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镜子与面具》，讲的是国王与诗人的三次约定，国王希望诗人能够写出极致的诗歌来。
　　诗人曾经是个艺匠，他深通韵律学、寓言，隐喻、讽刺……然而，他的杰作并不能感动人心。一年后，他带来几乎颠覆了自我的诗篇，原先的陈套消失了。然而，国王要的是不朽的诗篇。于是才有了第三年的会面，诗人这次空手而来，没有手稿，他念出来的诗篇只有一句，却一下子让国王大惊失色。因为这首诗触及了“禁止人们问津”的“美的罪孽”。
　　博尔赫斯的小说与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也暗合于苏轼的“绚烂平淡”说。写作的最高境界，常常是简单的、纯粹的，伟大诗歌中被消洗掉的，正是烦琐的“技艺”。
　　“技艺”正如某种标记，是升堂入室的证明。很多才华横溢的少年，都能将语言技巧玩弄于股掌之上。但博尔赫斯笔下的诗人最终却回到了几近“原始”的状态，甚至撇去了承载文字的纸张。
　　年少者痴迷“十八般武艺”没有错，只是这些武艺大抵会沦为屠狗之术，于是在虚张声势中耗费掉了杂花生树般的才情。其实“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一段慢慢消解掉技艺执念，并进而寻找到自己的“容器”的过程。见过多少人？走过多少路？读过多少书？碰过多少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种文字的自觉，本質就是自我的、心灵的自觉。
　　在我们用技艺的容器装载心灵的时候，心灵也在寻找最好的容器。