以，如果观演者没有相同的经歷或者并不是按照真实的情景演出，那么会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教另一个人该怎么做。在现实情境中，这些“忠告”极可能毫无用处。
因此，论坛剧场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去驱使观演者反抗那不得不屈服的高墙，而是希望激发出反思和论辩，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种表演方式的创新，对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演员的定位常常是自我矛盾的，不能超越角色本身，又不能固守金科玉律。他们要让观演者感到反抗压迫并不那么容易，为剧情制造阻碍，但又要成为拉拉队，鼓励观众突破压迫。他们要能够接住抛来的绣球，还要知道如何张弛、何时进退。
“这的确是个挑战。”Wanny坦承，剧团里的所有演员都是非科班出身，所以必须采用非业余手法。一个最有效的排练方法就是“坐针毡”——扮演者坐在中间，其他人向他提出与角色相关的问题，扮演者必须根据角色的身份做出回答，比如成长经历、生活趣事等。这对演员理解角色很有帮助。
不过，除了角色本身，更重要的是理解角色背后的议题。“比如女大当嫁的主题，实际上与整个社会背景有关，探讨的是男权和女权的问题。别看我们的演出只有两个小时，排练时我们需要去到社区和不同的居民交流，了解每个人面临的不同压迫，有些来自制度，有些来自文化、有些来自人本身。只有把这些东西吃透了，演出来的才够真实。”
教育戏剧大师：奥古斯都·博奥
历史上，论坛剧场的诞生亦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渊源。
上世纪50年代，一个出生在里约热内卢的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念完化学工程后，因为热爱剧场工作，加入了巴西圣保罗的阿利那剧团。彼时，欧洲大陆的教育戏剧实践者们正在寻找扩大观众参与戏剧的可能。远在南美的这个年轻小伙开始展开了新形式的剧场实验，对传统剧场造成了冲击。
他便是享誉世界的戏剧大师奥古斯都·博奥。
那时的博奥常在表演结束后邀请观众讨论当天的演出，这样观众就不仅是个观看者，也成了回应者。上世纪60年代初，博奥创新出了一种方法，观众可以中断舞台上的演出，然后向剧中经历压迫的演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演员再根据观众的提议重新表演。不过，在一次表演过程中，一位女性观众对于演员完全不理解她的提议感到十分生气，她跑上舞台，演出了自己真正的意图。
这次奇妙的经历，让博奥大受启发：原来观众不仅是回应者，也能成为观演者。他的剧场实验由此转型。
博奥开始邀请观众到舞台上，演出他们自己的想法。他发现，观众通过参与演出获得了真正的能力，他们不再只是想象如何改变剧情，更能将全部的建议付诸于实际，创造出真正的行动成果。 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正处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1964年3月，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的古拉特政权，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造成了巴西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灾难”。博奥的文化行动被当时的军政府视为了“政治威胁”。1971年，博奥在阿利那剧团表演完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逮捕、拷问，最终被放逐到了阿根廷。
1973年，他在异国他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著作《压迫者剧场》，书中的观点打破了表演者与观者之间的鸿沟，震惊世界。这部著作奠定了他的戏剧理论基础，也推动了戏剧革命的到来，影响了文艺界整整20年。而后博奥辗转到了欧洲，并坚持教授他的剧场方法，还设立了多个压迫者剧场中心。1981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受压迫者剧场节，引起了巨大反响。
1986年，军人政府倒台后，经历了15年流亡生活的博奥重新回到了巴西，并在发源地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压迫者剧场中心，专门让市民学习、讨论和表达有关公民身份、文化和各种形式的压迫问题。
2008年，奥古斯都·博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戏剧大使”的称号。这个被世人评价为“哈姆雷特”的戏剧人坚信，戏剧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的优点，也照出了我们的缺陷。时至今日，博奥和他的戏剧理念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
华人世界的追随者
近年来，博奥的戏剧理念在亚洲地区有了大批追随者。
来自新加坡的郭庆亮是“戏剧盒”的艺术总监，也是华人地区最早实践论坛剧场的先驱。在他的带领下，戏剧盒成为了当地最具批判力的剧团。
郭庆亮个子不高，相貌平平，自小在芽笼地区（新加坡的红灯区）长大，父亲是一名铁工，母亲则是家庭主妇。他没有上过艺术学校，没有修过戏剧课程，完全是“一个半路出家来搞艺术的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种族问题、左翼历史以及底层劳工的生活状况十分关心。时至今日，由他发起的论坛剧场演出已经多达200场，有探讨家暴问题的《打完了吗？》，有探讨老年问题的《明天》以及探讨离校青少年问题的《蝇响》等。其中，探讨种族与恐怖主义的《是恶作剧还是犯罪？！》深受好评，重演了无数次，也参演了2009年在奥地利举办的世界论坛剧场节。
为了推广论坛剧场，培育年轻的剧场人才，这几年他陆续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内地开展工作坊。2011年9月，木棉剧团也请到了郭庆亮来广州亲自举行名为《沉默不再》的工作坊。通过简单的游戏和点拨，一个让内地和香港都认为重得不容易拿起的“论坛剧场”变得容易亲近。那天，郭庆亮对Wanny他们说：“论坛剧场不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为了让我们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句话，香港独立剧场工作者、戏剧导师梁伟杰也说过。
梁伟杰2008年曾到英国伦敦跟随博奥、朱利安（博奥的女儿）、艾德利安·杰克逊等论坛剧场大师学习。在他看来，论坛剧场是个可以安全地进行改变和实验的地方，虽然有些方法在現实中并不一定行得通。论坛剧场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通过戏剧表演，让公众了解真相，让那些很少有机会提出反对声音的人上台去发声。
自1997年以来，梁伟杰一直致力于论坛剧场、一人一故事剧场、即兴剧场、面具木偶扎作等戏剧表演和艺术教育工作。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一场探讨弱能人士歧视问题的论坛剧场演出。当时演员的剧本是通过餐厅吃饭、搭公车、去影音店看CD、到学校学电脑四个场景来展现一个手脚抽搐的弱能人士一天中的遭遇。他去餐厅吃饭被老板赶走；去搭公车，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愿和他同坐；去看CD，保安员像看贼一样全程监视他；去学电脑因为拖慢了教学进度，最终只能无奈地离去。
故事演完后，丑客问：“换做是你会怎么做？”突然，一名有些智力障碍的年轻女孩站了起来，她走上台，在“餐厅”坐下，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吃饭。”没有人招呼她，她又重复一遍，“我要吃饭。”老板过来刁难走，她还是坚持道：“我要吃饭。”她说话的声音并不流利，短短的四个字被重复了许多遍。在场的观众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实习生陈大宏、时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