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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天津召开六大城市统筹城乡发展座谈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成都六市发展改革委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六市统筹城乡发展进展情况，研讨了“十二五”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一、新进展
（一）编制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专项规划
北京、上海等城市正在抓紧编制“十二五”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专项规划，从规划层面统筹谋划今后的工作。
（二）惠农支农投入取得新突破
北京市连续6年固定资产投资投向郊区的比例超过50%。上海市财政支农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6年的5.1%提高到2009年的7.3%，中心城区和郊区基础设施投资强度比从“十五”的2.5∶1调整为“十一五”的1.6∶1。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北京市基本实现“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光纤网络”，天津市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一体化，上海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率达到95%，重庆市实现全民医保目标，武汉市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格局，成都市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社区。
（四）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北京市构建由农业贷款、农业投资、农业担保、农业投资基金、农村信用社建设、农业保险和农业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组成的“七农”现代金融服务平台。天津市推进宅基地换房，上海市建立基本农田、公益林、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重庆市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政策，武汉市建立农村公益服务“以钱养事”新机制，成都市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五）农民收入跃上新台阶
2009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农民人均纯收分别达到11668元、12482元、8687元、7161元和712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2.29∶1、2.46∶1、2.31∶1、2.57∶1和2.62∶1，城乡差距明显低于全国3.33∶1的比例。
二、新问题
（一）户籍问题
本地农民不愿意“农转非”与外地农民“农转非”难的问题并存。由于郊区土地升值潜力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以及附着于农村户口和土地上的优惠政策及福利待遇，目前城市郊区农民大多数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过去一些“农转非”的甚至要求“非转农”。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外地农民工难以在务工城市得到户籍。
（二）农村“空心化”与“城市病”并存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以及农村建房存在建新不拆旧的现象，目前形成了一些“空心村”。同时，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城市的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水电供应紧张、社会管理难度大等问题凸显。
（三）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非农化倾向明显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村劳力、存款及土地增值收益等要素流向城市，一些农产品生产受到影响。比如蔬菜，据调查，2006—2009年，京、津、沪三大城市蔬菜播种面积由33.82万公顷减少到27.75万公顷，减少了17.9%，而同期三市常住人口由4471万人增加到4904万人，增加了9.7%，这一增一减给城市蔬菜供应和价格带来不利影响。
（四）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些地方对中央提出的“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要求，缺乏足够认识和有力措施，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农民及社会资金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突出。
三、建议
大城市虽然农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须有清醒、足够的认识，并进一步加强以下工作。
第一，通过保护菜地、支持菜农、注重物流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保障蔬菜供应，防止菜价过度上涨。
第二，在土地征用、耕地流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更好地保障耕地安全和农民权益。
第三，在城区、郊区镇、农村的居民和外来农民工多元社会保障方面，政府补助标准应逐步缩小差距。
第四，当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工转为户籍市民，要依据《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解决好承包地、宅基地等问题，并综合考虑农民意愿、城市人口容量、城市财力等因素，统筹解决好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
第五，推进农村集体财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交易市场，加强维权、监管等工作。
第六，在城市郊区更好地发展小城镇，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缓解主城区在住房、交通、服务、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第七，在注重发挥郊区农村的农业、生态、水资源保护、旅游等综合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对耕地、生态等的补偿。
第八，要加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规划工作，在“十二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中，提出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第九，各级财政性资金，在安排上要进一步向统筹城乡方面倾斜，并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和效益。
第十，建立和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
一、新进展
（一）编制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专项规划
北京、上海等城市正在抓紧编制“十二五”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专项规划，从规划层面统筹谋划今后的工作。
（二）惠农支农投入取得新突破
北京市连续6年固定资产投资投向郊区的比例超过50%。上海市财政支农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6年的5.1%提高到2009年的7.3%，中心城区和郊区基础设施投资强度比从“十五”的2.5∶1调整为“十一五”的1.6∶1。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北京市基本实现“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光纤网络”，天津市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一体化，上海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率达到95%，重庆市实现全民医保目标，武汉市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格局，成都市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社区。
（四）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北京市构建由农业贷款、农业投资、农业担保、农业投资基金、农村信用社建设、农业保险和农业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组成的“七农”现代金融服务平台。天津市推进宅基地换房，上海市建立基本农田、公益林、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重庆市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政策，武汉市建立农村公益服务“以钱养事”新机制，成都市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五）农民收入跃上新台阶
2009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农民人均纯收分别达到11668元、12482元、8687元、7161元和712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2.29∶1、2.46∶1、2.31∶1、2.57∶1和2.62∶1，城乡差距明显低于全国3.33∶1的比例。
二、新问题
（一）户籍问题
本地农民不愿意“农转非”与外地农民“农转非”难的问题并存。由于郊区土地升值潜力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以及附着于农村户口和土地上的优惠政策及福利待遇，目前城市郊区农民大多数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过去一些“农转非”的甚至要求“非转农”。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外地农民工难以在务工城市得到户籍。
（二）农村“空心化”与“城市病”并存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以及农村建房存在建新不拆旧的现象，目前形成了一些“空心村”。同时，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城市的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水电供应紧张、社会管理难度大等问题凸显。
（三）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非农化倾向明显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村劳力、存款及土地增值收益等要素流向城市，一些农产品生产受到影响。比如蔬菜，据调查，2006—2009年，京、津、沪三大城市蔬菜播种面积由33.82万公顷减少到27.75万公顷，减少了17.9%，而同期三市常住人口由4471万人增加到4904万人，增加了9.7%，这一增一减给城市蔬菜供应和价格带来不利影响。
（四）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些地方对中央提出的“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要求，缺乏足够认识和有力措施，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农民及社会资金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突出。
三、建议
大城市虽然农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须有清醒、足够的认识，并进一步加强以下工作。
第一，通过保护菜地、支持菜农、注重物流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保障蔬菜供应，防止菜价过度上涨。
第二，在土地征用、耕地流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更好地保障耕地安全和农民权益。
第三，在城区、郊区镇、农村的居民和外来农民工多元社会保障方面，政府补助标准应逐步缩小差距。
第四，当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工转为户籍市民，要依据《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解决好承包地、宅基地等问题，并综合考虑农民意愿、城市人口容量、城市财力等因素，统筹解决好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
第五，推进农村集体财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交易市场，加强维权、监管等工作。
第六，在城市郊区更好地发展小城镇，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缓解主城区在住房、交通、服务、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第七，在注重发挥郊区农村的农业、生态、水资源保护、旅游等综合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对耕地、生态等的补偿。
第八，要加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规划工作，在“十二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中，提出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第九，各级财政性资金，在安排上要进一步向统筹城乡方面倾斜，并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和效益。
第十，建立和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