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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顺号到宝和斋没了，现在都是卖咖啡和旅游商品的了。鑫园澡堂——以前老北京城很有名的澡堂子没了，现在是三层楼的旅店了。龙王庙也没有了，被这个旅店吞吃了。洪记馒首铺、振阳春饭铺这几个店也都没有了……摊开自己画的《烟袋斜街旧影图卷》，79岁的何大齐一家一家地划拉着，细数儿时游玩的这条商业街。
说这些的时候，何大齐正坐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高层公寓里。窗外不远处，528米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直插云霄，再往前就是土豪金的人民日报新大楼、央视新大楼“大裤衩”、国贸三期……
接着往西走十几公里，才是何大齐从小长大的四合院。小时候，何大齐住黄城根胡同，奔什刹海玩，他总打烟袋斜街过。烟袋斜街不长不宽，形似一个烟斗，既有卖古玩、文房四宝的，又有卖油烟、爆肚的，还有摆摊的、遛鸟的、溜达的骆驼和抖空竹的小孩，“那时候人少，北京城也小，比较自由”。而今，这里成了游客们的打卡胜地，每天游人如织。
城市在高速发展，每次出门遛弯儿，何大齐总能发现家附近的一些新变化。不过，他一闭眼，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的都是过去的老北京城，过去的生活。他把这些记忆留在了画纸上。
黄城根往事
“臭豆腐，酱豆腐，卤虾小菜酱黄瓜。”“活秧的豌豆哎！多给的豌豆，赛过榛瓤。”胡同的一天是从叫卖声开始的。黄城根胡同紧邻西四牌楼，往北走是护国寺，往西走是白塔寺，何大齐从5岁到26岁，一直生活在这里。
“哗啦……哗啦，他是用四块铁片绑在一起，摇一摇，再加上吆喝。”何大齐一边用手示范，一边说，“这代表着磨剪子、磨刀的来了。”以前的老北京城，街市是行走的，胡同里的叫卖声传到院子，大家听音识人。奶奶在家里话事，又是个极疼小辈儿的，三不五时就招呼着捏江米人、卖西瓜的往家里来。
而儿时的何大齐只醉心于拿着三叔的听诊器站在院子里听吆喝声，他把听诊头挂在耳朵上：一个卖白薯的老头叫卖声最为简单，“又熟了哎……”哎字拖得很长，特别悠远;一位卖水果的青年人吆喝声最有特色“百里百里（白梨白梨）”，山东口音很重，但声音脆而有力。
黄城根的四合院总共有五进，人少，房子多，不住人的地方，往往杂草都长到窗户。童年时，家就是何大齐的动物园。院里养着狗和一大缸金鱼，屋顶上有野猫，夜晚时，黄鼠狼就开始和猫打架。夏天的早上，季鸟、伏天子扯着嗓子叫个没完，到了晚上，蛐蛐、油葫芦也不甘示弱，争当“好声音”。何大齐當时最爱玩逗蚂蚁的游戏。他看见吃残渣剩饭的蚂蚁黑压压的，聚成一团，立刻用卫生球画一个圈，“蚂蚁闻着味儿，就出不去了”。
这院子还是个植物园，种着枣树、桃树、苹果树、杏树、葡萄、藤萝……百花盛开的时候，蜜蜂、马蜂、蝴蝶都在花丛里钻来钻去。一到秋天拿竹杆子打枣，“那枣都好吃着呢”，何大齐脸昂着，两眼发亮，回味道。
出了家门就是一条菜市场，窝棚里有卖粮食的、卖菜的、卖肉的、卖鱼虾的、卖调料的……五行八作都在这里讨营生。小时候，何大齐就在这儿整天看人，看卖鹅毛扇的人挑担子的动作、来买蝈蝈儿的人的神情，学算卦先生的话术。
每年奶奶的大寿是何家的一大盛事。早上刚起来，同和居的厨师就到家去了，五六个小伙子，都操着一口的山东话。端菜的，打雜的，做饭的红案和白案，开始在院里布置，搭炉灶、搭棚子。中饭客人少，只有两三桌，一般就简单地吃点打卤面，上五六个炒菜。晚饭就隆重了，五六十人来吃饭，必须分两波才能吃完。“我奶奶特别喜欢热闹，晚辈来了都先给她磕头，完了就是坐在那儿说话、打麻将。”
这时，何大齐总跑去厨房“偷师”。“我在旁边看怎么做这饭，比如糖醋鱼这道菜，这鱼怎么炸，炸完之后怎么拿布包上，怎么捏，然后怎么勾汁、怎么倒等等，这整个全过程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
几年前，北京电视台录节目，提出来要拍一下何大齐的故居，他再次回到黄城根胡同。他回去一看，大门已经没有了，变成一个足疗店。“我进去了，那人还招待我，以为我要足疗。”何大齐想去后面的院子看看，但走进去一看，后面都封死了。“过不去了，院子里搭了好多东西，已经面目全非了。”
后来，何大齐也回过曾经住过的刘兰塑胡同，现在也已经被拆了。“全没了，变化太大了，也跟历史翻过一页一样，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何大齐叹息道，于是他决定用笔画下来。
画坛草寇
何大齐没学过画，退休前，他是一位语文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书的儿子戏称他是“画坛草寇”，什么透视、比例、结构，何大齐没听老师讲过，美术学院画室里的模特儿他一天也没画过，他的画是从市井里泡出来的。
何大齐祖上是嘉庆年间迁到北京的，何家出过书法家，但却没有画画的，唯独他对画画十分痴迷。几岁时，何大齐就在墙壁上画。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净画一些日本鬼子、德国希特勒的士兵和抗美援朝中的美国佬。“完全就是凭想象，那是儿童画嘛，看了一些电影，还有一些杂志刊物的德国兵照片，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挥。”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德国兵的帽子像一个“八”字等。
初中时，何大齐开始画速写和素描，画纸是在旧货摊上买的论斤称的“白报纸”，画板是一个硬纸壳。家门口的菜市场是他学画的第一课堂。模特儿就是他眼前的这些人，什么卖豆纸的、卖黄土的、收破烂儿的小商小贩。何大齐拿着铅笔，对着他们，常常一蹲就是一下午。那时候，大家还把画画叫做“画影”，有些迷信的人认为“画了丢魂”，忌讳这个，不让他画。他便偷偷地画，甚至在实践中还学会了指东打西的战术——明明是看着东边的那个人，实际画的却是西边的。
拿着纸、笔，何大齐走哪儿画哪儿。白塔寺和护国寺经常会有庙会。“说是庙会，其实它跟庙没什么关系，就是集市。”何大齐说，“店里都是空的，锁着门，都在外头摆摊儿，卖什么的都有，卖野药的、拔牙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摔跤的……”
何大齐中学在41中就读，离白塔寺特别近。一般上午放学，吃完饭，他就直奔庙会，下午放学再接着去，一直到吃晚饭才回家。要是一路沿街看到感兴趣的事，也画下来;回到家，看到奶奶正在躺椅上打盹儿，也趁机勾画下来。搬出黄城根胡同时，他画的画装起来有好几麻袋。 虽然是个“野路子”，但何大齐的画现在却很受出版社、媒体的欢迎。他画的老北京民俗、职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后觉得很有味道，把他的一些画集成《燕京往事》一书，《北京晚报》还给他开了专栏，专门讲老北京的民俗。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时，特意找他画了插图。老舍的女儿舒济为书作序说：“他的人物造型生动，环境准确，细节描绘得当，画面富有那个时代的气息，是一套难得的好作品。”此外，何大齐还为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茶馆》画了插 图。
何大齐为《骆驼祥子》共画了24张插图，有一张讲的是祥子从军阀手里逃出来，走到西直门时，他找了个理发的，又到小摊上吃了点儿豆腐脑。何大齐配的插画是这样的：一张理发椅，椅子里都是小抽屉，抽屉里面装的是理发工具，剃头时，来理发的人手里还拿着个小筐，来装碎头发。这些细致的场景，没经历的人可画不出来。
何大齐曾经见过有人画北京的胡同。“我一看这胡同什么细节都没有，就是两边有些房子。这说明他对北京胡同一点也不熟悉，完全没有生活经验。北京胡同的房子门口一般都堆了一堆东西，什么筐啊，什么缸啊，还有老年人乘凉坐的椅子什么的。”
在纸上留住老北京
老汉肩上挑着担，担子上挂着鹅毛扇，小腿束着绑腿带，这是“卖鹅毛扇的”。金甲红袍双耳长，兔爷排排坐在小摊上，这是画的老北京民俗“八月十五买兔爷”。何大齐的画里达官贵人很少，都是以前在家门口摆摊的小人物，“因为我对他们很熟悉，一闭眼都是这些东西”。
畫儿上，一个小脚老奶奶挎着包，旁边站在一个小孩，一边拿着风筝，一边抬头看小商贩递过来的糖葫芦，这是何大齐一幅关于“大糖葫芦”的速写，旁边题着字：大糖葫芦似长龙，蘸上饴糖白又红，五颜六色小旗飘，厂甸庙会春意浓。小时候，何大齐最盼望过年。旧年历是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共二十余天，最是老北京民俗、民情大荟萃的时候，“活动特别多，仪式特别多。吃的东西特别多，玩的东西特别多”。厂甸庙会是北京城内的一大盛事。大糖葫芦是厂甸的标志性食品，最长的有一米多长，小时候何大齐每次过来，都要扛一串回家。
“刚开始，我是有一种怀旧的心理，现在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都不知道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了，以前老年人都穿着绑腿的裤子，现在这种形象都消失了。我觉得这至少是咱们北京发展史当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现在已经过去了，你要是不弄的话就会忘记。”何大齐说。
2009年，何大齐回什刹海游玩，发现这里从一个安静的风景区变成了闹市，到处都是酒吧、咖啡厅。烟袋斜街也早已不复往日的情形，旧店铺不在了，卖的都是旅游商品，生活气儿荡然无存。于是，他想在画上复原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烟袋斜街。
何大齐找到了一个烟袋斜街的“原住民”——“爆肚张”的东家张双祥，今年八十多岁了，之前他们家的摊儿就开在烟袋斜街。公私合营之后，张双祥还成为了烟袋斜街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因此他对烟袋斜街上每个店铺都很熟悉。画之前，何大齐先用相机把现在烟袋斜街上的店铺挨个照一遍，之后再拿铅笔用速写的办法把它全勾出来，拿给张双祥看，让他给标出来原来的店是什么样，他再按照他的标记一一复刻出原貌。之后，何大齐再找一些老人核实，定版后，才拿毛笔一点点画。最终画完后，全幅画长16米，收录52家店铺，294个人，铺满了一排桌子。
“你画一条空街不成，必须有人活动。”何大齐说。为了让整条街活起来，他还为街上添了很多行人，迎娶的队伍、走街串巷的货郎、玩空竹的小孩、拉着骆驼的运煤人等各色人等。这些人虽是何大齐想象出来，但却也不是胡画的。“我翻了很多1949年前后的老照片，那些人穿的、用的，擺摊儿的摊子怎么摆，桌椅怎么放，棚子怎么搭，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
一幅画复原一条街，也定格了一段历史。“你看这个是结婚的仪仗队，最前头是打伞的，后面跟着两个轿子，第一个是新娘子坐的，还有一个轿子是娶亲太太坐的。娶亲太太就是娘家出的一个全乎人——有丈夫、有父母、有公婆、儿女双全。”何大齐指着《烟袋斜街旧影图卷》上的迎娶队伍，对本刊记者介绍道，“你看这送亲人头上戴着的帽子还带着清朝时的感觉。”
不入画了
1966年，何大齐一家从黄城根胡同搬到了刘兰塑胡同，五进的四合院变成了一间半由仓库改成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后，他们一家搬到了石景山。直到2007年，何大齐才搬到了现在的家。他家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幅书法作品，摘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讲古今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
退休后，除了画画，何大齐还被邀请去给一些退休老干部讲书法、汉字。“你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就发现汉字这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它不仅是文字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古人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都反映在汉字里。”何大齐以“休”为例，“一个单立人一个木，这就说明古代人的生活很简单，很简朴，他走累了或者干活干累了，就靠到树上歇一会儿”。“再比如家庭的家，一个宝盖，底下一个豕字，豕就是猪，猪的象形字，宝盖代表房子，就是说过去的农耕社会，家家都养猪。”
但他发现现在了解汉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次，他被邀请到北大去做讲座。一开始，他心里有点打怵，“我一想北大那都是做学术的尖子，我去讲行吗？”结果去了一讲，他发现一些知识分子对此知之甚少，但非常感兴趣。
“除了一些专门研究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汉字的由来，反而，曲解汉字的人越来越多。”何大齐说，“咱们现在的字典只说形、义、音，这字怎么写，这字什么意思，念什么，把汉字弄得十分工具化，让大家刚开始接触汉字时，就失去了了解它的兴趣。”于是，他出了本《万有汉字》，详细解读许慎《说文解字》里的540个部首，帮助大家掌握汉字的造字精髓、识字的技巧，学习隐藏在汉字背后的知识。
何大齐觉得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东西。有一次，去月坛的同和居吃饭，他问服务员有“核桃酪”嗎？这是一种用核桃、江米、枣做成的小吃，他们小时候常吃。年轻的服务员告诉他“没听说过”，厨师也说“不做这个东西了”。后来，他在另外一家店里找到了这个菜，但价格奇贵，“因为料都是要人工锤的，费事儿”。
过去的味道只能是追忆了。如今，何大齐已经不走哪儿画哪儿了，他大部分的乐趣都在回忆，把曾经的老北京留在他的画里，他的文字里。采访的最后，本刊记者问他：“现在还会拿着本出门速写吗？”他指着阳台外面一幢幢像盒子一样的楼盘，连连摆手说：“不入画了。”
（本文选自：看天下 2019年27期）
说这些的时候，何大齐正坐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高层公寓里。窗外不远处，528米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直插云霄，再往前就是土豪金的人民日报新大楼、央视新大楼“大裤衩”、国贸三期……
接着往西走十几公里，才是何大齐从小长大的四合院。小时候，何大齐住黄城根胡同，奔什刹海玩，他总打烟袋斜街过。烟袋斜街不长不宽，形似一个烟斗，既有卖古玩、文房四宝的，又有卖油烟、爆肚的，还有摆摊的、遛鸟的、溜达的骆驼和抖空竹的小孩，“那时候人少，北京城也小，比较自由”。而今，这里成了游客们的打卡胜地，每天游人如织。
城市在高速发展，每次出门遛弯儿，何大齐总能发现家附近的一些新变化。不过，他一闭眼，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的都是过去的老北京城，过去的生活。他把这些记忆留在了画纸上。
黄城根往事
“臭豆腐，酱豆腐，卤虾小菜酱黄瓜。”“活秧的豌豆哎！多给的豌豆，赛过榛瓤。”胡同的一天是从叫卖声开始的。黄城根胡同紧邻西四牌楼，往北走是护国寺，往西走是白塔寺，何大齐从5岁到26岁，一直生活在这里。
“哗啦……哗啦，他是用四块铁片绑在一起，摇一摇，再加上吆喝。”何大齐一边用手示范，一边说，“这代表着磨剪子、磨刀的来了。”以前的老北京城，街市是行走的，胡同里的叫卖声传到院子，大家听音识人。奶奶在家里话事，又是个极疼小辈儿的，三不五时就招呼着捏江米人、卖西瓜的往家里来。
而儿时的何大齐只醉心于拿着三叔的听诊器站在院子里听吆喝声，他把听诊头挂在耳朵上：一个卖白薯的老头叫卖声最为简单，“又熟了哎……”哎字拖得很长，特别悠远;一位卖水果的青年人吆喝声最有特色“百里百里（白梨白梨）”，山东口音很重，但声音脆而有力。
黄城根的四合院总共有五进，人少，房子多，不住人的地方，往往杂草都长到窗户。童年时，家就是何大齐的动物园。院里养着狗和一大缸金鱼，屋顶上有野猫，夜晚时，黄鼠狼就开始和猫打架。夏天的早上，季鸟、伏天子扯着嗓子叫个没完，到了晚上，蛐蛐、油葫芦也不甘示弱，争当“好声音”。何大齐當时最爱玩逗蚂蚁的游戏。他看见吃残渣剩饭的蚂蚁黑压压的，聚成一团，立刻用卫生球画一个圈，“蚂蚁闻着味儿，就出不去了”。
这院子还是个植物园，种着枣树、桃树、苹果树、杏树、葡萄、藤萝……百花盛开的时候，蜜蜂、马蜂、蝴蝶都在花丛里钻来钻去。一到秋天拿竹杆子打枣，“那枣都好吃着呢”，何大齐脸昂着，两眼发亮，回味道。
出了家门就是一条菜市场，窝棚里有卖粮食的、卖菜的、卖肉的、卖鱼虾的、卖调料的……五行八作都在这里讨营生。小时候，何大齐就在这儿整天看人，看卖鹅毛扇的人挑担子的动作、来买蝈蝈儿的人的神情，学算卦先生的话术。
每年奶奶的大寿是何家的一大盛事。早上刚起来，同和居的厨师就到家去了，五六个小伙子，都操着一口的山东话。端菜的，打雜的，做饭的红案和白案，开始在院里布置，搭炉灶、搭棚子。中饭客人少，只有两三桌，一般就简单地吃点打卤面，上五六个炒菜。晚饭就隆重了，五六十人来吃饭，必须分两波才能吃完。“我奶奶特别喜欢热闹，晚辈来了都先给她磕头，完了就是坐在那儿说话、打麻将。”
这时，何大齐总跑去厨房“偷师”。“我在旁边看怎么做这饭，比如糖醋鱼这道菜，这鱼怎么炸，炸完之后怎么拿布包上，怎么捏，然后怎么勾汁、怎么倒等等，这整个全过程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
几年前，北京电视台录节目，提出来要拍一下何大齐的故居，他再次回到黄城根胡同。他回去一看，大门已经没有了，变成一个足疗店。“我进去了，那人还招待我，以为我要足疗。”何大齐想去后面的院子看看，但走进去一看，后面都封死了。“过不去了，院子里搭了好多东西，已经面目全非了。”
后来，何大齐也回过曾经住过的刘兰塑胡同，现在也已经被拆了。“全没了，变化太大了，也跟历史翻过一页一样，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何大齐叹息道，于是他决定用笔画下来。
画坛草寇
何大齐没学过画，退休前，他是一位语文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书的儿子戏称他是“画坛草寇”，什么透视、比例、结构，何大齐没听老师讲过，美术学院画室里的模特儿他一天也没画过，他的画是从市井里泡出来的。
何大齐祖上是嘉庆年间迁到北京的，何家出过书法家，但却没有画画的，唯独他对画画十分痴迷。几岁时，何大齐就在墙壁上画。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净画一些日本鬼子、德国希特勒的士兵和抗美援朝中的美国佬。“完全就是凭想象，那是儿童画嘛，看了一些电影，还有一些杂志刊物的德国兵照片，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挥。”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德国兵的帽子像一个“八”字等。
初中时，何大齐开始画速写和素描，画纸是在旧货摊上买的论斤称的“白报纸”，画板是一个硬纸壳。家门口的菜市场是他学画的第一课堂。模特儿就是他眼前的这些人，什么卖豆纸的、卖黄土的、收破烂儿的小商小贩。何大齐拿着铅笔，对着他们，常常一蹲就是一下午。那时候，大家还把画画叫做“画影”，有些迷信的人认为“画了丢魂”，忌讳这个，不让他画。他便偷偷地画，甚至在实践中还学会了指东打西的战术——明明是看着东边的那个人，实际画的却是西边的。
拿着纸、笔，何大齐走哪儿画哪儿。白塔寺和护国寺经常会有庙会。“说是庙会，其实它跟庙没什么关系，就是集市。”何大齐说，“店里都是空的，锁着门，都在外头摆摊儿，卖什么的都有，卖野药的、拔牙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摔跤的……”
何大齐中学在41中就读，离白塔寺特别近。一般上午放学，吃完饭，他就直奔庙会，下午放学再接着去，一直到吃晚饭才回家。要是一路沿街看到感兴趣的事，也画下来;回到家，看到奶奶正在躺椅上打盹儿，也趁机勾画下来。搬出黄城根胡同时，他画的画装起来有好几麻袋。 虽然是个“野路子”，但何大齐的画现在却很受出版社、媒体的欢迎。他画的老北京民俗、职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后觉得很有味道，把他的一些画集成《燕京往事》一书，《北京晚报》还给他开了专栏，专门讲老北京的民俗。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时，特意找他画了插图。老舍的女儿舒济为书作序说：“他的人物造型生动，环境准确，细节描绘得当，画面富有那个时代的气息，是一套难得的好作品。”此外，何大齐还为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茶馆》画了插 图。
何大齐为《骆驼祥子》共画了24张插图，有一张讲的是祥子从军阀手里逃出来，走到西直门时，他找了个理发的，又到小摊上吃了点儿豆腐脑。何大齐配的插画是这样的：一张理发椅，椅子里都是小抽屉，抽屉里面装的是理发工具，剃头时，来理发的人手里还拿着个小筐，来装碎头发。这些细致的场景，没经历的人可画不出来。
何大齐曾经见过有人画北京的胡同。“我一看这胡同什么细节都没有，就是两边有些房子。这说明他对北京胡同一点也不熟悉，完全没有生活经验。北京胡同的房子门口一般都堆了一堆东西，什么筐啊，什么缸啊，还有老年人乘凉坐的椅子什么的。”
在纸上留住老北京
老汉肩上挑着担，担子上挂着鹅毛扇，小腿束着绑腿带，这是“卖鹅毛扇的”。金甲红袍双耳长，兔爷排排坐在小摊上，这是画的老北京民俗“八月十五买兔爷”。何大齐的画里达官贵人很少，都是以前在家门口摆摊的小人物，“因为我对他们很熟悉，一闭眼都是这些东西”。
畫儿上，一个小脚老奶奶挎着包，旁边站在一个小孩，一边拿着风筝，一边抬头看小商贩递过来的糖葫芦，这是何大齐一幅关于“大糖葫芦”的速写，旁边题着字：大糖葫芦似长龙，蘸上饴糖白又红，五颜六色小旗飘，厂甸庙会春意浓。小时候，何大齐最盼望过年。旧年历是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共二十余天，最是老北京民俗、民情大荟萃的时候，“活动特别多，仪式特别多。吃的东西特别多，玩的东西特别多”。厂甸庙会是北京城内的一大盛事。大糖葫芦是厂甸的标志性食品，最长的有一米多长，小时候何大齐每次过来，都要扛一串回家。
“刚开始，我是有一种怀旧的心理，现在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都不知道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了，以前老年人都穿着绑腿的裤子，现在这种形象都消失了。我觉得这至少是咱们北京发展史当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现在已经过去了，你要是不弄的话就会忘记。”何大齐说。
2009年，何大齐回什刹海游玩，发现这里从一个安静的风景区变成了闹市，到处都是酒吧、咖啡厅。烟袋斜街也早已不复往日的情形，旧店铺不在了，卖的都是旅游商品，生活气儿荡然无存。于是，他想在画上复原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烟袋斜街。
何大齐找到了一个烟袋斜街的“原住民”——“爆肚张”的东家张双祥，今年八十多岁了，之前他们家的摊儿就开在烟袋斜街。公私合营之后，张双祥还成为了烟袋斜街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因此他对烟袋斜街上每个店铺都很熟悉。画之前，何大齐先用相机把现在烟袋斜街上的店铺挨个照一遍，之后再拿铅笔用速写的办法把它全勾出来，拿给张双祥看，让他给标出来原来的店是什么样，他再按照他的标记一一复刻出原貌。之后，何大齐再找一些老人核实，定版后，才拿毛笔一点点画。最终画完后，全幅画长16米，收录52家店铺，294个人，铺满了一排桌子。
“你画一条空街不成，必须有人活动。”何大齐说。为了让整条街活起来，他还为街上添了很多行人，迎娶的队伍、走街串巷的货郎、玩空竹的小孩、拉着骆驼的运煤人等各色人等。这些人虽是何大齐想象出来，但却也不是胡画的。“我翻了很多1949年前后的老照片，那些人穿的、用的，擺摊儿的摊子怎么摆，桌椅怎么放，棚子怎么搭，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
一幅画复原一条街，也定格了一段历史。“你看这个是结婚的仪仗队，最前头是打伞的，后面跟着两个轿子，第一个是新娘子坐的，还有一个轿子是娶亲太太坐的。娶亲太太就是娘家出的一个全乎人——有丈夫、有父母、有公婆、儿女双全。”何大齐指着《烟袋斜街旧影图卷》上的迎娶队伍，对本刊记者介绍道，“你看这送亲人头上戴着的帽子还带着清朝时的感觉。”
不入画了
1966年，何大齐一家从黄城根胡同搬到了刘兰塑胡同，五进的四合院变成了一间半由仓库改成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后，他们一家搬到了石景山。直到2007年，何大齐才搬到了现在的家。他家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幅书法作品，摘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讲古今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
退休后，除了画画，何大齐还被邀请去给一些退休老干部讲书法、汉字。“你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就发现汉字这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它不仅是文字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古人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都反映在汉字里。”何大齐以“休”为例，“一个单立人一个木，这就说明古代人的生活很简单，很简朴，他走累了或者干活干累了，就靠到树上歇一会儿”。“再比如家庭的家，一个宝盖，底下一个豕字，豕就是猪，猪的象形字，宝盖代表房子，就是说过去的农耕社会，家家都养猪。”
但他发现现在了解汉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次，他被邀请到北大去做讲座。一开始，他心里有点打怵，“我一想北大那都是做学术的尖子，我去讲行吗？”结果去了一讲，他发现一些知识分子对此知之甚少，但非常感兴趣。
“除了一些专门研究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汉字的由来，反而，曲解汉字的人越来越多。”何大齐说，“咱们现在的字典只说形、义、音，这字怎么写，这字什么意思，念什么，把汉字弄得十分工具化，让大家刚开始接触汉字时，就失去了了解它的兴趣。”于是，他出了本《万有汉字》，详细解读许慎《说文解字》里的540个部首，帮助大家掌握汉字的造字精髓、识字的技巧，学习隐藏在汉字背后的知识。
何大齐觉得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东西。有一次，去月坛的同和居吃饭，他问服务员有“核桃酪”嗎？这是一种用核桃、江米、枣做成的小吃，他们小时候常吃。年轻的服务员告诉他“没听说过”，厨师也说“不做这个东西了”。后来，他在另外一家店里找到了这个菜，但价格奇贵，“因为料都是要人工锤的，费事儿”。
过去的味道只能是追忆了。如今，何大齐已经不走哪儿画哪儿了，他大部分的乐趣都在回忆，把曾经的老北京留在他的画里，他的文字里。采访的最后，本刊记者问他：“现在还会拿着本出门速写吗？”他指着阳台外面一幢幢像盒子一样的楼盘，连连摆手说：“不入画了。”
（本文选自：看天下 2019年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