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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这座城市与毛泽东有着不解的情缘，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从1918年到1974年的五十六年间，他曾四十多次来到武汉，而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则在这里留下了两首绝妙的诗词，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一首《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诗词虽然都是毛泽东在武汉所做，但是风格却大不相同，一首悲凉、低沉，展现了诗人毛泽东心系革命，忧国忧民的一面；而另一首却豪放，洒脱，展现了诗人毛泽东特有的自信和潇洒。而这一“悲”一“喜”，早已不单单是情绪上的简单转换，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跨越，两首诗写作的时间间隔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之中，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仔细品味这两首诗的意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诗人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心系革命事业，心系国家建设的赤子情怀。
一、 心系革命前途之“悲”
1927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许克祥紧步蒋介石后尘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而此时的毛泽东正身在武汉，1926年，毛泽东到达武汉不久，就听到了满城风雨的议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而且这种议论也影响到了中共党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决定到乡下去看个究竟。于是，毛泽东前往长沙，在湖南乡间考察，历时32天，行程1400余里。1927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热情得赞美农村中的大革命：“农村中的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农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等战略思想。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光复三镇，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随之到来，11月底，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此时武汉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在这座城市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而就在不到半年后，革命形势就急转直下。同样在武汉，毛泽东又尝到了难以言说的苍凉。他陷入沉思，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在这个事关国民革命成败的生死关口，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苦与悲怆涌上了毛泽东的心头，在他眼中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是毛泽东政治诗中写得最为凝重的一首，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时，毫不掩饰的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在给这首诗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久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革命事业找到了出路，随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新征程。毛泽东这首诗词，虽然给人一种凝重悲凉之感，但在写作风格上相对于以前的诗词已有了明显的不同，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年代，以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而或喜或悲，构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
二、歌颂建设成就之“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早已从大革命时期的低潮中走了出来，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如今也已成就了燎原之势。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各项建设迅速展开，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过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这让他由衷的感到兴奋，于是他禁不住唱出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在武汉江面畅游长江之后所写，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这首词是毛泽东唯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写颂歌，而这是唯一一首吟颂工业建设成就题材的诗作。这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基本结束，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此时的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南下前刚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了新的目标。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展望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明天，毛泽东怎能不感到欣喜若狂，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注定要见证这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此时的长江在毛泽东的眼中也是那么的富有诗意，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种情形了。三十年前毛泽东所见到的长江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而此时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桥墩犹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江面，修建长江三峡的计划也在毛泽东心中酝酿已久。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告别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揭开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崭新篇章。
毛泽东的这种自然流露的喜悦之情，在他的其它诗词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他的这一“喜”，不是简单的高兴，有太多的涵义在里面。对于他个人而言，能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份轻松与畅快是难得的，他怎能不豪情满怀，诗兴大发。而对于他眼前的景物来讲，透过万里长江，他看到了“一桥飞架南北”，“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让他感到无比的激动，同时也增加了他对未来的信心，他又怎能不欢欣鼓舞。由此可见，这种喜悦之情更多的是出自作者对当时我国工业建设取得的成就的一种满足，同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大成就的一种难以掩饰的自信与期待。
三、从“悲”与“喜”中看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极其丰富的，而他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词，向我们展现了他特有的气质和丰富的情感，不论悲与喜，都是他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的每一首诗似乎都记载了一次事件，铭记了一段岁月，传递了一种激情，投射出了他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在和广大人民一起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走过了不平凡的心路历程，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素养，造就了他别具一格的诗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一部描绘中国革命洪流，反映中国建设进程的时代画卷 ，更是一条抒写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展现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长河”。
1.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具有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把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把拯救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20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而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也像一条主线贯穿于毛泽东所写的诗词之中，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让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厚重、恢宏，充满了历史的穿透力；另一方面让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具体翔实，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如果没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毛泽东不会发出：“五月九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铿锵誓言，如果没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毛泽东不会有“指点江山”，“谁主沉浮”的历史主题意识，而正是出于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才会写出《菩萨蛮•黄鹤楼》这样悲凉的诗词，才会表现出对革命前途的担忧。同样，当祖国建设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时，毛泽东才会感到万分欣喜，唱出《水调歌头•游泳》这样的赞歌，因为这正是对他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一种极大满足。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使得毛泽东的“悲”与“喜”，同革命事业的前途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2.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
毛泽东爬过许多山峰，也游过数不尽的江河，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武汉，他游过长江。毛泽东喜欢游历，正是在游览名山大川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胆略和诗人的气质得到了高度融合。在游历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是在不断观察世界、发现世界并改造世界，并非单纯的观景。1926年，毛泽东来到武汉，是为了从事革命活动，而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是为了考察长江水系，论证建造三峡大坝的构想。因此，《菩萨蛮•黄鹤楼》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诗在浪漫主义风格之余，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成分，都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来写景抒情。毛泽东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原则的倡导者,又是践行者,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既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又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这样一来使得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气势磅礴却又不虚无缥缈，想象力十足，却并非空洞的毫无根据的幻想。毛泽东这种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毛泽东性格的显著特征，也是他诗词的一大特色，这种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使得毛泽东的“悲”与“喜”，早已超脱了以往文人骚客的悲喜情节，真正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悲”与“喜”，显得十分的大气，悲，万物与之同悲；喜，万民与之同喜。
3.昂揚进取的人格精神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奋斗，不断进取的一生，他的每一首诗词也都在抒写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从毛泽东的诗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的颓废与焦躁，总是显示着蓬勃的生机，给人以鼓舞，催人奋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时，改写的一首言志诗，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不留恋家乡，立志要闯出一番天地，成就一番伟业的豪迈气概，读起来很能感染人，激励人。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到了毛泽东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中，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虽然悲凉低沉，却表明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关切，以及对处于困境的革命事业如何突出重围，找到出路的一种忧思；而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处处体现了诗人那种不惧风浪到中流击水的勇气以及在原有建设成就上不断改造大自然，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万丈豪情。诗人的“悲”与“喜”，也与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紧密相连。悲凉之余，虽然迷茫，却并未感到绝望，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喜悦之余，虽然骄傲，却并未满足眼前的成就，而是大胆畅想新的壮举。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的诗词中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仍旧在熠熠闪光，作为一名诗人，他坚持诗以咏志的写作手法，把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使古老的旧体诗焕发了新的生机，为我国诗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词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毛泽东的“悲”与“喜”，来剖析毛泽东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中获取那些难能可贵的精神遗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诗人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于当今的诗歌创作，以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心系革命前途之“悲”
1927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许克祥紧步蒋介石后尘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而此时的毛泽东正身在武汉，1926年，毛泽东到达武汉不久，就听到了满城风雨的议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而且这种议论也影响到了中共党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决定到乡下去看个究竟。于是，毛泽东前往长沙，在湖南乡间考察，历时32天，行程1400余里。1927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热情得赞美农村中的大革命：“农村中的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农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等战略思想。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光复三镇，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随之到来，11月底，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此时武汉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在这座城市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而就在不到半年后，革命形势就急转直下。同样在武汉，毛泽东又尝到了难以言说的苍凉。他陷入沉思，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在这个事关国民革命成败的生死关口，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苦与悲怆涌上了毛泽东的心头，在他眼中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是毛泽东政治诗中写得最为凝重的一首，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时，毫不掩饰的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在给这首诗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久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革命事业找到了出路，随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新征程。毛泽东这首诗词，虽然给人一种凝重悲凉之感，但在写作风格上相对于以前的诗词已有了明显的不同，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年代，以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而或喜或悲，构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
二、歌颂建设成就之“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早已从大革命时期的低潮中走了出来，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如今也已成就了燎原之势。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各项建设迅速展开，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过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这让他由衷的感到兴奋，于是他禁不住唱出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在武汉江面畅游长江之后所写，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这首词是毛泽东唯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写颂歌，而这是唯一一首吟颂工业建设成就题材的诗作。这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基本结束，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此时的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南下前刚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了新的目标。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展望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明天，毛泽东怎能不感到欣喜若狂，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注定要见证这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此时的长江在毛泽东的眼中也是那么的富有诗意，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种情形了。三十年前毛泽东所见到的长江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而此时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桥墩犹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江面，修建长江三峡的计划也在毛泽东心中酝酿已久。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告别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揭开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崭新篇章。
毛泽东的这种自然流露的喜悦之情，在他的其它诗词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他的这一“喜”，不是简单的高兴，有太多的涵义在里面。对于他个人而言，能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份轻松与畅快是难得的，他怎能不豪情满怀，诗兴大发。而对于他眼前的景物来讲，透过万里长江，他看到了“一桥飞架南北”，“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让他感到无比的激动，同时也增加了他对未来的信心，他又怎能不欢欣鼓舞。由此可见，这种喜悦之情更多的是出自作者对当时我国工业建设取得的成就的一种满足，同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大成就的一种难以掩饰的自信与期待。
三、从“悲”与“喜”中看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极其丰富的，而他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词，向我们展现了他特有的气质和丰富的情感，不论悲与喜，都是他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的每一首诗似乎都记载了一次事件，铭记了一段岁月，传递了一种激情，投射出了他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在和广大人民一起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走过了不平凡的心路历程，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素养，造就了他别具一格的诗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一部描绘中国革命洪流，反映中国建设进程的时代画卷 ，更是一条抒写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展现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长河”。
1.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具有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把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把拯救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20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而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也像一条主线贯穿于毛泽东所写的诗词之中，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让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厚重、恢宏，充满了历史的穿透力；另一方面让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具体翔实，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如果没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毛泽东不会发出：“五月九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铿锵誓言，如果没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毛泽东不会有“指点江山”，“谁主沉浮”的历史主题意识，而正是出于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才会写出《菩萨蛮•黄鹤楼》这样悲凉的诗词，才会表现出对革命前途的担忧。同样，当祖国建设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时，毛泽东才会感到万分欣喜，唱出《水调歌头•游泳》这样的赞歌，因为这正是对他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一种极大满足。这种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使得毛泽东的“悲”与“喜”，同革命事业的前途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2.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
毛泽东爬过许多山峰，也游过数不尽的江河，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武汉，他游过长江。毛泽东喜欢游历，正是在游览名山大川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胆略和诗人的气质得到了高度融合。在游历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是在不断观察世界、发现世界并改造世界，并非单纯的观景。1926年，毛泽东来到武汉，是为了从事革命活动，而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是为了考察长江水系，论证建造三峡大坝的构想。因此，《菩萨蛮•黄鹤楼》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诗在浪漫主义风格之余，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成分，都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来写景抒情。毛泽东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原则的倡导者,又是践行者,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既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又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这样一来使得毛泽东的诗词，读起来气势磅礴却又不虚无缥缈，想象力十足，却并非空洞的毫无根据的幻想。毛泽东这种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毛泽东性格的显著特征，也是他诗词的一大特色，这种畅游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使得毛泽东的“悲”与“喜”，早已超脱了以往文人骚客的悲喜情节，真正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悲”与“喜”，显得十分的大气，悲，万物与之同悲；喜，万民与之同喜。
3.昂揚进取的人格精神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奋斗，不断进取的一生，他的每一首诗词也都在抒写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从毛泽东的诗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的颓废与焦躁，总是显示着蓬勃的生机，给人以鼓舞，催人奋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时，改写的一首言志诗，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不留恋家乡，立志要闯出一番天地，成就一番伟业的豪迈气概，读起来很能感染人，激励人。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到了毛泽东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中，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虽然悲凉低沉，却表明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关切，以及对处于困境的革命事业如何突出重围，找到出路的一种忧思；而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处处体现了诗人那种不惧风浪到中流击水的勇气以及在原有建设成就上不断改造大自然，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万丈豪情。诗人的“悲”与“喜”，也与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紧密相连。悲凉之余，虽然迷茫，却并未感到绝望，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喜悦之余，虽然骄傲，却并未满足眼前的成就，而是大胆畅想新的壮举。这种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的诗词中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仍旧在熠熠闪光，作为一名诗人，他坚持诗以咏志的写作手法，把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使古老的旧体诗焕发了新的生机，为我国诗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在武汉所写的这两首诗词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毛泽东的“悲”与“喜”，来剖析毛泽东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中获取那些难能可贵的精神遗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诗人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于当今的诗歌创作，以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