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泱泱华夏的历史长河中,建都金陵的南唐皇帝并非均为治理朝政的高手,不过在其三十多年的短暂岁月中,南唐传统书画艺术却有了很大的发展。朝廷建立翰林图画院(史称“南唐画院”),聚集了一群杰出的画家。山水画“南宗”流派大家董源、巨然,花鸟画名家徐熙,人物画巨匠周文矩、顾闳中等人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以斐然成就彪炳史册。五代十国中的弱小南唐竟然创造出如此绚丽灿烂的画艺高峰,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一、清新秀润的山水意境之美
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唐中主李璟在宫中设立翰林图画院。董源、卫贤、顾闳中、周文矩等当时名画家,纷纷被召入院内供职。李璟、李煜父子嗜好文艺,艺术品味要求很高,以图极一时快乐,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全面发展。
中国山水画史上的“江南画派”,是相对于同代荆浩、关同等人创立的“北方画派”而言的。独创“披麻皴”绘画语汇的董源与其学生巨然,则是“江南画派”的开派宗师。董源,五代南唐画家,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曾任南唐翰林图画院北苑副使,宽松充裕的创作环境为其日后成就奠定了基础。董源的山水、花鸟、人物、禽兽画皆精,但尤以山水画成就为最。他的存世作品主要有《洞天山堂图》、《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和《龙宿郊民图》等,多以水墨,或略施青绿皴染之法,掺杂干笔、破笔,互为变化,藉以表现明媚葱秀的江南山水。丘陵的浑圆柔和,远近洲涪掩映,岚气弥漫飘渺,复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艺术精神在画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语言。至于其身后“尸解成仙”的传闻,更加凸显了董源超然独往、不为尘世所羁之态。
巨然,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早年为金陵开元寺佛僧,南唐后主降宋后,转赴北宋汴京(今开封)开宝寺,在画坛上颇有声誉。与董源的“平远法”等有所不同,他在画中不仅尝试“长披麻皴”,还常运用“矾头”(亦称“点皴”或“雨点皴”)来表现丰富变化的起伏山峦。巨然的存世作品亦不多,《秋山问道图》、《万壑松风图》等代表作郁郁葱葱,清秀灵动,气象万千,宏阔高远。也许正是僧人生活环境的长期熏陶,巨然的画作中增添了不少烟霭迷濛、幽寂仙踪等神秘气息。董源、巨然的山水画风对宋代画家米芾、“元季四家”以及明清许多名画家,均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米芾赞其画风“明润郁葱,最有爽气”。明末大画家董其昌极为仰视董源、巨然两位大师,尊其为崇尚顿悟的传统山水画“南宗”代表人物。
与隋唐以来道家“出世”思想影响相比,南唐山水画已开始增添了不少人文气象。南唐画院画家赵斡的《江行初雪图卷》,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叶落雪飘、寒风呼啸时节江岸渔民艰辛捕捞的生活情景。这一现实主义绘画力作用笔道劲方硬,水纹纤细流利,人物形象生动,极富高古苍润之气韵。赵斡以弹粉表现零落的雪花,似见雪花轻盈飞舞入水即溶之景,厚实的绘画功力跃然纸上。该画上存有后主李煜的题笔:“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斡状”,很可能就是反映当时金陵近郊的自然景致与人文风貌,因此堪称弥足珍贵。
另一宫廷画家卫贤的“界画”线描精湛,写实逼真,影响较大,存世画作有《闸口盘车图》、《高士图》画卷,艺术成就非同凡响。
二、野逸幽香的花鸟格趣之美
相对董源等南唐宫廷画家而言,被称为“野逸”之风的徐熙可谓一介布衣。徐熙祖父徐温原为杨吴权臣、南唐先主李异(原名徐知诰)的义父。徐温故世后,李昪便在公元937年篡位后自立南唐。尽管朝廷对徐家的款待不错,然而这多少让徐温后人心里有些不自在。
徐熙善画汀花、水鸟、野竹、渊鱼等江湖田野的题材,深得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赏识,其画常常成为朝廷中的“铺殿花”、“装堂花”。然而放达不羁的徐熙却因志节高迈,始终不乐仕禄。也许正是远离朝政、在野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造就了他迥异于盛行一时的西蜀黄筌的重彩“富贵”画风,其作常常透出一种不受拘束的野逸墨气。他在画法上一反唐代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所创“落墨法”代表风格,正如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述的“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人称“江南一绝”徐熙的绘画实践,为后世写意水墨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借鉴意义。
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标准评价,徐熙绘画成就当在黄签之上。他又被宋代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列为“花竹翎毛类”之“神品”第一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认为“黄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
大宋军队踏平西蜀后,秉持家法的黄筌季子黄居案辗转师事北宋。由于朝廷崇尚“黄家富贵”画风,得宠的黄居案主持北宋画院后,仍以家传的“黄体”为圭臬。黄居案的心胸比较狭窄,由于害怕别人超越自家,竭力打压“徐熙野逸”等艺术流派影响。徐熙之孙徐崇嗣入宋后迫于权势压力,也不得不改变祖传绘画的重墨特质,改效诸黄画格,后来创造了一种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色彩描绘对象的没骨画法。虽然徐崇嗣开创了没骨画法,但自身艺术成就终究难以望其祖父项背。这大概也是当时书画艺术发展的一个不幸吧!
三、精妙入微的人物神韵之美
南唐时期的人物画承继唐代“倚罗人物”画风余绪,所绘更加细密精丽、圆润流畅。一时间朝野生活、风情民俗的写实贵戚、华饰仕女、殿阁楼台甚至冕服车器等,皆为宫廷画家笔下的表现对象。
据宋代《图画见闻志》载,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元日,天空飘起大雪,醉心于王谢风流的中主李璟与大臣登楼赏雪,饮宴赋诗,并令高太冲、周文矩、朱澄、董源、徐崇嗣等宫廷画家现场合作描绘《赏雪图》(现佚),尽情地表现君臣欢宴盛况。
身为翰林待诏的周文矩还绘有《重屏会棋图》,竭力为李璟与他人弈棋娱乐传神写照。画面上五人神情自若,妙趣横生。座榻屏风上绘有白居易《偶眠》诗意图,画中又有五人及其山水小屏风,故名“重屏”,由此表现了李璟的谦恭友爱和“慵多取次眠”的文人生活情态。周文矩所绘《宫中图》画卷,展现的是深宫内院嫔妃仕女优裕闲散的日常生活。全卷“妇女小儿其数八十”,无论梳妆、戏婴、簪花、追逐,还是扑蝶、奏乐、观赏等场景,人物形态各异、神采奕奕,表现恰如其分。他的《琉璃堂人物图》则反映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江宁(今南京)琉璃堂与文士的雅集风姿,人物刻画细腻,情态自然生动,同样颇富人物个性神韵。
现藏于南京大学的南唐名画《勘书图》(亦名《掏耳图》),为画院名家王齐翰唯一的存世国画。但见屏风下有位白衣长髯的文人正在袒胸赤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分惬意地掏耳弄痒……王齐翰笔下的人物刻画简练生动,笔墨细腻流畅,让这一极富生活情趣的瞬间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可见当时南唐人物画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在画家娴熟的技法勾染下,贵族文人闲散洒脱的性格习气足以窥见一斑。
南唐后主李煜能吟善画,其间“澄心堂纸”名贵一时。他手下有个大臣韩熙载,颇有才华,原先是在战乱中由北方投奔而来的。李煜对他一直多疑而不放心,时有提防之意。韩熙载察觉后便陷入了十分深刻的思想矛盾中,于是疏狂自放以求保身,以免生非遭事。某晚韩熙载府中举行宴会,李煜暗命同为翰林待诏的画家顾闳中、周文矩前往韩宅,借机窥探动静。皇帝下令岂敢不从,顾阂中后来根据当时目识心记,认真仔细地描绘出后来享誉画坛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该画用屏障等物间隔,分别描绘宴饮、观舞、休憩、奏乐、调笑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活动场景,彼此相对独立,人物疏密自然,仕女丰肌秀骨,神态意象栩栩如生,无不让人凝神沉醉。韩熙载虽然身在欢悦怡人的宴会上,眸中似乎却隐藏着一丝复杂难解的异样神情,由此反映了顾闳中高超过人的观察和忆写能力。其实作者在画中对尊俎灯烛、帐幔乐具等物象的笔墨写照,表现得也非常工致精美。不过当画家沦为政治服务的赤裸工具时,不知是喜是悲耶?但不管怎样,该作却成了后世研究南唐风俗民情的重要画卷。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宋太祖赵匡胤,大举起兵风卷江南。南唐后主李煜在凄风似刀的如血残阳中被虏押往汴京(今开封),不少南唐画家及其作品也一同被掠。成了阶下囚的李煜终日不乐,时常作词吟曲,沉缅于往日的回忆与无尽的哀叹中。然而,南唐王朝黯然消亡的背后,却为人们留下了一页穿越时空的文化辉煌。一些南唐画家相继入宋,为宋代以后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同样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责编:唐陌楚)
一、清新秀润的山水意境之美
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唐中主李璟在宫中设立翰林图画院。董源、卫贤、顾闳中、周文矩等当时名画家,纷纷被召入院内供职。李璟、李煜父子嗜好文艺,艺术品味要求很高,以图极一时快乐,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全面发展。
中国山水画史上的“江南画派”,是相对于同代荆浩、关同等人创立的“北方画派”而言的。独创“披麻皴”绘画语汇的董源与其学生巨然,则是“江南画派”的开派宗师。董源,五代南唐画家,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曾任南唐翰林图画院北苑副使,宽松充裕的创作环境为其日后成就奠定了基础。董源的山水、花鸟、人物、禽兽画皆精,但尤以山水画成就为最。他的存世作品主要有《洞天山堂图》、《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和《龙宿郊民图》等,多以水墨,或略施青绿皴染之法,掺杂干笔、破笔,互为变化,藉以表现明媚葱秀的江南山水。丘陵的浑圆柔和,远近洲涪掩映,岚气弥漫飘渺,复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艺术精神在画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语言。至于其身后“尸解成仙”的传闻,更加凸显了董源超然独往、不为尘世所羁之态。
巨然,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早年为金陵开元寺佛僧,南唐后主降宋后,转赴北宋汴京(今开封)开宝寺,在画坛上颇有声誉。与董源的“平远法”等有所不同,他在画中不仅尝试“长披麻皴”,还常运用“矾头”(亦称“点皴”或“雨点皴”)来表现丰富变化的起伏山峦。巨然的存世作品亦不多,《秋山问道图》、《万壑松风图》等代表作郁郁葱葱,清秀灵动,气象万千,宏阔高远。也许正是僧人生活环境的长期熏陶,巨然的画作中增添了不少烟霭迷濛、幽寂仙踪等神秘气息。董源、巨然的山水画风对宋代画家米芾、“元季四家”以及明清许多名画家,均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米芾赞其画风“明润郁葱,最有爽气”。明末大画家董其昌极为仰视董源、巨然两位大师,尊其为崇尚顿悟的传统山水画“南宗”代表人物。
与隋唐以来道家“出世”思想影响相比,南唐山水画已开始增添了不少人文气象。南唐画院画家赵斡的《江行初雪图卷》,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叶落雪飘、寒风呼啸时节江岸渔民艰辛捕捞的生活情景。这一现实主义绘画力作用笔道劲方硬,水纹纤细流利,人物形象生动,极富高古苍润之气韵。赵斡以弹粉表现零落的雪花,似见雪花轻盈飞舞入水即溶之景,厚实的绘画功力跃然纸上。该画上存有后主李煜的题笔:“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斡状”,很可能就是反映当时金陵近郊的自然景致与人文风貌,因此堪称弥足珍贵。
另一宫廷画家卫贤的“界画”线描精湛,写实逼真,影响较大,存世画作有《闸口盘车图》、《高士图》画卷,艺术成就非同凡响。
二、野逸幽香的花鸟格趣之美
相对董源等南唐宫廷画家而言,被称为“野逸”之风的徐熙可谓一介布衣。徐熙祖父徐温原为杨吴权臣、南唐先主李异(原名徐知诰)的义父。徐温故世后,李昪便在公元937年篡位后自立南唐。尽管朝廷对徐家的款待不错,然而这多少让徐温后人心里有些不自在。
徐熙善画汀花、水鸟、野竹、渊鱼等江湖田野的题材,深得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赏识,其画常常成为朝廷中的“铺殿花”、“装堂花”。然而放达不羁的徐熙却因志节高迈,始终不乐仕禄。也许正是远离朝政、在野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造就了他迥异于盛行一时的西蜀黄筌的重彩“富贵”画风,其作常常透出一种不受拘束的野逸墨气。他在画法上一反唐代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所创“落墨法”代表风格,正如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述的“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人称“江南一绝”徐熙的绘画实践,为后世写意水墨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借鉴意义。
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标准评价,徐熙绘画成就当在黄签之上。他又被宋代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列为“花竹翎毛类”之“神品”第一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认为“黄筌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
大宋军队踏平西蜀后,秉持家法的黄筌季子黄居案辗转师事北宋。由于朝廷崇尚“黄家富贵”画风,得宠的黄居案主持北宋画院后,仍以家传的“黄体”为圭臬。黄居案的心胸比较狭窄,由于害怕别人超越自家,竭力打压“徐熙野逸”等艺术流派影响。徐熙之孙徐崇嗣入宋后迫于权势压力,也不得不改变祖传绘画的重墨特质,改效诸黄画格,后来创造了一种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色彩描绘对象的没骨画法。虽然徐崇嗣开创了没骨画法,但自身艺术成就终究难以望其祖父项背。这大概也是当时书画艺术发展的一个不幸吧!
三、精妙入微的人物神韵之美
南唐时期的人物画承继唐代“倚罗人物”画风余绪,所绘更加细密精丽、圆润流畅。一时间朝野生活、风情民俗的写实贵戚、华饰仕女、殿阁楼台甚至冕服车器等,皆为宫廷画家笔下的表现对象。
据宋代《图画见闻志》载,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元日,天空飘起大雪,醉心于王谢风流的中主李璟与大臣登楼赏雪,饮宴赋诗,并令高太冲、周文矩、朱澄、董源、徐崇嗣等宫廷画家现场合作描绘《赏雪图》(现佚),尽情地表现君臣欢宴盛况。
身为翰林待诏的周文矩还绘有《重屏会棋图》,竭力为李璟与他人弈棋娱乐传神写照。画面上五人神情自若,妙趣横生。座榻屏风上绘有白居易《偶眠》诗意图,画中又有五人及其山水小屏风,故名“重屏”,由此表现了李璟的谦恭友爱和“慵多取次眠”的文人生活情态。周文矩所绘《宫中图》画卷,展现的是深宫内院嫔妃仕女优裕闲散的日常生活。全卷“妇女小儿其数八十”,无论梳妆、戏婴、簪花、追逐,还是扑蝶、奏乐、观赏等场景,人物形态各异、神采奕奕,表现恰如其分。他的《琉璃堂人物图》则反映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江宁(今南京)琉璃堂与文士的雅集风姿,人物刻画细腻,情态自然生动,同样颇富人物个性神韵。
现藏于南京大学的南唐名画《勘书图》(亦名《掏耳图》),为画院名家王齐翰唯一的存世国画。但见屏风下有位白衣长髯的文人正在袒胸赤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分惬意地掏耳弄痒……王齐翰笔下的人物刻画简练生动,笔墨细腻流畅,让这一极富生活情趣的瞬间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可见当时南唐人物画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在画家娴熟的技法勾染下,贵族文人闲散洒脱的性格习气足以窥见一斑。
南唐后主李煜能吟善画,其间“澄心堂纸”名贵一时。他手下有个大臣韩熙载,颇有才华,原先是在战乱中由北方投奔而来的。李煜对他一直多疑而不放心,时有提防之意。韩熙载察觉后便陷入了十分深刻的思想矛盾中,于是疏狂自放以求保身,以免生非遭事。某晚韩熙载府中举行宴会,李煜暗命同为翰林待诏的画家顾闳中、周文矩前往韩宅,借机窥探动静。皇帝下令岂敢不从,顾阂中后来根据当时目识心记,认真仔细地描绘出后来享誉画坛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该画用屏障等物间隔,分别描绘宴饮、观舞、休憩、奏乐、调笑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活动场景,彼此相对独立,人物疏密自然,仕女丰肌秀骨,神态意象栩栩如生,无不让人凝神沉醉。韩熙载虽然身在欢悦怡人的宴会上,眸中似乎却隐藏着一丝复杂难解的异样神情,由此反映了顾闳中高超过人的观察和忆写能力。其实作者在画中对尊俎灯烛、帐幔乐具等物象的笔墨写照,表现得也非常工致精美。不过当画家沦为政治服务的赤裸工具时,不知是喜是悲耶?但不管怎样,该作却成了后世研究南唐风俗民情的重要画卷。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宋太祖赵匡胤,大举起兵风卷江南。南唐后主李煜在凄风似刀的如血残阳中被虏押往汴京(今开封),不少南唐画家及其作品也一同被掠。成了阶下囚的李煜终日不乐,时常作词吟曲,沉缅于往日的回忆与无尽的哀叹中。然而,南唐王朝黯然消亡的背后,却为人们留下了一页穿越时空的文化辉煌。一些南唐画家相继入宋,为宋代以后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同样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