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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我打小就“拳打脚踢”地酷爱。那时候我忙活着哪:演话剧、朗诵、吹笛子、打扬琴、拉手风琴、跳舞、唱歌。学校里演出六个节目,我能上四回台,弄得在学校当老师的爸爸看着我直犯糊涂,说:“你算干吗的?”
可是直到说上相声,我总感觉没有出头之日。我总结经验:不是我不行,是我没遇见贵人。
我有贵人相助的艺术人生,是从与师胜杰一起说相声开始的。打那时起,人生命运的天平就一直往我这边倾斜:马季选我进了北京,李文华屈尊与我合作,春节联欢晚会挑我当了个“始作俑者”,唐杰忠接班李文华跟我搭档……反正,特顺。但是1986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只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更是老天爷“护犊子”般地对我偏心眼儿。
那一年,我认识了大作家谌容。她的《人到中年》把多少读者看得痛哭流涕。没想到谌容老师对我说:“我还有能逗得你死去活来的小说呢!”于是,我读了她的《减去十岁》。嘿,那绝对是篇相声结构的小说。
我去谌容老师家是和陈佩斯一起去的。我们相约一起向大作家取经,谈谈喜剧,争取捞点儿“干货”回来搞创作。听说我们两个要去,谌容的两个儿子早早就到妈妈家等我们。打一进门,我和陈佩斯想向大作家“取经”的伟大计划就泡了汤。在基层单位工会搞宣传的谌容的小儿子太喜欢陈佩斯了。他不断地向陈佩斯介绍他全部的表演技能和伟大的喜剧抱负,三个小时几乎没停嘴。而我,早被谌容的大儿子揪到了一边:“我妈那小说不是相声。她那个太文学,离胡同太远。你得听我的小说。我有专门写研究耗子的,有老太太娶小伙子的,有掉老虎洞里和老虎聊天的……”把我都听晕了!我们在谌容老师家里的三个小时,跟正主儿没说上几句话,时间全被她两个儿子抢占了。
但是,这三个小时,让我和陈佩斯都成了大赢家:陈佩斯带走了一个未来的喜剧明星——梁天,而我得到了一个以后为全中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多欢笑的合作者——梁左。
第二天,梁左给我拿来了他的手稿《虎口余生》。多好的喜剧小说,把我给看哭了!
我太激动了!我敏感地意识到: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位贵人出现了。我一边反复地读他的小说,一边在心底唱“呼儿嗨哟……”
那时候我每天非常忙碌。毕竟当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第五任团长,那是我一天到晚都找不着北的时期。但是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当时正赶上团里到广州演出,坐火车——不是现在的高铁,是见到大一点儿的车站就停的那种。北京到广州,两天三夜!这老天爷偏心眼儿是偏到家了。我晓行夜不休,除了餐车和厕所哪儿也不去(当然,也没地方去),在没有任何闲杂事务干扰的情况下,在硬卧卧铺上,愣是在巴掌大的小笔记本上一气呵成地把《虎口余生》改编成了一段相声,还重起了个名字——《虎口遐想》。
利用在广州演出的间隙,我和唐杰忠老师进行了排练。当我们把词儿背熟,演出队伍已经转战到了湖北武汉。
我的《虎口遐想》处女秀是给湖北省党校学习班的学员和一部分部队战士演的。在一个体育馆里,一部分观众坐在地上,一部分观众坐在观众席。人不少,但是,我在这里接受了一通“精神拷打”——观众们把相声当真事听了。从“我”掉进老虎洞的那一刹那起,几乎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眼巴巴地瞪着我。那架势,只要当时有个人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现场所有的人,也不管是不是黨员,就会一拥而上把我从演出现场抬走!我的妈哟,甭说观众不乐,那个氛围,连我都不敢乐了。声嘶力竭地演完,得到的掌声还不少——不是因为我的相声可乐,而是因为我利用“女同志的裙带子和男同志的皮带结成的绳子”爬了上来,老虎没吃我,他们为我的“绝处逢生”感到庆幸。
“你太使劲了,连我听着都害怕!”这是唐杰忠老师给我的评语。
相声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现场观众乐不乐,认可不认可。光乐了,不认可你的内容,不行;内容主题不错,不可乐,更不行。连马季老师这样的大家都说:“多棒的、多有经验的演员和作者,也不能保证自己写的包袱准响。”响不响,都得在“台上撞”,让实践说话。
晚上,我和梁左通了一个电话。
“今天首场,咱们这段相声把我‘撞晕了’!”我说。
“是不是特别火?”
“什么呀,效果不行!”
“不可能!”梁左不信。
“真的,我也不信,但是效果特差。唐老师说我把劲儿使过了,人家当真事听了!”
“你等等……得多想想,老革命遇见新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老革命”是谁——我?他?唐杰忠?我跟他讲了多有本事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也得“台上撞”的相声包袱规则之后,他说:“我低估了相声,它和小说不一样……”
回到北京,我和梁左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一点儿一点儿地找放松的感觉,去“演”一个小学徒工,“演”一个有文化、有抱负就是没机会的小青年,“演”一个就像梁天见着陈佩斯那样愿意滔滔不绝表现自己的时代青年。
终于,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场地,面对近万名观众,《虎口遐想》登台了!梁左选了个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相声还没开演,他自己已经乐了半天了,因为他从来没坐过那么显耀的位置。
我那天特放松。当时我想,别的不说,一定要先把梁左逗乐了!大概他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居然在我说相声的时候把两只手掌放在脑袋上边,呼扇呼扇地做耳朵扇动状。
演出效果山崩地裂,人们笑得死去活来!梁左乐呵呵地跑过来向我祝贺。我问他:“你跟我做什么怪相?影响我演出!”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得见我不,想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
《虎口遐想》成功了。它在题材构思、人物塑造、语言组合、表达方式、包袱结构上都体现出了一种冲破传统手法的创新。尤其是在相声业内,它的影响非同一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从惊讶到欣赏、从质疑到感悟的递进式的思考过程。“没有主题思想”“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观众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这些传统论调,几乎瞬间就被湮没在大家对《虎口遐想》这段相声的手法新颖、语言清新、带有西方“灾难体”题材特点的赞扬声中。
(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虎口遐想三十年》,千百度荐)
可是直到说上相声,我总感觉没有出头之日。我总结经验:不是我不行,是我没遇见贵人。
我有贵人相助的艺术人生,是从与师胜杰一起说相声开始的。打那时起,人生命运的天平就一直往我这边倾斜:马季选我进了北京,李文华屈尊与我合作,春节联欢晚会挑我当了个“始作俑者”,唐杰忠接班李文华跟我搭档……反正,特顺。但是1986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只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更是老天爷“护犊子”般地对我偏心眼儿。
那一年,我认识了大作家谌容。她的《人到中年》把多少读者看得痛哭流涕。没想到谌容老师对我说:“我还有能逗得你死去活来的小说呢!”于是,我读了她的《减去十岁》。嘿,那绝对是篇相声结构的小说。
我去谌容老师家是和陈佩斯一起去的。我们相约一起向大作家取经,谈谈喜剧,争取捞点儿“干货”回来搞创作。听说我们两个要去,谌容的两个儿子早早就到妈妈家等我们。打一进门,我和陈佩斯想向大作家“取经”的伟大计划就泡了汤。在基层单位工会搞宣传的谌容的小儿子太喜欢陈佩斯了。他不断地向陈佩斯介绍他全部的表演技能和伟大的喜剧抱负,三个小时几乎没停嘴。而我,早被谌容的大儿子揪到了一边:“我妈那小说不是相声。她那个太文学,离胡同太远。你得听我的小说。我有专门写研究耗子的,有老太太娶小伙子的,有掉老虎洞里和老虎聊天的……”把我都听晕了!我们在谌容老师家里的三个小时,跟正主儿没说上几句话,时间全被她两个儿子抢占了。
但是,这三个小时,让我和陈佩斯都成了大赢家:陈佩斯带走了一个未来的喜剧明星——梁天,而我得到了一个以后为全中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多欢笑的合作者——梁左。
第二天,梁左给我拿来了他的手稿《虎口余生》。多好的喜剧小说,把我给看哭了!
我太激动了!我敏感地意识到: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位贵人出现了。我一边反复地读他的小说,一边在心底唱“呼儿嗨哟……”
那时候我每天非常忙碌。毕竟当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第五任团长,那是我一天到晚都找不着北的时期。但是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当时正赶上团里到广州演出,坐火车——不是现在的高铁,是见到大一点儿的车站就停的那种。北京到广州,两天三夜!这老天爷偏心眼儿是偏到家了。我晓行夜不休,除了餐车和厕所哪儿也不去(当然,也没地方去),在没有任何闲杂事务干扰的情况下,在硬卧卧铺上,愣是在巴掌大的小笔记本上一气呵成地把《虎口余生》改编成了一段相声,还重起了个名字——《虎口遐想》。
利用在广州演出的间隙,我和唐杰忠老师进行了排练。当我们把词儿背熟,演出队伍已经转战到了湖北武汉。
我的《虎口遐想》处女秀是给湖北省党校学习班的学员和一部分部队战士演的。在一个体育馆里,一部分观众坐在地上,一部分观众坐在观众席。人不少,但是,我在这里接受了一通“精神拷打”——观众们把相声当真事听了。从“我”掉进老虎洞的那一刹那起,几乎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眼巴巴地瞪着我。那架势,只要当时有个人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现场所有的人,也不管是不是黨员,就会一拥而上把我从演出现场抬走!我的妈哟,甭说观众不乐,那个氛围,连我都不敢乐了。声嘶力竭地演完,得到的掌声还不少——不是因为我的相声可乐,而是因为我利用“女同志的裙带子和男同志的皮带结成的绳子”爬了上来,老虎没吃我,他们为我的“绝处逢生”感到庆幸。
“你太使劲了,连我听着都害怕!”这是唐杰忠老师给我的评语。
相声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现场观众乐不乐,认可不认可。光乐了,不认可你的内容,不行;内容主题不错,不可乐,更不行。连马季老师这样的大家都说:“多棒的、多有经验的演员和作者,也不能保证自己写的包袱准响。”响不响,都得在“台上撞”,让实践说话。
晚上,我和梁左通了一个电话。
“今天首场,咱们这段相声把我‘撞晕了’!”我说。
“是不是特别火?”
“什么呀,效果不行!”
“不可能!”梁左不信。
“真的,我也不信,但是效果特差。唐老师说我把劲儿使过了,人家当真事听了!”
“你等等……得多想想,老革命遇见新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老革命”是谁——我?他?唐杰忠?我跟他讲了多有本事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也得“台上撞”的相声包袱规则之后,他说:“我低估了相声,它和小说不一样……”
回到北京,我和梁左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一点儿一点儿地找放松的感觉,去“演”一个小学徒工,“演”一个有文化、有抱负就是没机会的小青年,“演”一个就像梁天见着陈佩斯那样愿意滔滔不绝表现自己的时代青年。
终于,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场地,面对近万名观众,《虎口遐想》登台了!梁左选了个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相声还没开演,他自己已经乐了半天了,因为他从来没坐过那么显耀的位置。
我那天特放松。当时我想,别的不说,一定要先把梁左逗乐了!大概他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居然在我说相声的时候把两只手掌放在脑袋上边,呼扇呼扇地做耳朵扇动状。
演出效果山崩地裂,人们笑得死去活来!梁左乐呵呵地跑过来向我祝贺。我问他:“你跟我做什么怪相?影响我演出!”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得见我不,想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
《虎口遐想》成功了。它在题材构思、人物塑造、语言组合、表达方式、包袱结构上都体现出了一种冲破传统手法的创新。尤其是在相声业内,它的影响非同一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从惊讶到欣赏、从质疑到感悟的递进式的思考过程。“没有主题思想”“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观众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这些传统论调,几乎瞬间就被湮没在大家对《虎口遐想》这段相声的手法新颖、语言清新、带有西方“灾难体”题材特点的赞扬声中。
(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虎口遐想三十年》,千百度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