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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早期的小说大部分描写的是军旅，军旅题材就如同他的文学根据地。其中主要是写男性英雄人物，如《遍地菽麦》;另一相反的人物形象是退役老兵，如《远离稼穑》《父亲是个兵》。这组人物形象具有二元对照的特征，作者通过特定年代背景下人物的言行、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的矛盾、挣扎塑造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物形象。
一、热血与野性之英雄
邓一光塑造的形象中，最突出的是男性英雄，例如《遍地菽麦》中的启子与福子兄弟二人。这类英雄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具有超人的胆量和机智。此类特征是邓一光的英雄们里不可或缺的一点，特别反映在主要英雄人物及其组织于战场生死存亡之际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的结果，极具戏剧性，和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共同之处，《三国演义》最为明显，如诸葛亮、关羽等人物形象。《遍地菽麦》一开场就是启子所在的赤卫队与独立团的战争，独立团的军火设备都是精良的，而赤卫队则不然，启子只能铳当炮使用，被对面独立团的人嗤笑，赤卫队长骂启子傻，启子却淡定诅咒，之后靠着过人的胆量和敏捷的身手避开敌人，用土铳炸了独立团，震慑了敌军。这里队长的紧张和启子的胸有成竹对比反差，表现出了启子拥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与胆量，借用金庸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这里以紧张的大场面、不同人物的对比、特立的言行突出英雄超人的胆量和机智的特质，塑造了崇高的英雄形象，表现出了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其次是阳刚、野性的外形描写。邓一光习惯将之放在人物外表的视觉上，选择在浴血奋战中表现，极具冲击性。前者的阳刚描写，如“赤卫队的炮手是启子，丈二的个头，扳倒牯牛的身板，不动时像是一座山……”[1];后者则是“有刀在手的启子，全然不似先前的样子，人是突然就长出半尺，转世金刚神似的，浑身的筋骨，拔节似的嘎巴嘎巴乱响，大吼一声……便有两颗围子里的头，轱辘辘滚落在地上，半天停不下来，那失了头的身子还立在那里迟疑着”[2]。传统冷兵器大刀搭配刚健的外形，以及白描和夸张手法的结合运用，凸显了人物被战场激发的原始的血性和野性。
最后是悲剧性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小说中，启子因利益、政治立场、信念和兄弟福子不同，最后兄弟残杀，亲手枪杀了福子。小说中，启子亲情与大义的心理矛盾，主要表现在兄弟二人回家陪父亲过寿的和气与对儿时彼此关照的回忆，和最后枪杀悲惨一幕的强烈对比。这两幅画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将悲剧性和英雄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亲情与大义难舍的悲壮之中，鄧一光的笔锋却是干净、利落的，但又在细节和启子的心理上表现了启子对亲情与大义的艰难割舍及内心的挣扎。开头的一战中，弟弟启子身陷危境，哥哥福子来解救，但这并未如想象之中的友好场面，而是作者埋下的兄弟俩立场不对悲剧结局的伏笔。再到父亲过寿时二人异常的气氛下对儿时的互助，一致对外的回忆和眷恋，分别时的互相嘱托;再到最后一幕，两队发生冲突，福子被赤卫队捕获，启子代表赤卫队枪杀福子时，文中说道：“启子把枪举着，就那么永远地瞄准下去，似乎启子是迷恋这种瞄准似的。”[3]正如邓一光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我的故事会泅渡过历史的海洋，以新鲜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细节佐证寻找到典型的人物……”[4]这些小细节增加了人物的悲剧性和真实性，表现了启子“大义灭亲”的崇高精神。也由此可见，中国的崇高精神是表现为一种为“整体意识”[5]牺牲个体自我的牺牲精神，但使得人物在精神层面上更具有崇高性。
启子和福子的悲剧，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6]的三个悲剧理论来看，属于第二种：盲目的命运者。福子和启子虽然存在立场不同的重要矛盾，但两人有意识地想要避开，但无奈地被群体、命运导致。而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席勒所言的：“这种要绝对地摆脱一切强制暴力的要求，看来得以这样一种生命体为前提，它有足够的势力可以把任何其他的势力从自身中排除出去。如果人在这个生命体在各种力组成的王国中并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就会由此产生冲动与能力之间的不幸矛盾。”[7]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延续和重新书写了“精忠卫国”和“孝义难两全”的母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这里的“忠”和“义”，并非传统的封建只为“皇帝”一人的含义层面，而是为群体、整体和下层人民的“自由”的层面，具有中国现代性的爱国精神特征。也因此，邓一光塑造了具有刚健、野性、机智、勇猛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的英雄——启子。
二、落寞与孤独之英雄
同题材中，令人关注的还有退役老兵。这类军人身份十分特殊，他们并非是和平年代下正常的退役军人。正常下的军人退役，情感上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惨烈而持久的战争，总体来说比较平和。抗战、解放时期的退役老兵不同，他们身处于具有极大断隔和矛盾的时空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前半期，他们年轻、热血、家国大义，是战争年代令人讴歌的英雄;但后半期他们老朽、内心茫然，是和平年代里被人们、社会、现实抛下的老人。
尤其是《远离稼穑》里的“四爷”。“四爷”是一个不适应、抗拒战争，却永远与故乡失之交臂的悲剧性人物，他不同于上述的热血奋战的汉子，一直是眷恋故乡像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形象与新时期倡导的正面形象不同、主旋律不同，但他更能表现出邓一光对于理想主义的思考，更靠近个体生命与价值，体现真实的人性。在后辈“我”的叙述里，“四爷”的形象是怪异、孤独、呆滞的。如《远离稼穑》一开头就是“我的四爷在整个晚年都把自己关在那个用红砖色围砌起来的院子里，足不出户”[8]。这无疑是一道由隐形的“材质”构成的隐形隔膜。实际上，他真正的“避难所”是儿童与少年在故乡的回忆和故乡。原因除了“四爷”一直向往的故乡外，还有他所代表的老兵们都面临的问题，就是与时代的隔阂和同经历人的离世。如，那座院子都是像“四爷”那样“有历史的人”进去的，一开始那座院子“激动、骄傲、矜持和尊严”，但之后习惯了“自然”，“不再为任何人任何事激动”了。于是，晚年的“四爷”就将自己对这个世界、这座院子对抗了。 除此之外，作者还给了他们一个很平凡的身份——父亲（或是父辈的某一个），如《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这个身份在前一种矛盾之上，增加了代际的隔阂。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设定，也是现实。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制文化，一直将父辈放在一个至高的、不得违抗的地位，作者在书写战争英雄时加上了父辈这个符号，使得在叙述语言中，叙述人对早期战争时期的叙述角度是仰望的，属于叙述战争“神话”的范畴;而和平时期的叙述，视角却是平视的甚至俯视的，属于同情甚至有点忽视的意味，表现出老兵的精神失落和困境，也因此，他们寻求的精神寄托的最终结果就是回望故乡。所以，“父亲”最终也回到了故乡，而回不去故乡的“四爷”只能在院子里困守，最终，老兵的轮廓就是如“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孤独回望故乡的形象。
三、英雄形象的“二元交叉”
“二元交叉”是指多组对立的二元矛盾对立互相交叉，形成的一种对应交错的网状关系。
邓一光说过：“新时期以前的作家基本持二元论写作立场，着力于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间的斗争，表现正义非正义的冲突，严重遮蔽了个体生命遭遇。我读到的多数作品只是在类型上做尝试，热衷于对战争本身的拾遗和描摹，本质上没有脱离二元论。”[9]
首先，是英雄形象横向的二元对立。上述中，无论是哪个类型的英雄，都存在着二元对立。第一类的《遍地菽麦》中的启子和福子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而福子张扬的形象与启子刚健而坚实的形象也是一种对照。而第二类《远离稼穑》中的“四爷”和《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他们的二元对立在于他们并非是个体与个体或是利益群体与群体的不同，而是个体情绪、感情存在于战场与故乡、大我与小我、时代不同的分裂，所引起的一种特殊的二元对立。
其次，是英雄形象纵向的二元对立。从上述中，可见邓一光塑造了两种不同的英雄形象。一种是年轻的、刚健的、热血的、野性的战争英雄，另一种则是年老的、孤独的、困惑的、怪异的战后老兵，形成了二元对立。
邓一光将这些对立元交叉形成交错的网状关系，多组关系的对立统一，彼此拉扯，表现人物内心真实的矛盾、困惑和精神，由此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面，塑造了深刻的、典型的而又不失具体、真实的战争英雄形象，思考了英雄与战争、人与战争的关系，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虽有学者认为邓一光书写的老兵是“英雄主义的破碎”[10]，认为“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是想‘神化’这些父辈英雄，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不同程度地‘俗话’了他们”[11]。但实际上，作者是深入了英雄主义的大框架、大轮廓里英雄作为人的本质，恰恰是这些“英雄的破碎”面的不足、怯懦，使得英雄的形象更加崇高，人物形象更具典型性。这与邓一光所持的理想主义观念相關，他认为“文学的理想主义包括个体觉醒、生命自我实现、对世界的深刻洞见和悲悯、人类精神品质的塑造等重要内容，相对复杂，会永恒存在[12]。
总之，邓一光的这组英雄人物放在一起对照，更能体现作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创作意图，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也更能体现作者对于人与人、人与战争、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索。
参考文献：
[1]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89.
[2]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91.
[3]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125.
[4]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5]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2—243.
[8]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
[9]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10]李遇春.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论邓一光“兵系小说”中的英雄系列[J].当代作家评论，1998（4）.
[11]李遇春.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论邓一光“兵系小说”中的英雄系列[J].当代作家评论，1998（4）.
[12]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责编：李京春
一、热血与野性之英雄
邓一光塑造的形象中，最突出的是男性英雄，例如《遍地菽麦》中的启子与福子兄弟二人。这类英雄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具有超人的胆量和机智。此类特征是邓一光的英雄们里不可或缺的一点，特别反映在主要英雄人物及其组织于战场生死存亡之际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的结果，极具戏剧性，和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共同之处，《三国演义》最为明显，如诸葛亮、关羽等人物形象。《遍地菽麦》一开场就是启子所在的赤卫队与独立团的战争，独立团的军火设备都是精良的，而赤卫队则不然，启子只能铳当炮使用，被对面独立团的人嗤笑，赤卫队长骂启子傻，启子却淡定诅咒，之后靠着过人的胆量和敏捷的身手避开敌人，用土铳炸了独立团，震慑了敌军。这里队长的紧张和启子的胸有成竹对比反差，表现出了启子拥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与胆量，借用金庸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这里以紧张的大场面、不同人物的对比、特立的言行突出英雄超人的胆量和机智的特质，塑造了崇高的英雄形象，表现出了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其次是阳刚、野性的外形描写。邓一光习惯将之放在人物外表的视觉上，选择在浴血奋战中表现，极具冲击性。前者的阳刚描写，如“赤卫队的炮手是启子，丈二的个头，扳倒牯牛的身板，不动时像是一座山……”[1];后者则是“有刀在手的启子，全然不似先前的样子，人是突然就长出半尺，转世金刚神似的，浑身的筋骨，拔节似的嘎巴嘎巴乱响，大吼一声……便有两颗围子里的头，轱辘辘滚落在地上，半天停不下来，那失了头的身子还立在那里迟疑着”[2]。传统冷兵器大刀搭配刚健的外形，以及白描和夸张手法的结合运用，凸显了人物被战场激发的原始的血性和野性。
最后是悲剧性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小说中，启子因利益、政治立场、信念和兄弟福子不同，最后兄弟残杀，亲手枪杀了福子。小说中，启子亲情与大义的心理矛盾，主要表现在兄弟二人回家陪父亲过寿的和气与对儿时彼此关照的回忆，和最后枪杀悲惨一幕的强烈对比。这两幅画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将悲剧性和英雄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亲情与大义难舍的悲壮之中，鄧一光的笔锋却是干净、利落的，但又在细节和启子的心理上表现了启子对亲情与大义的艰难割舍及内心的挣扎。开头的一战中，弟弟启子身陷危境，哥哥福子来解救，但这并未如想象之中的友好场面，而是作者埋下的兄弟俩立场不对悲剧结局的伏笔。再到父亲过寿时二人异常的气氛下对儿时的互助，一致对外的回忆和眷恋，分别时的互相嘱托;再到最后一幕，两队发生冲突，福子被赤卫队捕获，启子代表赤卫队枪杀福子时，文中说道：“启子把枪举着，就那么永远地瞄准下去，似乎启子是迷恋这种瞄准似的。”[3]正如邓一光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我的故事会泅渡过历史的海洋，以新鲜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细节佐证寻找到典型的人物……”[4]这些小细节增加了人物的悲剧性和真实性，表现了启子“大义灭亲”的崇高精神。也由此可见，中国的崇高精神是表现为一种为“整体意识”[5]牺牲个体自我的牺牲精神，但使得人物在精神层面上更具有崇高性。
启子和福子的悲剧，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6]的三个悲剧理论来看，属于第二种：盲目的命运者。福子和启子虽然存在立场不同的重要矛盾，但两人有意识地想要避开，但无奈地被群体、命运导致。而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席勒所言的：“这种要绝对地摆脱一切强制暴力的要求，看来得以这样一种生命体为前提，它有足够的势力可以把任何其他的势力从自身中排除出去。如果人在这个生命体在各种力组成的王国中并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就会由此产生冲动与能力之间的不幸矛盾。”[7]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延续和重新书写了“精忠卫国”和“孝义难两全”的母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这里的“忠”和“义”，并非传统的封建只为“皇帝”一人的含义层面，而是为群体、整体和下层人民的“自由”的层面，具有中国现代性的爱国精神特征。也因此，邓一光塑造了具有刚健、野性、机智、勇猛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的英雄——启子。
二、落寞与孤独之英雄
同题材中，令人关注的还有退役老兵。这类军人身份十分特殊，他们并非是和平年代下正常的退役军人。正常下的军人退役，情感上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惨烈而持久的战争，总体来说比较平和。抗战、解放时期的退役老兵不同，他们身处于具有极大断隔和矛盾的时空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前半期，他们年轻、热血、家国大义，是战争年代令人讴歌的英雄;但后半期他们老朽、内心茫然，是和平年代里被人们、社会、现实抛下的老人。
尤其是《远离稼穑》里的“四爷”。“四爷”是一个不适应、抗拒战争，却永远与故乡失之交臂的悲剧性人物，他不同于上述的热血奋战的汉子，一直是眷恋故乡像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形象与新时期倡导的正面形象不同、主旋律不同，但他更能表现出邓一光对于理想主义的思考，更靠近个体生命与价值，体现真实的人性。在后辈“我”的叙述里，“四爷”的形象是怪异、孤独、呆滞的。如《远离稼穑》一开头就是“我的四爷在整个晚年都把自己关在那个用红砖色围砌起来的院子里，足不出户”[8]。这无疑是一道由隐形的“材质”构成的隐形隔膜。实际上，他真正的“避难所”是儿童与少年在故乡的回忆和故乡。原因除了“四爷”一直向往的故乡外，还有他所代表的老兵们都面临的问题，就是与时代的隔阂和同经历人的离世。如，那座院子都是像“四爷”那样“有历史的人”进去的，一开始那座院子“激动、骄傲、矜持和尊严”，但之后习惯了“自然”，“不再为任何人任何事激动”了。于是，晚年的“四爷”就将自己对这个世界、这座院子对抗了。 除此之外，作者还给了他们一个很平凡的身份——父亲（或是父辈的某一个），如《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这个身份在前一种矛盾之上，增加了代际的隔阂。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设定，也是现实。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制文化，一直将父辈放在一个至高的、不得违抗的地位，作者在书写战争英雄时加上了父辈这个符号，使得在叙述语言中，叙述人对早期战争时期的叙述角度是仰望的，属于叙述战争“神话”的范畴;而和平时期的叙述，视角却是平视的甚至俯视的，属于同情甚至有点忽视的意味，表现出老兵的精神失落和困境，也因此，他们寻求的精神寄托的最终结果就是回望故乡。所以，“父亲”最终也回到了故乡，而回不去故乡的“四爷”只能在院子里困守，最终，老兵的轮廓就是如“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孤独回望故乡的形象。
三、英雄形象的“二元交叉”
“二元交叉”是指多组对立的二元矛盾对立互相交叉，形成的一种对应交错的网状关系。
邓一光说过：“新时期以前的作家基本持二元论写作立场，着力于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间的斗争，表现正义非正义的冲突，严重遮蔽了个体生命遭遇。我读到的多数作品只是在类型上做尝试，热衷于对战争本身的拾遗和描摹，本质上没有脱离二元论。”[9]
首先，是英雄形象横向的二元对立。上述中，无论是哪个类型的英雄，都存在着二元对立。第一类的《遍地菽麦》中的启子和福子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而福子张扬的形象与启子刚健而坚实的形象也是一种对照。而第二类《远离稼穑》中的“四爷”和《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他们的二元对立在于他们并非是个体与个体或是利益群体与群体的不同，而是个体情绪、感情存在于战场与故乡、大我与小我、时代不同的分裂，所引起的一种特殊的二元对立。
其次，是英雄形象纵向的二元对立。从上述中，可见邓一光塑造了两种不同的英雄形象。一种是年轻的、刚健的、热血的、野性的战争英雄，另一种则是年老的、孤独的、困惑的、怪异的战后老兵，形成了二元对立。
邓一光将这些对立元交叉形成交错的网状关系，多组关系的对立统一，彼此拉扯，表现人物内心真实的矛盾、困惑和精神，由此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面，塑造了深刻的、典型的而又不失具体、真实的战争英雄形象，思考了英雄与战争、人与战争的关系，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虽有学者认为邓一光书写的老兵是“英雄主义的破碎”[10]，认为“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是想‘神化’这些父辈英雄，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不同程度地‘俗话’了他们”[11]。但实际上，作者是深入了英雄主义的大框架、大轮廓里英雄作为人的本质，恰恰是这些“英雄的破碎”面的不足、怯懦，使得英雄的形象更加崇高，人物形象更具典型性。这与邓一光所持的理想主义观念相關，他认为“文学的理想主义包括个体觉醒、生命自我实现、对世界的深刻洞见和悲悯、人类精神品质的塑造等重要内容，相对复杂，会永恒存在[12]。
总之，邓一光的这组英雄人物放在一起对照，更能体现作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创作意图，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也更能体现作者对于人与人、人与战争、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索。
参考文献：
[1]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89.
[2]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91.
[3]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125.
[4]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5]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2—243.
[8]邓一光.她是他们的妻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
[9]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10]李遇春.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论邓一光“兵系小说”中的英雄系列[J].当代作家评论，1998（4）.
[11]李遇春.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论邓一光“兵系小说”中的英雄系列[J].当代作家评论，1998（4）.
[12]夏和顺：《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回归年”》，中国作家网，2017年12月19日。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