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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贿赂神仙
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指出,中国人认为,一桩买卖开业前,有必要赢得神的认可,如果一个神说的最终失败了,他们也不会责备这个曾作出错误预测的神,而只是怪罪自己品性不纯洁,生得晦气,或者说是天生命不好。他还写道,中国人在所有的神灵身上都赋予了鲜明的人的感情。它们爱财如命,这与它们的崇拜者——人类是一样的,如果付给满意的报酬,他们也会去做任何事情。
麦高恩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中写道:中国人认为,要想菩萨保佑自己,一定要给它送点钱。送大量的现金他们当然负担不起。为了让菩萨看到自己的诚意,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纸钱,代表金块、金币及现金,都是成百上千的。纸钱都是用锡纸做的,颜色是银色的,还带点金黄色。人们希望能用金子来取悦一下菩萨。混色的锡纸用浆糊糊在一张一定大小的粗糙的纸上,当着菩萨的面烧掉。大家都认为,菩萨是分不出真钱还是假钱的。100张纸钱就代表100美元,烧了100张就说明菩萨的金库里又多了100美元,其实菩萨的金库里已经存了数不清的钱了。如果再烧100块金块的话,菩萨就会开心得来保佑他们了。
麦高恩进一步写道,冷纸钱烧了以后,锡纸就慢慢地落在灰里,庙里的和尚就会把它们细心地收集起来,到一定时候再卖给打锡的人,他们能将这东西再加工成纸钱。老百姓们想要菩萨保佑自己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地给它烧点纸钱。出于节俭,他们总是把锡纸从纸钱烧剩后的灰堆里拣出来,第二天小贩来的时候卖掉换点钱。这样,他们既贿赂了菩萨,又给自己的口袋里赚了点钱。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记载,他在云南澜沧江附近旅行时,借宿的一户人家有一位107岁的寿星,那户人家的上房中供奉着财神爷的神像和神位牌,中间还贴着一张画着天和地的张贴画。在一张供桌上,摆着焚香器皿,里面满是香灰。寿星的孙子走上前来,在财神爷的面前放上了两个香炉,明显是祈求财神爷保佑他早日发财。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记录,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许多店铺装扮得辉煌夺目,红纸中间点缀着“金花”,这些人造的花叶小枝在南方城市用铜箔制成,用金属丝扎牢;可以作为送给庙宇的新年献礼,也可以放在家中牌位面前。
他还提到,虔诚的人一般在年前要和诸神取得谅解;新年前几天,寺庙里非常拥挤,前来求神拜佛的贫富男女都有。有的人经过斋戒,请僧侣代为说情,要求赦免罪孽,在锣鼓钟铃的喧声中向塑像跪拜,将老账勾销。每当除夕,满街人群往来匆匆,以了结压在他们身上的许多事情。
纸钱化身财产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存在着祖先崇拜的情结,芸芸众生相信,死去人的魂灵依然游荡在他们住处的周围,而且他们死后也要与那些魂灵为伍;同时,众生还相信,那些魂灵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对子孙降临祸福。因此,一定要经常对魂灵供奉祭祀,以博得它们的好感。更有甚者,一些愚昧无知的人还认为,魂灵们实际靠那些摆放在坟头的供品过生活,没有那些供品,它们便无法生存。人们还相信,祭祀时所烧的纸钱,会以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方式在阴曹地府转换成硬通货,神灵们就是以它作为日常的开销。
何天爵认为,这些想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激励着绝大多数中国人兢兢业业而乐此不疲。也许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些孝敬祖宗的成分,但同时也更多地包含了敬畏心态和急于与祖宗的魂灵们睦邻友好、求福避祸的热切期望。因为他们相信,逝去亲属的神灵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
英国商人巴尔福在《远东漫游》中提到,中国人对他们死去的亲人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否舒适与安宁特别关心,总是习惯地为逝者提供下列必需品,如可以吃的东西、纸钱等。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了他在浙江天台山旅行时的见闻: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中,记录他在杭州的亲眼所见。他曾走进一个卖冥钱的店铺,那儿的鹰洋用纸板做成,外面再用锡纸包裹。这种钱在坟墓前焚烧后,据说就能被存入冥间银行,供死者使用。五个月之前,当一位亲王下葬的时候,总共花了一万块鹰洋,其中很多钱被用来购置纸做的物品、家具和冥钱,以便死者在冥间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是由王府的女辈们所做的,据说这样能体面风光地把死者送往来世。
盖洛还记载了乡间的一场葬礼。从死者的房屋可以看出,他生前穷困,但在一根30英尺高的柱子上挂着几十个直径三英尺的环,每个环上都飘动着上百片纸条,每条纸片代表1000文钱。所有这些都要烧掉,以供死者在冥界使用。这些纸在今世没什么价值,但在冥界很宝贵,烧掉之后,就变成了他在冥界的财产。
年俗清偿债务
卫三畏注意到,中国人迎接春节时保留着一个习惯:清理账目,清偿债务。店主忙忙碌碌,等候顾客,债权人追着债务人了结债务。欠款不允许超过新年;都要完满解决,或做出满意的安排,而且尽量避免留下尾巴;如果总债务超过资产,这时候就要结业,将一切可利用的财产转到债权人手中。这样总清偿就导致借钱利率很高,当铺拥挤,大多数品种的货物和商品跌价。这样做也有不少益处:自觉意识到创业艰难,省却为索取债务而诉诸法律程序的花费,使大家遵行和维护规矩,于是,“不老实的、不成功的、狂热的投机者就从诚实的经营者中间淘汰出去”。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指出,新年是欢庆的时节,但无论谁的喜悦都不如一个濒于破产的债务人的喜悦来得强烈,因为他在周密计划之下成功地摆脱掉了哪怕最无情的债权人的追逼,至少又可以推迟12个月。因为,“一旦渡过了年底窄险的峡口,负债者就重又进入到了辽阔而宁静的深水之中,在这里,他不会再受到侵扰了”。万一他与债主在大年初一相遇,他们也不会说起头天不光彩的追逐和躲避,甚至根本不去提生意上的事,因为这样做“不成体统”,而对中国人来说,“成体统”(或者说“合规矩”)是一种传统美德。
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商人商业信誉好,原因之一就是,在清朝帝国之内,每年有三天固定的“清债日”,在此日期之内,各个阶层之间的一切生意往来都要结算清楚。经过双方一致同意,结算可以拖延一下,但不得超过最后一天的期限。毫无疑问,极少有人违反这条规则或者对其打折扣。然而还是有可能通融之处。在清朝帝国的某些地区,债权人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在每年最后清账的十天期限内,把借贷的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但是,除了那些极其贫困无告者之外,很少有人要求对方做出那样的让步,因为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他们的信用,从而影响日后的借贷。
他还描述到:中国有一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任何一个体面的人若在夜幕降临之后出门做事,他都要打着一只灯笼,不管月色多么皎洁明亮。作为遵守和利用这一习俗的结果,在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每个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便会出现一大景观:穿着一新的人们在晨光熹微中来去匆匆,这边手里拿着一捆票据,那边手里提着一只点亮的灯笼。这样,对于他们来讲,时间仍然是新年前的除夕。只有当他们把该还的还完,把该收的收回之后,新年第一天的曙光才算真正来临。这时他们才会把灯笼熄灭,喘息一口气,无债一身轻地沐浴在灿烂阳光之中。
(作者系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指出,中国人认为,一桩买卖开业前,有必要赢得神的认可,如果一个神说的最终失败了,他们也不会责备这个曾作出错误预测的神,而只是怪罪自己品性不纯洁,生得晦气,或者说是天生命不好。他还写道,中国人在所有的神灵身上都赋予了鲜明的人的感情。它们爱财如命,这与它们的崇拜者——人类是一样的,如果付给满意的报酬,他们也会去做任何事情。
麦高恩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中写道:中国人认为,要想菩萨保佑自己,一定要给它送点钱。送大量的现金他们当然负担不起。为了让菩萨看到自己的诚意,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纸钱,代表金块、金币及现金,都是成百上千的。纸钱都是用锡纸做的,颜色是银色的,还带点金黄色。人们希望能用金子来取悦一下菩萨。混色的锡纸用浆糊糊在一张一定大小的粗糙的纸上,当着菩萨的面烧掉。大家都认为,菩萨是分不出真钱还是假钱的。100张纸钱就代表100美元,烧了100张就说明菩萨的金库里又多了100美元,其实菩萨的金库里已经存了数不清的钱了。如果再烧100块金块的话,菩萨就会开心得来保佑他们了。
麦高恩进一步写道,冷纸钱烧了以后,锡纸就慢慢地落在灰里,庙里的和尚就会把它们细心地收集起来,到一定时候再卖给打锡的人,他们能将这东西再加工成纸钱。老百姓们想要菩萨保佑自己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地给它烧点纸钱。出于节俭,他们总是把锡纸从纸钱烧剩后的灰堆里拣出来,第二天小贩来的时候卖掉换点钱。这样,他们既贿赂了菩萨,又给自己的口袋里赚了点钱。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记载,他在云南澜沧江附近旅行时,借宿的一户人家有一位107岁的寿星,那户人家的上房中供奉着财神爷的神像和神位牌,中间还贴着一张画着天和地的张贴画。在一张供桌上,摆着焚香器皿,里面满是香灰。寿星的孙子走上前来,在财神爷的面前放上了两个香炉,明显是祈求财神爷保佑他早日发财。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记录,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许多店铺装扮得辉煌夺目,红纸中间点缀着“金花”,这些人造的花叶小枝在南方城市用铜箔制成,用金属丝扎牢;可以作为送给庙宇的新年献礼,也可以放在家中牌位面前。
他还提到,虔诚的人一般在年前要和诸神取得谅解;新年前几天,寺庙里非常拥挤,前来求神拜佛的贫富男女都有。有的人经过斋戒,请僧侣代为说情,要求赦免罪孽,在锣鼓钟铃的喧声中向塑像跪拜,将老账勾销。每当除夕,满街人群往来匆匆,以了结压在他们身上的许多事情。
纸钱化身财产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存在着祖先崇拜的情结,芸芸众生相信,死去人的魂灵依然游荡在他们住处的周围,而且他们死后也要与那些魂灵为伍;同时,众生还相信,那些魂灵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对子孙降临祸福。因此,一定要经常对魂灵供奉祭祀,以博得它们的好感。更有甚者,一些愚昧无知的人还认为,魂灵们实际靠那些摆放在坟头的供品过生活,没有那些供品,它们便无法生存。人们还相信,祭祀时所烧的纸钱,会以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方式在阴曹地府转换成硬通货,神灵们就是以它作为日常的开销。
何天爵认为,这些想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激励着绝大多数中国人兢兢业业而乐此不疲。也许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些孝敬祖宗的成分,但同时也更多地包含了敬畏心态和急于与祖宗的魂灵们睦邻友好、求福避祸的热切期望。因为他们相信,逝去亲属的神灵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
英国商人巴尔福在《远东漫游》中提到,中国人对他们死去的亲人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否舒适与安宁特别关心,总是习惯地为逝者提供下列必需品,如可以吃的东西、纸钱等。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了他在浙江天台山旅行时的见闻: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中,记录他在杭州的亲眼所见。他曾走进一个卖冥钱的店铺,那儿的鹰洋用纸板做成,外面再用锡纸包裹。这种钱在坟墓前焚烧后,据说就能被存入冥间银行,供死者使用。五个月之前,当一位亲王下葬的时候,总共花了一万块鹰洋,其中很多钱被用来购置纸做的物品、家具和冥钱,以便死者在冥间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是由王府的女辈们所做的,据说这样能体面风光地把死者送往来世。
盖洛还记载了乡间的一场葬礼。从死者的房屋可以看出,他生前穷困,但在一根30英尺高的柱子上挂着几十个直径三英尺的环,每个环上都飘动着上百片纸条,每条纸片代表1000文钱。所有这些都要烧掉,以供死者在冥界使用。这些纸在今世没什么价值,但在冥界很宝贵,烧掉之后,就变成了他在冥界的财产。
年俗清偿债务
卫三畏注意到,中国人迎接春节时保留着一个习惯:清理账目,清偿债务。店主忙忙碌碌,等候顾客,债权人追着债务人了结债务。欠款不允许超过新年;都要完满解决,或做出满意的安排,而且尽量避免留下尾巴;如果总债务超过资产,这时候就要结业,将一切可利用的财产转到债权人手中。这样总清偿就导致借钱利率很高,当铺拥挤,大多数品种的货物和商品跌价。这样做也有不少益处:自觉意识到创业艰难,省却为索取债务而诉诸法律程序的花费,使大家遵行和维护规矩,于是,“不老实的、不成功的、狂热的投机者就从诚实的经营者中间淘汰出去”。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指出,新年是欢庆的时节,但无论谁的喜悦都不如一个濒于破产的债务人的喜悦来得强烈,因为他在周密计划之下成功地摆脱掉了哪怕最无情的债权人的追逼,至少又可以推迟12个月。因为,“一旦渡过了年底窄险的峡口,负债者就重又进入到了辽阔而宁静的深水之中,在这里,他不会再受到侵扰了”。万一他与债主在大年初一相遇,他们也不会说起头天不光彩的追逐和躲避,甚至根本不去提生意上的事,因为这样做“不成体统”,而对中国人来说,“成体统”(或者说“合规矩”)是一种传统美德。
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商人商业信誉好,原因之一就是,在清朝帝国之内,每年有三天固定的“清债日”,在此日期之内,各个阶层之间的一切生意往来都要结算清楚。经过双方一致同意,结算可以拖延一下,但不得超过最后一天的期限。毫无疑问,极少有人违反这条规则或者对其打折扣。然而还是有可能通融之处。在清朝帝国的某些地区,债权人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在每年最后清账的十天期限内,把借贷的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但是,除了那些极其贫困无告者之外,很少有人要求对方做出那样的让步,因为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他们的信用,从而影响日后的借贷。
他还描述到:中国有一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任何一个体面的人若在夜幕降临之后出门做事,他都要打着一只灯笼,不管月色多么皎洁明亮。作为遵守和利用这一习俗的结果,在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每个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便会出现一大景观:穿着一新的人们在晨光熹微中来去匆匆,这边手里拿着一捆票据,那边手里提着一只点亮的灯笼。这样,对于他们来讲,时间仍然是新年前的除夕。只有当他们把该还的还完,把该收的收回之后,新年第一天的曙光才算真正来临。这时他们才会把灯笼熄灭,喘息一口气,无债一身轻地沐浴在灿烂阳光之中。
(作者系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