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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乡愁中获利
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
——雷平阳
在北京车声轰鸣的寒冷初春，我隔着模糊的窗户看着这个城市。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多年来梁鸿在她的一系列著作中所带给我们的寂静的阴影。对于“精神乡愁”和现代性文化的诘问者，梁鸿既是一个有效的介入者又不幸地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成了“故地”的陌生人与旁观者。
2015年春天，在首都机场某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我看了余华的杂文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那个穿着黑色西装个子高挑的女收银员对我说她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在她洁白姣好而陌生的面孔下，她也有着因为生活差距而带来的痛苦吗？或者说她也有自己的不满吗？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成意味深长且态度鲜明的被撕裂的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封面中间从上而下是撕裂的锯齿状条纹，左侧上方是彩色的灯红酒绿的城市高楼，左侧下方是遗照式的黑白颜色被拆毁殆尽的乡村，右侧则是红白黑相见的出版商设计的噱头式的文字——“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余华说中国人都是“病人”，没有一个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而我还没有给出我的答案。今天人们更多是通过高速路、铁轨、飞机舷窗和手机以及电脑屏幕来认识现实和“远方”。我想追问的是在一个去地方化的时代我们还有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吗？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表达了他的痛苦、不解和愤怒。我理解余华的初衷，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更真实地目睹和遭遇了各种现实的人并没有机会或急于说出更为震撼人心的部分。不幸的是很多作家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用社会学僭越文学，伦理超越美学。实际上余华也是在诉说精神的“乡愁”。而在一个忙着拆迁的城市化时代，一个个乡村不仅被连根拔起，而且一同被斩草除根的还有乡土之上的伦理、文化、传统和农耕的情感依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哪一个更好或更差——而重要的是心理感受和精神落差。是的，几乎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种伦理批判之中。我想到当年莫言同样的遭际，“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们有权利表达不满甚至愤怒，但是当下中国的作家更多的正是这种伦理化的批判法则。而文学不只是一种布鲁姆所说的“怨愤诗学”，而应该更具有多层次的发现性和可能性。可惜，这种发现性和可能性在当下中国太罕有了。
在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热衷于非虚构性的抒写“乡愁”的时候，我不能不怀着相当矛盾的心理。一则我也有着大体相同的现实经历，自己离现实和精神想象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二则是这些文学和文化文本所呈现的“乡愁”更多的是单一精神向度的，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作家和文本成了消费时代的廉价替代品。真正地对“乡村”“乡土”“乡愁”能够自省的人太少了。
显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以及《历史与我的瞬间》《神圣家族》已经成为重新考察中国的一个深深切口。当2015年夏天在台北的诚品书店看到人间出版社的《中国在梁庄》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因为，这更多是一种“乡愁”的纪念，因为我也在多年前成了故地的陌生人和旁观者。
说到地方性知识以及“乡愁”我们不能不提到隔海相望的台湾。到了今天，这种“乡愁”已经不再只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而是更多呈现为原乡意识和精神内里。正如郝誉翔在梁鸿《中国在梁庄》的推荐语中所慨叹的那样——“其实台湾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梁庄’呢？只可惜报道文学这个文类在当前的台湾，已然奄奄一息，以致农村真实的故事似乎还一直无法进入文学的视野。”在我看来台湾因为岛屿和海洋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地方性的意识和身份焦虑症是相当强烈的。正如八卦山之于赖和、东海花园之于杨逵、美浓小镇和笠山之于钟理和、城南水岸之于林海音、高雄西子湾之于余光中、左营之于《创世纪》诗社、宜兰平原之于黄春明一样，台湾的学者非常注重研究这些作家的书写空间。在他们看来这些书写空间和场所对于作家的生活、写作甚至文学运动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对于那些由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其尴尬的乡愁和文化心态更是与台湾的“在地”文学发生复杂的纠结性对话。
如果你重新认识自己和故土以及这个城市化的时代，那么在梁鸿提供的沉暗的切口面前你要做好迎接寒冷和惊悸的心理准备。我们必须承认梁鸿的文字里的“梁庄”在这个时代的份量。这种份量不在于像其他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一样只是提供了泪水、苦难、伤痛的伦理学印记，而是更为重要地为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以及看似熟悉的“现实”和“乡愁”提供了一次陌生的机会。我想起雷平阳在一首诗里所说的那句话——我从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
作为和梁鸿的同时代人且有着共同乡村生活的我而言，我看到了一个个巨大的阴影。而在这个无比喧嚣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这些阴影是寂静和沉默的——它们没有发声和呼号的机会与权利。梁鸿为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寻找到了那些“失踪”的“人民”“祖国”“陌生人”。我们没必要把梁鸿的《出梁庄记》和《出埃及记》放在一起比量，因为对于中国以及那些知识分子和普通人而言我们所面临的精神境遇的困窘状态并不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要轻松。诚如宇文所安所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而梁鸿则“创造”了一个“梁庄”和“中国的乡愁”。这是一个在城市化时代寻找乡村溃败根系和微弱脉搏的知识分子。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接到两条手机新闻，吊诡的是它们都与河南有关。一则是4月18日河南淮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数千亩耕地被县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强行征走。该项目旨在建造“走读淮河”，占地约5000亩，水面面积1700亩。保护庄稼的农民今日遭到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的围殴，受伤的受伤，被抓的被抓。土地补偿款打进银行卡里，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只想保护自己的耕地。另一条是4月19日：偃师市山化镇东屯村大量死亡猪狗等家畜。据统计死亡猪410头，狗122条。当地村民怀疑此次大面积家畜死亡与附近工厂排放出来的奇怪气体有关。而更吸引人眼球的则是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归村的一只长了三个鼻子的小猪，当地人也怀疑与污染有关。 而这只是我们每天司空见惯的“新闻”，那些更为重要的黑暗和粉尘中的陌生地带却正在等待着我们。
更为令人震撼和惊悸的是作为一个已经可以归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的梁鸿对自己精神甚至灵魂的解剖和自审。这反拨了新世纪以来那些在冠冕堂皇的会议上夸夸其谈的所谓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以“异见”面目出现的人士以换取社会认同和文化资本的。尽管我们在美国人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那里也获得了认识中国的另外一个途径，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海斯勒不可能有梁鸿这样的本土性和中国化的清醒、自审与追问甚至忏悔与救赎意识。梁鸿既是乡村的亲历者，又不幸地成为了时代漩涡的“凝视者”与“旁观者”。这让我想到的是梵高笔下的那只破烂不已沾满泥泞的农鞋——这必然也是来自于长久地对农民和乡土的凝视状态——“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双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孤零零地在田野小径上踽踽独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耀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是朦胧的冬冥。这双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 死亡逼近时的颤栗。”（海德格尔）
梁鸿也坦陈自己每一次从城市出发前往那些梁庄子弟打工之地的疲倦、惶恐和拖沓的心理，因为在她和那些西安、新疆、内蒙古、北京、深圳的那些城中村的“中间地带”的出走“梁庄”的“故乡人”之间横亘着一条庞大、高耸、阴森的不可见的围墙。梁鸿甚至为此而羞愧，甚至发现自己居然有了一颗“羞耻”之心。
《出梁庄记》是从2011年夏季暴涨的湍水开始写作的，而“一条河流”在梁鸿这里足以是不安的“乡村史”的精神性表征，这也是存在性的时间观照。而“乡愁”的产生和作为“发现者”的痛苦、荒诞显然是来自于梁鸿对“乡土”、“历史”和“时间”以及“当下”的凝视状态。正是这种“凝视”和“幻想”状态使得梁鸿持有了“羞耻”的诗学和对“惯见”予以反拨和怀疑的精神趋向。
2012年7月21日，北京。几年后这场六十余年不遇的罕见暴雨并未散去！那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超出了我们对日常生活与庞大现实的想象极限。而在秩序、规则和限囿面前，我们却一次次无力地垂下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所相对的却是空前的难以置喙和无力。这可能会让引起人们的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文学吗？是的，由这些文本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和噩梦般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就一定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呈现吗？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因为不满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而我想说的则是我们对“现实”除了“厌恶”和“不满”之外是否还需要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
中国晚近时期的乡村史、命运史和波诡云谲的时代景观一起冲撞着微不足道的个体命运。一定程度上我们所缺少和应该坚持的正是一种“羞耻的诗学”，只有如此方能对抗虚荣、权力、浮躁和假相。面对愈益纷繁甚至陌生的中国现实众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显然并未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和历史谱系学的方法关注普通人令人唏嘘感叹命运遭际背后更为复杂的根源、背景、动因、策略和文化意义。正如诗人所说“我们可以像谈论革命那样 / 谈谈性交吗？”然而吊诡的是到了今天这种疑问在我看来已经转换为“我们可以像谈谈性交那样谈论革命吗？”时代正如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它的终点尽管还远未可知，但是它流淌过程中所携带的各种复杂地形所带来的信息、变化、形态显然足以值得关注。
梁庄以及由此延展开的一个个空间所构成的正是乡土的“身体诗学”和地方性知识。当年的保罗·克鲁曾在游记《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中描述了从广州、上海到哈尔滨、新疆的“南北”见闻。当梁鸿在梁庄的暴雨和大水中“出走”和“寻访”的时候，她是否已经想到她将在一个看似熟悉的“现实”景观中与那一个个阴影静默处的“故乡的陌生人”相遇？而多年来随着不断的出游和对地理版图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认识，我对“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发生兴趣。我不断想起美国自白派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其诗歌《旅行的问题》中这样的诗句：“陆地、城市、乡村，社会 / 选择从来不宽也不自由。”然而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些地方和公共空间甚至会成为社会灾难与政治灾难的见证，“从高处望着这些鳞次栉比的宫殿、纪念碑、房屋、工棚，人们不免会感到它们注定要经历一次或数次劫难，气候的劫难或是社会的劫难。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年代和消费年代里的空间、建筑和那些成群结队的人们无不体现了一种伦理功能。当梁鸿在高速路、国道和土路上寻找，当她在城中村和那些盲肠地带一样的空间里寻找一个个极其普通的“贱民”时她只能带着“发现”和“羞耻”之心面对那么多不为更多人所知的“地方”与“景观”。梁鸿不得不在车站、道路、广场、街道、“握手楼”、工厂、城中村寻找那些被时代巨大烟尘掩埋的人们。而空间、地方、地域、场域、地景（landscape）等词一旦与文学和文化相关，那么这些空间就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昂希·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此提出“空间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卓别林和他的《摩登时代》。城市和机器使人在短暂的神经兴奋和官能膨胀之后处于长时期的迷茫、麻木、愚昧而不自知的境地。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历史与我的瞬间》中让我注意那些“异乡人”身体的扭曲状态，因为这些身体是在一个个社会公共空间里被时代和历史塑造出来的。正如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 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 ）所说的“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欲亦非博爱之欲，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甚至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生产是从身体的生产开始的。
灵魂和“现实”正是在“身体地理学”这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和场域中不断融合或者盘诘与交锋。这一时代的人们显然患上了集体恐惧症和胆怯的心理。梁鸿所特有的乡村经历、情感体验、思考方式和观察角度使得她在集体性的城市化时代面前更多地承担起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这就使得她发现和凝视着那些寂静处的时代阴影，对日常的“惯见”她保持了持续的“不满”甚至“反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痛苦和无根的彷徨不纯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出生地”而再也不能真正返回的结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命运。尽管我们从未曾放弃在现实和回忆中寻找地理版图上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寻找我们已经失去的文化童年期的摇篮和堡垒。这使我想到2011年我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讲学时读到的一本书——《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所揭开的是多么吊诡的命运！我们难道都成了“土地的陌生人”？
我们必将是痛苦的，我们可能必将惨败。既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都在痛苦地经受“失根”和“离乡”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在东方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国度又怎能幸免于一体化的寓言或者悲剧？
更为重要和难得的恰恰是梁鸿在质疑之外的自省立场。一定程度上梁鸿同时打开了时代和自己骤然寒冷的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和她一起在迎面撞击过来的寒冷中颤抖和周身寒噤。当城市文明以无限加速度野蛮推进的时候，包括梁鸿在内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严酷时代的黄昏和即将到来的沉沉暗夜。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切的时代体验面前，对于这个渐近疯狂的钢铁和玻璃幕墙的世界，隐秘的历史、阴影里的现实和沉沦的良知都不能不断成为时代的困境和精神难题。
一种“羞耻”的诗学应该诞生了！
在此意义上梁鸿成了“乡愁的孩子”。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社会的多层次空间视阈，将时代迷津中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乡村、土地、人性、家族、伦理事物强行拉到我们面前。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心态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梁鸿却在“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但最终梁鸿不得不意识到这是无法抵达的“重返”，是一次次“异乡”重临的循环往复。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书中凸显了特殊的紧张、分裂、尴尬、失语、无力、虚无和不协调感。奥德修斯的移动悬崖并不只是在异国和神话里，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当下中国发生——无时无刻的城市化魅惑之声。
这是一个在同一化时代寻找精神褶皱和深埋于城市之下的思想块茎的挖掘者。她在机车轰鸣的现场去倾听那一个异乡城市里不宁的心跳声，她也同时有着强烈而无奈的倾诉欲望。救赎的情怀、盘诘的姿态、无语的失落、独语的彷徨都无时无刻不缠绕着她以及她的勘察与写作。正是这种不协调、不纯粹的话语方式增加了这个时代阅读的疼痛感、荒诞性。她将激情与沉思、感性与知性、火焰与灰烬、喧嚣与沉寂、分裂与融合、独白与对话、盘诘与磋商、抗争与妥协如此不可思议又满是戏剧性地共时性呈现出来。
100多年前英国人梅恩在外白渡桥上看到的是轿子、马车和人力车，而今天呢？进入到21世纪似乎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城市，同一化的城市推倒了历史格局。而北京、深圳、西安甚至内蒙古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巴黎”和欲望之城，这些城市都因为移民特征而带有暧昧的混血味道。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吸引力相夹杂的空间使得那些“外乡人”处于巨大的离心力中。他们无时不在选择，无时不在学会忍受，然而最终又不得不放弃。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所拍摄的那些照片和影像显影出一条强大无比而又无形的“柏林墙”——这是真实性所在，也是真实性的语言限度。以梁庄大桥为界村里的人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而以此为原点延伸出去的几百里甚至几千里外的“梁庄人”则更多的中青年男子。那个刺痛了梁鸿的乡下年轻人也深深刺痛了我！那种不信任、愤怒、羞耻甚至回避的轻率让我们感觉到精神和写作在这个时代是如此地虚弱不安。当年的朦胧诗人顾城关于北京曾写过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他们一路灯影朦朦 / 鬼不说话 一路吹风 / 站上写 吃草 脸发青 / 一阵风吹得雾气翻滚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要比当年给顾城带来的鬼魅感受更为让人不解与震惊！它使人短暂的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之后处于长时期的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似乎都成了商业时代导游图上的利益坐标和文化资本的道具性噱头。悖论的是尽管我们好像每天都与各自的城市相遇并耳鬓厮磨，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和它若即若离甚至完全背离。城市时代我们都成了失去“故园”的弃儿。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一面接受生活的乏味和苦难，一面又似乎对一切丧失了耐心和信心。一种空虚、孤独和无奈正在成为当下的精神主调。
宇文所安把作为家宅的私人空间看做是自我封闭又不受公共世界干扰的“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机智与私人生活》） 然而以“梁庄”为代表的那些离乡在外的人已经丧失了故乡的家宅，这种丧失不仅是现实生存层面的更是精神上甚至是症候意义上的。在这个层面上而言，不是一个地方塑造了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作家塑造了一个地方。而对于当下的城市中国而言，要企图重塑一个关于乡土的“地方”你必须接受那个巨大的坍塌的声音以及形同地震般的颤栗。
地方空间的缩减、文化乡愁和精神的异乡体验已经成为新一轮的时代病。而能够深处这种时代病症之中予以发声已经实属艰难，而能够在痛苦而艰难地发声的同时最自身立场、叙述姿态、修辞和想象力的视角以及乡土空间场域自身能与予以不留情面地痛彻反省和自我盘诘的声音更是难上加难。而梁鸿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灵魂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有陷入某种危机的感觉。”（《中国在梁庄》台湾人间版）是的！这个年代不乏优秀的学者，但是罕有重要的自省的知识分子。
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诗学地理版图的不断缩减和不断同一化，我们成了不折不扣的“异乡人”，“等到你到达山顶或小路拐弯处，你会不会发现人已不在了，景色也变了，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或者，如果家乡没变，你会不会发现你自己大为改变、失去了根，以致你的家乡拒绝你回去，拒绝让你参加家乡的共同生活？”（《流放者归来》）
我还记得几年前，在梁鸿工作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完诗歌的时候，一个中文系的女生从教室里跑出来追上我们。她因为我的诗歌讲座中谈到的历史和诗人之死而在不停流泪。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在她低声的嗫嚅里我终于听清楚了“90后”等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的感受——太麻木、太虚弱又太想拥有这个光芒不再的北京！我更认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
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
——雷平阳
在北京车声轰鸣的寒冷初春，我隔着模糊的窗户看着这个城市。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多年来梁鸿在她的一系列著作中所带给我们的寂静的阴影。对于“精神乡愁”和现代性文化的诘问者，梁鸿既是一个有效的介入者又不幸地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成了“故地”的陌生人与旁观者。
2015年春天，在首都机场某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我看了余华的杂文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那个穿着黑色西装个子高挑的女收银员对我说她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在她洁白姣好而陌生的面孔下，她也有着因为生活差距而带来的痛苦吗？或者说她也有自己的不满吗？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成意味深长且态度鲜明的被撕裂的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封面中间从上而下是撕裂的锯齿状条纹，左侧上方是彩色的灯红酒绿的城市高楼，左侧下方是遗照式的黑白颜色被拆毁殆尽的乡村，右侧则是红白黑相见的出版商设计的噱头式的文字——“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余华说中国人都是“病人”，没有一个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而我还没有给出我的答案。今天人们更多是通过高速路、铁轨、飞机舷窗和手机以及电脑屏幕来认识现实和“远方”。我想追问的是在一个去地方化的时代我们还有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吗？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表达了他的痛苦、不解和愤怒。我理解余华的初衷，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更真实地目睹和遭遇了各种现实的人并没有机会或急于说出更为震撼人心的部分。不幸的是很多作家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用社会学僭越文学，伦理超越美学。实际上余华也是在诉说精神的“乡愁”。而在一个忙着拆迁的城市化时代，一个个乡村不仅被连根拔起，而且一同被斩草除根的还有乡土之上的伦理、文化、传统和农耕的情感依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哪一个更好或更差——而重要的是心理感受和精神落差。是的，几乎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种伦理批判之中。我想到当年莫言同样的遭际，“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们有权利表达不满甚至愤怒，但是当下中国的作家更多的正是这种伦理化的批判法则。而文学不只是一种布鲁姆所说的“怨愤诗学”，而应该更具有多层次的发现性和可能性。可惜，这种发现性和可能性在当下中国太罕有了。
在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热衷于非虚构性的抒写“乡愁”的时候，我不能不怀着相当矛盾的心理。一则我也有着大体相同的现实经历，自己离现实和精神想象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二则是这些文学和文化文本所呈现的“乡愁”更多的是单一精神向度的，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作家和文本成了消费时代的廉价替代品。真正地对“乡村”“乡土”“乡愁”能够自省的人太少了。
显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以及《历史与我的瞬间》《神圣家族》已经成为重新考察中国的一个深深切口。当2015年夏天在台北的诚品书店看到人间出版社的《中国在梁庄》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因为，这更多是一种“乡愁”的纪念，因为我也在多年前成了故地的陌生人和旁观者。
说到地方性知识以及“乡愁”我们不能不提到隔海相望的台湾。到了今天，这种“乡愁”已经不再只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而是更多呈现为原乡意识和精神内里。正如郝誉翔在梁鸿《中国在梁庄》的推荐语中所慨叹的那样——“其实台湾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梁庄’呢？只可惜报道文学这个文类在当前的台湾，已然奄奄一息，以致农村真实的故事似乎还一直无法进入文学的视野。”在我看来台湾因为岛屿和海洋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地方性的意识和身份焦虑症是相当强烈的。正如八卦山之于赖和、东海花园之于杨逵、美浓小镇和笠山之于钟理和、城南水岸之于林海音、高雄西子湾之于余光中、左营之于《创世纪》诗社、宜兰平原之于黄春明一样，台湾的学者非常注重研究这些作家的书写空间。在他们看来这些书写空间和场所对于作家的生活、写作甚至文学运动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对于那些由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其尴尬的乡愁和文化心态更是与台湾的“在地”文学发生复杂的纠结性对话。
如果你重新认识自己和故土以及这个城市化的时代，那么在梁鸿提供的沉暗的切口面前你要做好迎接寒冷和惊悸的心理准备。我们必须承认梁鸿的文字里的“梁庄”在这个时代的份量。这种份量不在于像其他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一样只是提供了泪水、苦难、伤痛的伦理学印记，而是更为重要地为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以及看似熟悉的“现实”和“乡愁”提供了一次陌生的机会。我想起雷平阳在一首诗里所说的那句话——我从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
作为和梁鸿的同时代人且有着共同乡村生活的我而言，我看到了一个个巨大的阴影。而在这个无比喧嚣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这些阴影是寂静和沉默的——它们没有发声和呼号的机会与权利。梁鸿为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寻找到了那些“失踪”的“人民”“祖国”“陌生人”。我们没必要把梁鸿的《出梁庄记》和《出埃及记》放在一起比量，因为对于中国以及那些知识分子和普通人而言我们所面临的精神境遇的困窘状态并不比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要轻松。诚如宇文所安所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而梁鸿则“创造”了一个“梁庄”和“中国的乡愁”。这是一个在城市化时代寻找乡村溃败根系和微弱脉搏的知识分子。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接到两条手机新闻，吊诡的是它们都与河南有关。一则是4月18日河南淮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数千亩耕地被县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强行征走。该项目旨在建造“走读淮河”，占地约5000亩，水面面积1700亩。保护庄稼的农民今日遭到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的围殴，受伤的受伤，被抓的被抓。土地补偿款打进银行卡里，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只想保护自己的耕地。另一条是4月19日：偃师市山化镇东屯村大量死亡猪狗等家畜。据统计死亡猪410头，狗122条。当地村民怀疑此次大面积家畜死亡与附近工厂排放出来的奇怪气体有关。而更吸引人眼球的则是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归村的一只长了三个鼻子的小猪，当地人也怀疑与污染有关。 而这只是我们每天司空见惯的“新闻”，那些更为重要的黑暗和粉尘中的陌生地带却正在等待着我们。
更为令人震撼和惊悸的是作为一个已经可以归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的梁鸿对自己精神甚至灵魂的解剖和自审。这反拨了新世纪以来那些在冠冕堂皇的会议上夸夸其谈的所谓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以“异见”面目出现的人士以换取社会认同和文化资本的。尽管我们在美国人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那里也获得了认识中国的另外一个途径，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海斯勒不可能有梁鸿这样的本土性和中国化的清醒、自审与追问甚至忏悔与救赎意识。梁鸿既是乡村的亲历者，又不幸地成为了时代漩涡的“凝视者”与“旁观者”。这让我想到的是梵高笔下的那只破烂不已沾满泥泞的农鞋——这必然也是来自于长久地对农民和乡土的凝视状态——“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双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孤零零地在田野小径上踽踽独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耀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是朦胧的冬冥。这双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 死亡逼近时的颤栗。”（海德格尔）
梁鸿也坦陈自己每一次从城市出发前往那些梁庄子弟打工之地的疲倦、惶恐和拖沓的心理，因为在她和那些西安、新疆、内蒙古、北京、深圳的那些城中村的“中间地带”的出走“梁庄”的“故乡人”之间横亘着一条庞大、高耸、阴森的不可见的围墙。梁鸿甚至为此而羞愧，甚至发现自己居然有了一颗“羞耻”之心。
《出梁庄记》是从2011年夏季暴涨的湍水开始写作的，而“一条河流”在梁鸿这里足以是不安的“乡村史”的精神性表征，这也是存在性的时间观照。而“乡愁”的产生和作为“发现者”的痛苦、荒诞显然是来自于梁鸿对“乡土”、“历史”和“时间”以及“当下”的凝视状态。正是这种“凝视”和“幻想”状态使得梁鸿持有了“羞耻”的诗学和对“惯见”予以反拨和怀疑的精神趋向。
2012年7月21日，北京。几年后这场六十余年不遇的罕见暴雨并未散去！那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超出了我们对日常生活与庞大现实的想象极限。而在秩序、规则和限囿面前，我们却一次次无力地垂下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所相对的却是空前的难以置喙和无力。这可能会让引起人们的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文学吗？是的，由这些文本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和噩梦般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就一定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呈现吗？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因为不满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而我想说的则是我们对“现实”除了“厌恶”和“不满”之外是否还需要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
中国晚近时期的乡村史、命运史和波诡云谲的时代景观一起冲撞着微不足道的个体命运。一定程度上我们所缺少和应该坚持的正是一种“羞耻的诗学”，只有如此方能对抗虚荣、权力、浮躁和假相。面对愈益纷繁甚至陌生的中国现实众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显然并未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和历史谱系学的方法关注普通人令人唏嘘感叹命运遭际背后更为复杂的根源、背景、动因、策略和文化意义。正如诗人所说“我们可以像谈论革命那样 / 谈谈性交吗？”然而吊诡的是到了今天这种疑问在我看来已经转换为“我们可以像谈谈性交那样谈论革命吗？”时代正如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它的终点尽管还远未可知，但是它流淌过程中所携带的各种复杂地形所带来的信息、变化、形态显然足以值得关注。
梁庄以及由此延展开的一个个空间所构成的正是乡土的“身体诗学”和地方性知识。当年的保罗·克鲁曾在游记《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中描述了从广州、上海到哈尔滨、新疆的“南北”见闻。当梁鸿在梁庄的暴雨和大水中“出走”和“寻访”的时候，她是否已经想到她将在一个看似熟悉的“现实”景观中与那一个个阴影静默处的“故乡的陌生人”相遇？而多年来随着不断的出游和对地理版图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认识，我对“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发生兴趣。我不断想起美国自白派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其诗歌《旅行的问题》中这样的诗句：“陆地、城市、乡村，社会 / 选择从来不宽也不自由。”然而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些地方和公共空间甚至会成为社会灾难与政治灾难的见证，“从高处望着这些鳞次栉比的宫殿、纪念碑、房屋、工棚，人们不免会感到它们注定要经历一次或数次劫难，气候的劫难或是社会的劫难。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年代和消费年代里的空间、建筑和那些成群结队的人们无不体现了一种伦理功能。当梁鸿在高速路、国道和土路上寻找，当她在城中村和那些盲肠地带一样的空间里寻找一个个极其普通的“贱民”时她只能带着“发现”和“羞耻”之心面对那么多不为更多人所知的“地方”与“景观”。梁鸿不得不在车站、道路、广场、街道、“握手楼”、工厂、城中村寻找那些被时代巨大烟尘掩埋的人们。而空间、地方、地域、场域、地景（landscape）等词一旦与文学和文化相关，那么这些空间就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昂希·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此提出“空间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卓别林和他的《摩登时代》。城市和机器使人在短暂的神经兴奋和官能膨胀之后处于长时期的迷茫、麻木、愚昧而不自知的境地。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历史与我的瞬间》中让我注意那些“异乡人”身体的扭曲状态，因为这些身体是在一个个社会公共空间里被时代和历史塑造出来的。正如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 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 ）所说的“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欲亦非博爱之欲，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甚至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生产是从身体的生产开始的。
灵魂和“现实”正是在“身体地理学”这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和场域中不断融合或者盘诘与交锋。这一时代的人们显然患上了集体恐惧症和胆怯的心理。梁鸿所特有的乡村经历、情感体验、思考方式和观察角度使得她在集体性的城市化时代面前更多地承担起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这就使得她发现和凝视着那些寂静处的时代阴影，对日常的“惯见”她保持了持续的“不满”甚至“反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痛苦和无根的彷徨不纯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出生地”而再也不能真正返回的结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命运。尽管我们从未曾放弃在现实和回忆中寻找地理版图上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寻找我们已经失去的文化童年期的摇篮和堡垒。这使我想到2011年我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讲学时读到的一本书——《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所揭开的是多么吊诡的命运！我们难道都成了“土地的陌生人”？
我们必将是痛苦的，我们可能必将惨败。既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都在痛苦地经受“失根”和“离乡”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在东方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国度又怎能幸免于一体化的寓言或者悲剧？
更为重要和难得的恰恰是梁鸿在质疑之外的自省立场。一定程度上梁鸿同时打开了时代和自己骤然寒冷的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和她一起在迎面撞击过来的寒冷中颤抖和周身寒噤。当城市文明以无限加速度野蛮推进的时候，包括梁鸿在内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严酷时代的黄昏和即将到来的沉沉暗夜。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切的时代体验面前，对于这个渐近疯狂的钢铁和玻璃幕墙的世界，隐秘的历史、阴影里的现实和沉沦的良知都不能不断成为时代的困境和精神难题。
一种“羞耻”的诗学应该诞生了！
在此意义上梁鸿成了“乡愁的孩子”。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社会的多层次空间视阈，将时代迷津中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乡村、土地、人性、家族、伦理事物强行拉到我们面前。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心态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梁鸿却在“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但最终梁鸿不得不意识到这是无法抵达的“重返”，是一次次“异乡”重临的循环往复。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书中凸显了特殊的紧张、分裂、尴尬、失语、无力、虚无和不协调感。奥德修斯的移动悬崖并不只是在异国和神话里，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当下中国发生——无时无刻的城市化魅惑之声。
这是一个在同一化时代寻找精神褶皱和深埋于城市之下的思想块茎的挖掘者。她在机车轰鸣的现场去倾听那一个异乡城市里不宁的心跳声，她也同时有着强烈而无奈的倾诉欲望。救赎的情怀、盘诘的姿态、无语的失落、独语的彷徨都无时无刻不缠绕着她以及她的勘察与写作。正是这种不协调、不纯粹的话语方式增加了这个时代阅读的疼痛感、荒诞性。她将激情与沉思、感性与知性、火焰与灰烬、喧嚣与沉寂、分裂与融合、独白与对话、盘诘与磋商、抗争与妥协如此不可思议又满是戏剧性地共时性呈现出来。
100多年前英国人梅恩在外白渡桥上看到的是轿子、马车和人力车，而今天呢？进入到21世纪似乎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城市，同一化的城市推倒了历史格局。而北京、深圳、西安甚至内蒙古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巴黎”和欲望之城，这些城市都因为移民特征而带有暧昧的混血味道。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吸引力相夹杂的空间使得那些“外乡人”处于巨大的离心力中。他们无时不在选择，无时不在学会忍受，然而最终又不得不放弃。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所拍摄的那些照片和影像显影出一条强大无比而又无形的“柏林墙”——这是真实性所在，也是真实性的语言限度。以梁庄大桥为界村里的人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而以此为原点延伸出去的几百里甚至几千里外的“梁庄人”则更多的中青年男子。那个刺痛了梁鸿的乡下年轻人也深深刺痛了我！那种不信任、愤怒、羞耻甚至回避的轻率让我们感觉到精神和写作在这个时代是如此地虚弱不安。当年的朦胧诗人顾城关于北京曾写过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他们一路灯影朦朦 / 鬼不说话 一路吹风 / 站上写 吃草 脸发青 / 一阵风吹得雾气翻滚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要比当年给顾城带来的鬼魅感受更为让人不解与震惊！它使人短暂的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之后处于长时期的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似乎都成了商业时代导游图上的利益坐标和文化资本的道具性噱头。悖论的是尽管我们好像每天都与各自的城市相遇并耳鬓厮磨，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和它若即若离甚至完全背离。城市时代我们都成了失去“故园”的弃儿。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一面接受生活的乏味和苦难，一面又似乎对一切丧失了耐心和信心。一种空虚、孤独和无奈正在成为当下的精神主调。
宇文所安把作为家宅的私人空间看做是自我封闭又不受公共世界干扰的“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机智与私人生活》） 然而以“梁庄”为代表的那些离乡在外的人已经丧失了故乡的家宅，这种丧失不仅是现实生存层面的更是精神上甚至是症候意义上的。在这个层面上而言，不是一个地方塑造了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作家塑造了一个地方。而对于当下的城市中国而言，要企图重塑一个关于乡土的“地方”你必须接受那个巨大的坍塌的声音以及形同地震般的颤栗。
地方空间的缩减、文化乡愁和精神的异乡体验已经成为新一轮的时代病。而能够深处这种时代病症之中予以发声已经实属艰难，而能够在痛苦而艰难地发声的同时最自身立场、叙述姿态、修辞和想象力的视角以及乡土空间场域自身能与予以不留情面地痛彻反省和自我盘诘的声音更是难上加难。而梁鸿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灵魂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有陷入某种危机的感觉。”（《中国在梁庄》台湾人间版）是的！这个年代不乏优秀的学者，但是罕有重要的自省的知识分子。
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诗学地理版图的不断缩减和不断同一化，我们成了不折不扣的“异乡人”，“等到你到达山顶或小路拐弯处，你会不会发现人已不在了，景色也变了，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或者，如果家乡没变，你会不会发现你自己大为改变、失去了根，以致你的家乡拒绝你回去，拒绝让你参加家乡的共同生活？”（《流放者归来》）
我还记得几年前，在梁鸿工作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完诗歌的时候，一个中文系的女生从教室里跑出来追上我们。她因为我的诗歌讲座中谈到的历史和诗人之死而在不停流泪。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在她低声的嗫嚅里我终于听清楚了“90后”等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的感受——太麻木、太虚弱又太想拥有这个光芒不再的北京！我更认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